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學）理論的關系，表面看不證自明，深思則令人疑竇叢生。文學理論不就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嗎？這個答案貌似順理成章，實則掩蓋了文學與理論的深層關系。因為在這個答案里，作為定義項的文學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不自明的文學概念同樣需要得到論證。在“文學理論就是關于文學的理論”這個陳述中，理論與文學的緊張關系也沒有得到揭示。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重新確立文學與理論的問題意識。

從文學與理論的緊張關系說起

歷史上，文學與理論的關系從來不是自明的。按理說，文學理論發生的根據即在于對文學的解釋，理論是對文學的守護。然而，考察文學與理論關系的歷史不難發現，理論在發展中不僅與文學沒有達成一致性的默契，反而不斷挑起事端，制造了文學與理論關系的緊張。

在馬可·愛德蒙森的心目中，理論應該能被反駁，應該具備“使文學充滿活力的潛能”。而一旦將文學視為“難以駕馭的能量”，理論就會滑向“焦灼的單線思維方式之中”，就會威風凜凜地對文學實施“驅逐、壓制、帶傾向性的頌揚、代價慘重的辯護”。

蘇珊·桑塔格對理論的抵制表現在她對闡釋的獨特分析和評價中。她堅決反對對藝術進行闡釋，認為闡釋是一種概念化的活動，即從作品整體中抽繹出思想，使藝術同化于思想，或者同化于文化。闡釋背離了藝術的特征，是對藝術作品整體的破壞。

如何闡釋以達到對藝術整體性、有機性的尊重和逼近，這是貫穿在哲學與詩論爭中的一個焦點話題。馬可·愛德蒙森和蘇珊·桑塔格雖然猛烈抨擊理論，但他們并沒有抵制或取消理論的意圖，而只是希望矯正理論的問題。文學的世界是形式的世界，又是意蘊的世界。而理論的話語則是概念的、邏輯的，理論的展開是理性的運思過程。這樣一來，在意蘊內涵其中的文學世界與概念的、邏輯支撐的理論世界之間的確構成一種矛盾關系。這種矛盾關系常常被認為是文學指責理論的理由。但文學與理論的矛盾關系并非不兼容、非同一性的，而是可以通過特殊的智慧融通的。

在精神深處，文學和理論不僅不矛盾，還表現出內在的一致性。文學以人為中心，她傾聽人的吁求，關懷人的福祉，人的存在是文學無法繞開的本體論前提。同樣，理論也是表達對人的存在之關懷的。不能離開對人的存在的關懷而談文學的意義或理論的價值。文學與理論在精神深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文學的現代發展已經超出了單純模仿論或表現論的解釋范疇，文學挑戰著人類的智力極限和理解能力，理解文學必得借助于一種理論。憑借理論，文學研究超越了單純的經驗接受或感性印象批評，而成為具有科學性的活動。所謂“文學事實”，不過是理論依據自身而對文學的建構，并不必然屬于文學。沒有對文學性的體認，理論及其闡釋活動就會失去方向，變得晦暗不明，最終背離文學，成為以理論面孔出現的對文學的剝奪。

文學對理論的不滿、抵制和怨恨不過是對蹩腳的理論的抵制。蹩腳的理論不屬于文學，而只是文學的羈絆。鮑曼“立法者”與“闡釋者”的隱喻可以很好地說明理論主體的身份特征。從“立法者”到“闡釋者”，要求我們深刻認識到理論的協商性質和對話性質，認識到知識的非壟斷性質——擁有知識并不意味著擁有真理。知識是用來解釋的，不同知識之間是可磋商的。

沒有理論的批評如何可能

批評作為理論的應用，是指向作品的。批評是一種旨在發現作品的美和缺點，闡釋作品的意義的理性活動。批評連接著兩頭，一頭連接理論，一頭連接文學。

但是，當今文學批評被人們詬病最多。無論是從理論方面，還是從文學方面，批評遠不盡如人意。一方面，人們指責非文學的批評太多了；另一方面，貼近文本、深入細讀的批評太少了。還有人指責批評家閱讀作品沒有耐心，在沒有讀完作品或者粗糙閱讀的情況下就對作品遽下斷語。諸如此類都說明，文學批評遠沒有達到與文學并駕齊驅的程度。而從理論的角度看，批評的淺薄暴露無遺。因為批評疏離了理論，導致批評與理論脫節。批評要從理論上解決為什么批評以及如何批評的問題。

