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夏青青

2020年底，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非虛構作品《我，只是劉虹位》，作者是董夏青青。董夏青青是軍旅小說家，而劉虹位是國內一支樂隊的吉他手，身份的巨大差異，讓我很難將兩者聯系在一起。我猜想，或許，董夏青青是在劉虹位的經歷中收獲了一種珍貴的共情——這兩個多少有些養尊處優的城市青年，一個選擇深扎在祖國邊境線上寫作，一個前往縣城參與扶貧工作，他們共同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在一群陌生人的身上重新認識了現實，再次發現了生命的意義。

董夏青青是早慧的作家。12歲出版專著，學生生涯中已經獲得很多重要的文學獎項。2009年，大學畢業的董夏青青主動申請前往新疆工作，此后，她身著戎裝的身影出現在邊疆的遼闊與苦寒中。在這里，董夏青青反復注視著那些幾乎被遺忘的基層官兵，一次次為他們隱秘而偉大的精神力量所感動。也是在這里，董夏青青完成了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的創作。2022年，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說《在阿吾斯奇》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

以下是董夏青青的專訪。

行 超：董夏好，祝賀你獲得這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除了早期的校園主題，之后你的寫作一直根植于軍旅生活。我們熟知的許多經典軍旅作品大都是以戰爭為背景的，而年輕一代的軍旅作家，整體上成長于和平年代，你覺得在這樣的背景下，軍旅文學應該更多關注哪些問題？

董夏青青：謝謝鼓勵！如你所言，年輕一代的軍旅作家和參軍入伍的青年人，整體上成長于和平年代。我在湖南長大，幼時對軍人最初的印象就是每當洪水過境，軍人都是大壩上最牢固的一道防線。老百姓將解放軍親切地稱呼為“人民子弟兵”，一方面指軍人們來自于人民，一方面指軍人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擔當。還有汶川地震時，軍人們逆行沖入震區搶救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時刻，帶給我很深的感動。我在新疆走邊防的過程中，也看到很多連隊和邊地百姓團結一致、互相幫助的故事，由此更感到軍旅文學一定要盡可能全方位捕捉素材，將軍人們在每一道戰線、每一個點位上的犧牲奉獻和智慧才情充分書寫。不能因為當下和平，就覺得題材不夠“勁”。國家無戰事，軍人有犧牲。如今世界并不太平，我們當下的安寧，正是因為新時代軍人們加緊練兵備戰，時刻做好“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準備。習近平主席強調：“能戰方能止戰。”軍人們為了“能戰”而做的艱辛付出，同樣值得記錄。

行 超：2009年，你主動申請前往新疆，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年。小說集《科恰里特山下》中的作品也基本都來源于這段時間的觀察。為什么大學畢業時做出這樣的選擇？這段生活給你的寫作和人生帶來了什么改變？

董夏青青：我是“80后”，趕上了文學熱潮的“后浪”。從小就翻家里的藏書，向往理想主義的生活。幼時到長沙生活后，又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大學四年，系里經常請一些著名的作家、學者等到學校講課，他們鼓勵我們這些文學青年要扎根基層，在民間汲取創作養分。其中有一位老師的課講得格外精彩，他告訴我們這些軍隊學員，如果要成為有出息的作家，成為一個有著與眾不同寫作風格的文學新人，就要敢于到新疆、西藏高原大漠中這些祖國最艱苦、也是最美、最有藝術特質的地方工作、生活。大學畢業時，我想“以文學為志業”，于是照貓畫虎打算“到人間去”（高爾基），樂顛顛申請赴疆，尋找寫作的富礦。只是沒想到，作為獨生子女的我，去到邊疆地區工作、生活，最先承受不了的是我的父母。在新疆十年，我在新疆獨自工作和生活，在現實和精神層面“斷奶”，過程不好受，但對于寫作來說，這讓我開始將目光投向更開闊的遠處，收攏精力來觀察、打量他者，重新審視過去“熟視無睹”的人生內容。

