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經學興盛，諸經研究非常發達，新注新疏迭相出現，其學風近越宋明、遠紹漢唐，在中國學術史上有異峰突起、比肩前代的闊大氣象。然而，唐代以來一直被奉為五經之一的《禮記》，在清代經學研究中似乎并不特別引人注目，比較直觀的印象是，清代《禮記》研究并無新疏留給后人品味研讀。清代《禮記》無新疏這個話題，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最早論之。“這部書始終未有人發心做新疏，總算奇事。”梳理相關學術史資料，我們可以從清代諸經新疏的學術內涵與清代禮學研究的淵源風貌兩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討論。

以訓詁、校讎為學術內涵的專經之學

清代樸學以顧炎武經世致用、實事求是而開端，其初吳皖之學各自發展，皖學綜形名、任裁斷，其研究具有鮮明的科學精神；江永、戴震考求古韻、訓詁疑難，最能體現皖學特征。吳學尚古義，尤重漢學，疏通證明，與宋儒性理之學判若兩途，其考據方法與皖學共通其妙。這是以前學者的公論。吳皖之學治經皆為強項，其共同的特點是徵實而博通，如江永《群經補義》、惠棟《九經古義》等，并不專治一經，均以賅博而稱名當世。當然我們說江永、惠棟并不專治一經，并不是否認他們的學術各有所重，如江永重禮學，是承朱子之余續；惠棟重《周易》，乃家學之使然。王國維謂“國初之學大”，正是描寫這種賅博學風。

清中期以后吳皖之學相互溝通，學者以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加之以校讎、考據的工作，鉤稽證明漢人去古未遠的經義舊說，發疑抉難屢試不爽，所謂漢學、樸學至此臻向極致，高郵王氏《讀書雜志》《經義述聞》《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為其巔峰之作。爾后揚州學派興起，樸學學風發生了變化，學者以吳皖之學研治經書，往往專就一經勤事校讎、博采古義，疏通訓詁、輾轉證明，這就是清代樸學專經研究潮流的勃然而興。清代經學研究的傳世名作，如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胡培翚《儀禮正義》、劉文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義疏》、王先謙《三家詩義疏》、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等，都是專經之學的產物。此后的常州今文學派，亦以專經之學為起點。因此，王國維所說“乾嘉之學精”的“精”，自然是指精密，也是精專的體現。

清代諸經新疏的學術內涵有兩個鮮明的時代特色，一是以訓詁學、校讎學為起點進行經籍整理與經義詮釋；二是由淹博群經轉向專經疏證的專門之學，這也是揚州學派區別于吳皖之學的重要特征。就學術發展來看，清代樸學的專經研究雖然形成潮流風尚，但學者并不非常措意《禮記》，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清代禮學研究的淵源風貌有關。因其與清代諸經新疏的繁榮發展形成鮮明對比，故而引起梁啟超的特別關注。梁啟超據此說清代《禮記》無新疏，并成為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基本論斷，正是深刻地把握了清代諸經新疏以訓詁、校讎為特點的學術內涵，但梁啟超并未論述清代《禮記》無新疏更深層次的學理原因。或謂清代《禮記》無新疏，乃是因為孔穎達《禮記正義》無法超越，事實又不僅如此。

重視通禮研究和《儀禮》研究

清代禮學肇端有二：其一，江永《禮書綱目》，上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吸收宋元明三朝通禮著作的經驗，如吳澄《儀禮逸經》《儀禮傳》、汪克寬《經禮補逸》、黃潤玉《儀禮戴記附注》、湛若水《二禮經傳測》、貢汝成《三禮纂注》、李黼《二禮集解》、柯尚遷《三禮全經釋原》等，開啟了清代通禮著述的先河。其后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黃以周《禮書通故》等，皆以清代考據學為根基而形成通禮研究的更新局面。其二，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承接明末《儀禮》研究之余響，集宋元明三朝學者如李如圭《儀禮集釋》、魏了翁《儀禮要義》、敖繼公《儀禮集說》、何喬新《儀禮敘錄》、郝敬《儀禮節解》等著作之大成，對《儀禮》開展校讎、句讀、分節、去取賈疏、案以己意、引徵他說的文獻處理與經義訓釋的工作，奠定清代禮學以《儀禮》為主體的研究格局。

在明末清初比較復雜的學風變革、學術互動中，敖繼公《儀禮集說》最先得到清初學者的認可與推崇，乾隆敕編《欽定儀禮義疏》即以敖繼公《儀禮集說》為宗主。隨著學術研究尤其是清代考據學研究的深入，《儀禮集說》輕視鄭注的不足逐漸暴露。褚寅亮《儀禮管窺》、盛世佐《儀禮集編》對其展開批評，并得到學者認同。此后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的價值得到體認，清代《儀禮》研究很快出現迥異于前朝的歷史風貌。這一時期清代學者運用考據學的研究方法，對《儀禮》的禮儀和名物展開類似現代歷史學的科學研究，其中淩廷堪《禮經釋例》、張惠言《儀禮圖》二書成就最為卓越，其他若江永《鄉黨圖考》《深衣考誤》、戴震《考工記圖》、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任大椿《弁服釋例》《釋繒》、胡匡衷《儀禮釋官》、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等，皆盛極一時。而至胡培翚《儀禮正義》，又集其大成，其學術面貌既有清代樸學專經研究重視訓詁、校讎的學術內涵，同時又呈現禮學研究考信徵實的特點。

清代《儀禮》之學與通禮之學交互影響，不斷推進禮學研究的深入，晚清孫詒讓撰《周禮正義》，依然軌范《儀禮正義》，亦以清代考據研究為根本。因此，清代《禮記》研究只是清代禮學研究的附庸，既不能獨立走進清代通禮研究的范圍框架，也不能獨立作為清代《儀禮》學研究禮儀、名物的中心話題。禮學研究的風尚潮流既然如此，清代樸學專經研究對《禮記》措意不足，也就勢所必然。清代《禮記》無新疏的學理，本質乃是清代禮學研究重視通禮之學與《儀禮》之學的學術格局，導致清代樸學專經研究的學者缺乏開展《禮記》新疏工作的內在動力和客觀條件。

清代《禮記》專經之作雖有孫希旦《禮記集解》、朱彬《禮記訓纂》，但孫希旦匯聚眾說，朱彬刪削注疏，究其學術內核，二書的旨趣，并不具備以訓詁學、校讎學為起點進行經籍整理與經義詮釋的時代學術特征，其學術品格不能與《論語正義》《孟子正義》等并駕齊驅。清代《禮記》無新疏，是清代學術研究的歷史事實，也是清代禮學研究的學理必然。

（本文系南京市第七批文化人才培養對象資助項目“《大戴禮記集注》整理與研究”（22WQ702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