批評不是與文學分離的孤立的書寫行為。批評通過專業的分析，來把好的文學或者文學的豐富意義傳遞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因批評而走進文學，理解文學。批評又是時代精神的維護者和建設者——通過批評而弘揚時代精神，提升特定時代的思想能力和解釋力量。批評還承擔著思想交鋒、明辨真理，守護可能世界的任務。批評家是一個時代責任倫理的代表，最能率先體察到問題的端倪，能把萌芽狀態的問題呈現于筆端，以引起社會關注。同時，他還是有理性的人，不會把毫無根據的個人臆斷傳遞給社會大眾。所有這一切，都內在地要求批評家首先是一個理論家—— 一個有思想、有情懷、有標準的理論家。

理論與批評在文學活動中是不可分離的。理論對文學的影響一般是通過批評來實現的；同時，批評又源源不斷地回到理論，生成理論。理論作為觀念系統和思想體系，在為批評提供價值理想、評價尺度和批評方法的同時，也生產著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形式。批評標準和尺度的建立，是理論自覺的標志。而批評方法的運用（或“視點”），也顯示了理論的知識學基礎和強大的解釋功能。

理論為批評提供尺度，批評是否深入、得體，不僅與批評家細讀的專業能力有關，也與批評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理論有關。理論在為自身提供反思能力的同時，也為批評帶來自審的力量。

理論何為

在所有關于理論的討論中，美國解構主義文論家喬納森·卡勒的一句名言最耐人尋味：“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是對被認定為自然的觀念的批評。”按照常理，常識是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總結出的基本道理，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尊重常識就是尊重日常生活的基本倫理。文學研究強調尊重常識，也就是要尊重關于文學的約定俗成的、自然而然的道理。但是，卡勒卻提出“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是“常識的好斗的批評家”的觀點。

現代意義上的理論更加確證了自身的這種特質：理論與其說是一種體系，不如說是一種反思懷疑的氣質，一種推測探究的動能。憑了這種探測推究、反思懷疑的氣質和動能，理論向約定俗成的經驗或常識發出挑戰，向思想的守成與僵化發出挑戰，向一切似是而非的假設、命題發出挑戰。

在當前反思性語境下。我們試圖提出“理論的文學性”命題，以化解理論與文學的緊張關系，恢復理論的信譽。“理論的文學性”這個命題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理論的文學性在場。文學與理論具有內在精神的一致性，理論是關乎文學的，但是理論一旦形成，就可以超越文學，成為一種獨立的言說方式。理論既可以以文學為言說對象，也可以以自身為對象。文學性是理論的基本在場，這是衡量理論是否屬于文學理論的一個基本標準。在理論文本的生成中，文學性不單是文學的特點或品質，更是理論的一種發現問題的視角和進入文本的工具。借助這種視角和工具，理論實現了對理論之不可言說之域的抵達。文學性作為理論的在場，要求理論對形式有一種特殊的尊重意識。唯有形式，超越了邏輯的、理性的言說，有能力抵達本源的世界。從形式進入，能發現文學藝術不同尋常的洞見真相、揭示生存的功能。

理論的文學性言說。既然文學性是理論的基本在場，文學性有助于理論抵達理論無法呈現之域，那么，文學性就不應該只是理論的手段，更應該是理論自身，是真理呈現的方式，是本體論的。相應地，理論，無論是知識生產還是理論言說，無論是講述還是陳述，都不應該定于一尊，將觀點、論據、論證的邏輯自洽視為唯一有效的方式。事實上，文學理論的書寫更應該是多維的、豐富的、指向內心經驗的、更具反思性精神氣質的，因而是更具文學性的。信念、價值、經驗、情感、事件、隱喻、圖像和敘事等，正是理論文學性言說處理的問題。理論同樣可以使用隱喻、象征、暗示、形象、體悟、反思性等概念工具，甚至可以通過文學的方式表達自身。文學性言說之于文學理論，不是一個技巧、策略的問題，實際是走進文學、最大限度秉持對文學善意的努力。理論如何穿梭于文學的世界，講述文學的故事，文學性言說是一個基本的制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