這段工作經歷也是我心性的重要塑造期，可能在父母跟前需要十年才能獲得的成長，在這里三五年內就完成了。這期間，我每去到一個邊防連隊與戰士聊天交流，都會感到如一位戰友說：“好像他們都是一個個詩人，用極短的時間就參透了人生的道理。”在新疆的經歷奠定了我寫作的基石，我也在那里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以前只感到我需要父母、長輩和朋友的愛與關照，在那里，我感到戰士們也需要我，他們關心和愛護我，因為我的在場和注視，也因為他們希望我能將他們的經歷講給更多人聽。我也很想通過新時代戍邊官兵的故事，讓更多讀者獲得面對困頓和磨礪時的勇氣，精神更有韌性。前些天，一位高三的妹妹說做語文考卷時，在“閱讀理解”一欄中讀到了《凍土觀測段》的節選，這叫我有了愿望成真之感。對于常年戍守邊關的軍人來說，每天面對荒無人煙的雪山戈壁，忍受極限環境是一方面，最難忍受的是沒有通訊信號，擔心被人遺忘或忽略，如同置身宇宙邊緣。但當這些優秀的中學生閱讀和了解到他們的生活，并在內心向他們不懼艱險的無私品質深深致敬，也就證明了戰友們理想的意義。

行 超：你的小說多是以國境線上的部隊生活為背景的，尤其關注這里基層官兵的生活現實和精神狀況，比如《在阿吾斯奇》中的無名烈士、三班長，《凍土觀測段》中的許元屹、《壟堆與長夜》中的劉志金、《科恰里特山下》中的李參，等等，這背后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當家國、歷史、現實乃至責任、義務等問題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時，這個人該如何理解、如何背負——《凍土觀測段》里的上等兵就面臨過這個問題。小說寫作中，你是如何處理宏大敘事與個人立場這一辯證關系的？

董夏青青：人藝的藍天野老師曾說，“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我覺得這句話換到文學中也成立——沒有小角色，只有被作者寫“小”了的人物。想想這些年的寫作經歷，就是努力堅持最基本的“照實說”。所寫的邊防軍人是我所見到的、交談過的眾多基層官兵的凝縮。他們純粹、深刻的心靈質地和表述過程中不時迸現的思想火光，時常讓我感到恍惚，甚至有時我會再拋出一個話題，來試探和確認他們思考的維度。結果每每令我信服，他們對于個人和時代之間關系的思索，常讓我心生敬意——其實學校教育和軍旅生涯的鍛造，已使他們足夠睿智，能看清自己在時代中所處和能夠身處的“位置”，因此他們的情思，自然體現了這個時代的氛圍，也展現了這一代青年人在道德、智識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所以每當提筆，我都會告誡自己，別找機會抖機靈、滿足虛榮，或者自作聰明代人發言，而應找來認知范圍內最好的寫作方式和方法，保證這些大時代中了不起的平凡人物所做的不平凡的事業得以呈現，且讓人信服。只要誠實地觀察和記錄，就是像你所說的，當家國、歷史、現實乃至責任、義務等問題落實到具體的個人身上時，這個人該如何理解、如何背負，就能尋到寫作的路徑。

易卜生曾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每一個個體都是時代的“因”，眾人精神狀態的總和與積累推導出社會的“果”，如果先看“果”，反過來推測“因”，就可能落入編造，脫離現實的虛構就沒那么有說服力了。

行 超：小說《凍土觀測段》里有一個細節十分動人。犧牲者許元屹的母親來到兒子生前所在部隊，教導員問她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都可以向上級報告。她卻只想知道兒子最后的表現是不是勇敢，她問教導員：“我兒子，他是英雄嗎？”英雄形象一直是軍旅文學中一個核心的問題。你覺得我們今天該如何理解新時代的英雄，如何書寫英雄？

