蘇轍《欒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是我們了解蘇軾一生經歷最重要的原始文獻之一。其介紹母親程氏獨自承擔課子之責時說：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蘇軾的童年時代是寫本向印本轉進的關鍵時期。因此，筆者閱讀至此忽有疑問：程氏所讀“東漢史”，究竟是寫本，還是印本？

蘇軾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一文中說：“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老儒先生”的“少時”，約當北宋初年。彼時想要讀到《史》《漢》這種常見史籍，仍很不容易，需要手自抄錄，沒有雕版印本書可讀。《史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漢書》一百二十卷八十余萬字，算上歷代注疏在內則更多。程氏課子的東漢史即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的《后漢書》，就算不計入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孫奭奏請補刻的晉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三十卷，通行本也有紀十卷、傳八十卷，規模不小。蘇轍《欒城三集》卷十《藏書室記》，說蘇洵“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也只是表明蘇洵對數千卷藏書進行過校讎作業，并不可能抄而后讀。若全是手抄，費時費力自不必說，更重要的問題是所費不貲。

寫本時代，藏書數千卷絕非一般士庶可為。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曾派人在蜀中訪書，最終僅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余卷而已。前、后蜀經濟社會相對安定，文化較為繁榮，宋滅蜀，所得書籍數量也不過一萬三千卷。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下詔訪求《開元四部書目》著錄而朝廷闕佚之書，獻書滿三百卷者可甄錄為官。真宗咸平四年（1001）十月又廣開獻書之路，每卷給千錢，三百卷以上者量材錄用，可見宋初聚書實難。

當時的蘇氏只不過是僻處巴蜀一隅的普通人家，并非住在通都大邑，得有機會收集四方書物。歐陽修給蘇洵撰墓志銘，說他家祖上三世皆不顯。蘇洵《族譜后錄下篇》也曾述其祖母宋氏雖然善治生，有余財，但時當蜀中兵燹擾攘，不敢擴大產業，又好施與，故而祖父“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遺產極少，又說其父蘇序“喜為善而不好讀書”，家里似也不會藏書。司馬光為程氏撰寫墓志銘，稱程氏十八歲嫁入蘇家時，“程氏富，而蘇氏極貧”。直到蘇洵欲折節讀書時，為了維持生計，程氏甚至不得不變賣了嫁妝，幾經操持，才使得家庭稍微富足。蘇氏既非家饒于貲，自然無力傭人抄書；數千卷藏書若都是洵一手所抄，亦不可能，畢竟老蘇年少時，實在只是一個游手好閑之人，二十七歲始發憤為學，科考不利，三十九歲時才焚去應舉舊文，縱覽六經百家之言，真正開始閉戶讀書。數千卷藏書，不知要抄到何年何月。

從書籍實物的裝幀形制上，也可略窺一二。寫本文獻長期使用的是卷軸裝。經史典籍單篇別行，一篇即是一卷；以書軸固定，一卷書徐徐展開，恰好適合握持的長度。這種書籍裝幀形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卷書的文字數量大體相當，而且因各篇卷分別裝池，反可以用多種特別的裝幀設計以相互區別，更有利于檢索。于溯女史在浙大高研院演講《卷軸作為方法：書籍史里的史學史》時曾指出：“在卷軸裝時代，通常情況下一卷既是一個物質載體也是一個內容單元，這使得卷軸裝書籍的內容單元比冊頁裝更獨立，在視覺上更突出，且卷軸裝還可以通過配置軸、帙、簽的顏色、制作材料和題字強化這種獨立和突出。”

因此，程氏如果讀的是卷軸裝寫本《后漢書》，各卷之間內容是相互獨立的，大可從書架上按照不同標記迅速定位，抽出一卷進行閱讀，不存在必須像章回小說那樣從頭開始讀的必要。而“至《范滂傳》”這個“至”字表明，程氏是按照一定順序閱讀，只有讀的是已經裝訂成冊的冊頁本，才會特意從前往后閱讀，才會有讀“至”某卷這樣的閱讀狀態，則其所讀，當為冊頁裝本無疑。

或曰：卷軸裝也可以按照順序插架排列，閱讀時逐卷取閱。倘如此，把各卷從卷一到卷九十按次序排列好，就不可能堆疊太多層，否則會將下層的卷子壓出褶皺，折痕處易斷裂；也不利于抽取與放回。而如果只將卷子擺成兩三層，九十卷的《后漢書》需要多個書架。讀者如見過卷軸裝實物，便可明白內容上同是一卷，實物體積上卷軸裝卻要比冊頁裝書籍大許多，殆因其既有書軸，又是單面寫字。如果家中還有其他的書，書房將需很大面積。蘇家數千卷藏書，若為卷軸裝的話，所需書房不知凡幾，應該不是僅足小康的蘇家可承受的。

蘇氏所居雖僻，但并非買不到印本書籍，尤其是科舉考試必備的經典。唐末蜀地佛道教徒已開始雕印宗教讀物。后蜀明德二年（935），宰相毋昭裔自出私財，開始將《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九經”等繡梓。史籍闕略，不知毋氏曾否刻印過《后漢書》。太宗淳化五年（994）命陳充等校勘前、后《漢書》，校畢赴杭州鏤版，至道三年（997）書成，付有司摹印，從此行于天下，此是北宋雕印《后漢書》之始。真宗景德元年（1004）命刁衎等再校淳化本兩漢書，二年，重新刻板付印。此版與淳化本一樣以李賢注本為底本，只有紀傳部分。《志》三十卷，要遲至真宗乾興元年補刻，才得以流布。且《后漢志》單獨刻印，仁宗景祐二年（1035）余靖校刻全新版本的《后漢書》，才形成包含紀、傳、志在內的一百二十卷本。

蘇轍《欒城第三集》卷十《墳院記》說程氏“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蘇軾小小年紀，亦“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這都是紀傳所載的內容，因此合理的推測是，程氏課子所讀的《后漢書》，為無志的淳化本或景德本。景祐二年，二十七歲的蘇洵始大發憤，第二年，蘇軾生，再過九年，蘇洵才東游京師應制舉，此時國子監印書售賣，大相國寺還有不少書店書攤，得書更容易，他才有可能大規模采購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奠定日后家藏數千卷書的規模。

我們回到文章開頭去看一看。少年蘇軾夢想做范滂一樣的名士，他曾有所猶豫，不敢篤定母親會否支持。在程氏鼓勵下，蘇軾“奮厲有當世志”，從此“一肚皮不合時宜”。然當他迭遭禍患，不能不對少年的夢想生出動搖與懷疑來。直聲與奉養，盡忠與盡孝，究竟孰輕孰重？蘇軾晚年著《志林》，曾記述這樣一件事：

郗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

蘇軾讀到郗愔父子的故事，一再悲嘆。名士尤為看重清名，可是面對盡忠以博清名與盡孝以享天倫之間的張力，少年時那種一心只要忠直聲名的慷慨不悔，再也不能理所當然。母親“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的表態雖然給了他一個承諾，解除了他的后顧之憂，但多年以后，歷經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蘇軾怎能不生出濃濃的悲涼：大義凜然的背后，是個體私情的無盡遺憾。嘉祐二年（1057）三月，蘇軾兄弟在東京進士及第，一時名動南北。四月初八，程氏卻孤獨地卒于眉山老家。她沒有等到兒子登車攬轡澄清天下的那一刻。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