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對于古人的傳記，也適用。讀者們總想知道，為什么在這個時代，我要對幾百年前的某人發生興趣，他/她到底能給我提供怎樣的教益？對于六百多年前的英國文學巨子喬叟，在這個時代，他的生平傳記至少存在一團陰影，和一種教益。

很少有中世紀的卷宗像1380年5—7月的一組文件那樣受到文學學者的關注，這些卷宗涉關“英國詩歌之父”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和倫敦面包師的女兒塞西莉·肖姆佩恩（Cecily Chaumpaigne）。

這組卷宗最核心，也是學者們爭訟萬端的一件，是塞西莉當年5月4日的放棄訴訟聲明。這份聲明記錄在英國大法官法庭的密卷上，塞西莉免除了喬叟“所有與我的raptus有關的行動”的指控。由于缺乏更多的證據，因此自1873年發現第一份棄訴聲明、1993年發現當年第二份棄訴聲明以來，學者們大都認為，喬叟要么確實存在至少誘拐的行為（不排除更嚴重的行為），要么是在處理這段關系時激怒了女方，令她使用這一指控以求喬叟重視。這樣一來，喬叟也進入了“取消文化”的輻射范圍。

不過事情有了新轉機。近日，尤安·羅杰（Euan Roger）和塞巴斯蒂安·索貝基（Sebastian Sobecki）兩位學者在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文件中，找到了兩份王座法院卷宗，澄清了二人之間的關系。這一新發現刊布在《喬叟評論》（2022年10月）上。他們將此案如今一共八份卷宗合在一起，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兩位學者確定，喬叟和塞西莉并非對立，而是同一陣營的：屬于與塞西莉的前雇主斯湯頓（Thomas Staundon）的法律糾紛中的同一方，斯湯頓根據《勞工法》起訴了他倆。該法規和相關條例是為了應對1348年黑死病在英國大爆發后出現的經濟困難而制定，旨在為有限的勞動力市場提供新的法規，打擊工資上漲，并防止有人許諾以更優厚的條件挖走仆人。其禁止仆人在合同期限內無合理理由或未經允許離開主人；禁止新主人雇傭以這種方式離開的仆人。斯湯頓的訴訟正是基于此。塞西莉棄訴新雇主喬叟，為二人提供了最便捷的法律途徑，以證明她是自愿離開斯湯頓處的工作，而不是受喬叟脅迫或綁架（raptus）才為其工作。

根據喬叟生平，他在1380—1381年間財務吃緊，還賣掉了父親的房子。這段時間他也正在寫作圣塞西莉亞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位修女的故事）的草稿。曾有人猜測，長詩中羅馬的殉教少女圣塞西莉亞，就是按照塞西莉的形象描繪的。

喬叟一直在被重新“發現”，近來猶甚。《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風趣戲謔被認為充滿了“英國性”。“還有哪個英國人比喬叟更英國？”這一看法從維多利亞時代延續至今。而兩年前英國脫歐之際，牛津學者馬里恩·特納（Marion Turner）特地提請大家注意喬叟身上的“歐洲性”——是他的國際主義而非民族主義締造了《坎特伯雷故事集》。

喬叟如他同時代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一樣，掌握多種語言。他愛讀古代晚期哲學、阿拉伯科學論文的拉丁文譯本，還有法國愛情詩。他精熟于意大利語，游走亞平寧半島，接觸到了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最新詩作。事實上，喬叟對方言的迷戀是一種歐洲現象。但丁和薄伽丘擁護托斯卡納方言，激發了喬叟試用自己的方言做些什么。

特納說，《坎特伯雷故事集》從人物原型到故事背景，都基本與英國無關，而是橫跨了中亞、敘利亞、意大利北部直到佛蘭德斯。一群人講故事的形式，尤其模仿了薄伽丘的《十日談》。特納表示，雖然喬叟服務于王室，得以經常出國游歷，但他其實不需要出國也會有國際視野，因為英國的商賈和貴族文化是深具歐洲特色的。喬叟來自一個葡萄酒商之家，英法貿易是其家庭財富的來源。他的出生地，倫敦Vintry Ward，是城中移民最多的地區。喬叟打小就眼望著泰晤士河上的船只來來往往。印尼的香料、俄羅斯的毛皮、意大利的玻璃和紙張、波羅的海地區的木材、谷物和金屬，在14世紀末倫敦的市場和商店里都能買到。

特納想要強調，正是在歐洲文學的熏陶下，喬叟的想象力飛速發展，超越國界——與其稱他為英國文學之父，不如稱頌他為一個偉大的歐洲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