董夏青青：你提到的這個細節，原型來自烈士陳祥榕的母親，當時得知兒子犧牲后，她告訴部隊的領導沒什么需要幫助的地方，只想問一句，兒子在戰斗的時候，勇不勇敢。

我覺得“英雄”一詞在軍旅文學中的內涵一直在演變，經過幾代軍旅文學作家的開拓和積淀，以及大眾認識的變化進步，時至今日，軍旅文學和文藝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內涵得到了極大豐富和拓展。電影《長津湖》中，段奕宏的一句臺詞打動了很多觀眾——“沒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軍人的榮耀”。在讀蘭曉龍的小說《冬與獅》時，我也反復被這句話擊中。這啟發我們在書寫新時代的英雄、在新時代書寫英雄時，應當深入了解和思考其作為普通人和其身心當下性的一面，而不是“想當然”，一拍腦袋提筆就來。英雄有其生活的具體時代背景和周遭環境，正是通過具體描寫其作為一個人的“普遍性”和其身上體現的時代特性，當他做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情時，才能更令人震撼和思索——同樣是人，身處一致的環境，為什么他做出這樣的選擇從而成為英雄？

行 超：讀你的小說，我常常想起蘇聯作家巴別爾。巴別爾以戰地記者般的方式寫戰爭小說，敘事簡潔，情感深沉，追求語詞的準確性。我覺得你的小說也具有這樣的特征。戰爭是人性的試煉場，面對其中時常出現的極端情境，有的作家選擇浪漫主義式的情感抒發，有的則趨向于現代主義的冷靜、自控。你怎么理解這兩種風格？

董夏青青：我很喜歡巴別爾的小說作品，從他的寫作方法中得到很多啟發。記得他曾說過，大意是一定要親眼看到馬轡頭上綴的穗子，他才能安心下筆，來寫騎乘這匹馬的騎兵。這讓我之后在觀察時，也注重現實細節。同時他偏于冷靜和自控的語調，也讓我思考——既然他是不動聲色的，為什么我仍能從中感到洶涌澎湃的情感？一種對人類命運整體性的悲憫？我想，也許正因為他做到了“不隱惡、不虛美”的前提。

另外讓我感到慚愧的，是我崇敬的大作家，像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他們都有能力一方面追求敘事和語詞的準確性，一方面闡釋哲理、抒情感懷。但我自知能力有限，寫起來只勉力能顧上一頭，因為我作為女性，觀察細膩一點、心思敏感一點，感到有些許優勢，所以橫下心來，先躲進了您所說的——“趨于現代主義的冷靜、自控。”

實際上，我也向往《戰爭與和平》這樣的雄渾作品，托翁既能將故事人物寫得生動精彩，夾敘夾議的思索也令人獲益匪淺。但剛健的思辨是一種卓絕的能力，需要涉獵哲學、社會學等多領域的學習才能具備一點底氣，將來我會努力精進，希望有一天也能讓自己的“風格”更豐富和多元一些。但有一點會堅持，就是堅信契訶夫所說，“簡潔是天才的姊妹”。

行 超：我個人認為，你小說最珍貴的部分就是對那些默默無聞的基層官兵的關注和發現，沒有扎實的生活和切身的感受，是不可能寫出這些作品的。當下許多青年作家生活相對封閉，導致作品的視野不夠開闊、主體比較單一，你覺得青年寫作者該如何建立與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系？

董夏青青：我想首先，作為文學工作者，都應站在生活的第一線，來切身感受大自然的萬物、人們的悲喜，記錄人的創造。如果只是和自己待著，憑空的虛構終究是無源之水和無根之木。

在新疆時，也接到過兩位學妹的詢問電話，說想到大西北來鍛煉幾年。我當時和她們說，可以做選擇，但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接受選擇帶來的全部后續。從我來講，一次決定也讓我的親人承擔了很多。青年寫作者不必說一定要跑出去“討苦吃”，但對于自身之外的人和事物，也要有足夠的好奇心和耐心，能敞開心界地真聽、真看、真感受。不然即便去到一個陌生化的地方，看來看去還是只能看到自己，封閉和困于個人感受。“人民大眾”也隨處都可遇見，比方說我們的父母，如果善于提問和傾聽，把他們的故事了解清楚，其實也能看到一代人的境遇浮沉，其中也有很強的“文學性”可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