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并基于我國國情概括出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文學應如何呈現中國式現代化特征，更加廣泛、深刻、有力表現中國現實，提高思想文化品質與境界，就顯得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

一是文學應堅持人民至上的創作理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要求文學創作應突破狹小圈子，不為利益集團寫作，而是以人民為中心、心系民生、以百姓的冷暖喜好為旨歸。在人口巨大規模中，文學既要反映精英階層，也要關注底層社會；既要書寫漢民族狀況，也要寫出各少數民族發展變化；既要有高雅文學，也要重視通俗文學；既要反映健康成年人群，更要關心少年兒童特別是弱勢群體和殘障人員。這是“石榴籽緊緊抱在一起”“一個都不能少”的書寫觀念，對克服自我一己表達甚至囈語式個人寫作弊端，走出小我感覺、突破碎片化狀態、避免虛無主義，是大有益處的。近些年，非虛構文學創作注重底層民生、脫貧攻堅、紅色文化基因、以孝治村、少年兒童成長等，都是人民至上的集中體現。不過，如何為邊緣人群、弱勢群體、少年兒童、殘疾人寫出更多更好作品，這是當前文學創作存在的短板，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探索、創新和發展。

二是文學要將共同富裕和公平正義作為使命。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對于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到文學創作，作家不能只為富人階層代言，也要避免作家的貴族化和追求貴族文學，而是要有人人平等和社會公平正義感，特別是傾聽底層社會與人民呼聲，這樣的文學才不會變色變質變味。對于新時代作家來說，一是要深入廣大人民群眾中間，了解他們的歡樂與苦痛，尤其是要知道他們的急難愁盼；二是要心中有民，與人民群眾心連心，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與興趣愛好，特別是要學會懂得與人民群眾打交道的方式和語言；三是在防止兩極分化過程中，樹立探索精神、勞動精神、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勤儉節約精神，以發展眼光看待和促進共同富裕，克服“等、靠、要”等慵懶思想。這在柳青和路遙的人生觀及其作品中，有著豐富完美的展示，像“不喪失勞動者的感覺”“作家的勞動”“關于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廈”這些表述都很有代表性。新時代作家更應接續這一傳統，將共同富裕與公平正義思想推向一個新高度。

三是文學需在強調物質富足時更重視精神富有。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對文學創作提出更高標準、更嚴要求，因為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對作家而言，一方面，要改變形成的思維定式和觀念束縛，即不愿或不敢談“錢”與“富裕”，要大膽、真誠、坦蕩地書寫物質富足之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意義；另一方面，又不要為物質迷惑，特別是不能成為金錢的奴隸，忽略甚至放棄精神追求。其實，精神富足之于作家來說是一份更寶貴的資源，這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都有體現，這是公而忘私、不怕犧牲、勇于奮斗、自強不息、探索創造的偉大精神。以往，我們偏于從西方個性啟蒙角度進行文學創作，于是強調個體、個性解放、自由精神等，相對忽略集體、群體、傳統、英雄、崇高、奉獻精神，導致沒有好好發掘傳統文化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含的“精神富有”，這是今后應加力和努力突破的方面。

四是文學當以生態意識精神創造自然美好作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關鍵。應該承認，生態意識覺醒與西方理論的引進有關，但不能否定中國數千年文明，特別是其中包含的生態精神，否則就無法理解中國文明、文化、文學對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白居易在《養動植之物》中寫道：“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由此，他提出：“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罝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于麛卵蚳蝝，五谷百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鱉，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當時，白居易不可能有生態意識，但其生態精神是非常突出的。這就容易理解，中國古人為什么特別講“惜”字，如“敬惜字紙”“惜時若金”“惜物納福”，這種敬畏之心是珍惜生命甚至一草一木的。同理，中國古代文論中一些詞語也含有生態精神，如清雅、性靈、澄懷、澡雪精神等可為代表。因此，新時代作家應在中國古代生態精神與西方生態意識的對話中，創造更加綠色環保、心靈通明、精神高尚的自然美好文學。

五是文學要把人類和諧友善作為追求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是自信自立自強的大國風范與責任擔當的宣言。與一些發達國家比，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影響深遠，五千多年的文明像一棵參天古樹歷久彌新、有著無限的生命力。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以強烈的自信心、自豪感寫道：“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顯然，作為中國話語和敘事體系的一部分，文化精神與文學話語傳播理應發揮應有作用，以顯示其巨大價值魅力。以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和林語堂《生活的藝術》為例，他們有堅定的中國文化自信，倡導的仁、道、和、合的人生藝術境界，信、達、雅的翻譯傳播方式，都顯示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文學的魅力。在新時代，作家除了接受外國文化文學影響，如何將中國和諧美好理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向世界介紹傳播，就變得意義特別重大。

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是基于中國國情，有中國立場、中國方法、中國問題意識，靠中國人自己進行的探索創新，形成了中國方案，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學表達也應立足于此，從文明新形態、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人民至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角度，真正實現補鈣提氣、凝神聚力、脫胎換骨，創造出無愧于新時代的偉大藝術精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黨委委員、紀委書記、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