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書局創建110周年，這是現代出版業和文化界值得慶賀的大事。我和中華書局結緣是在44年前，1978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學系，又師從楊志玖先生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而后留校任教。40余年來，在受到南開等諸師友教益的同時，中華書局一直在助我學文治史。

最初知曉中華書局，是從大學本科閱讀翦伯贊、鄭天挺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開始的。這是上世紀60年代中華書局出版的一套大學歷史學系教學參考書。因暫時經濟困難，紙張略顯粗黃，但各冊主編都是斷代史名家，所收編史料很精辟，讓我能夠在隨堂聽“中國古代史”課程的第一時間讀到相關史書節選，受益匪淺。時值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二十四史點校本。我有幸通讀其中的《史記》和《漢書》，被這兩部名著所深深吸引和折服。原本打算學隋唐史，故《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隋唐前段也粗略讀過。攻讀碩士改學元史，遵照楊志玖師的指點，仔細研讀《元史》，從字里行間尋覓疑問，思考未知。尤其是校勘記，從中學到前輩學者的很多精彩考據。可以說，我學習元史及中國古代史的基本功底，就是靠1978—1988年間閱讀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元史》等積累和奠定的。

1992年，我在中華書局《文史》第35輯和《元史論叢》第4輯刊發了《元代封爵等級和王位繼承問題》和《元代的宗王出鎮》兩篇文章。2000年以后又刊發兩篇。尤其是第三篇《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長達6萬余字，《文史》責任編輯分作三期連續刊登。當時我初出茅廬，能得到如此寶貴的厚愛與幫助，很幸運也很溫暖。每念及此，我都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激之情。不久，中華書局資深編審姚景安先生邀我撰寫專著《元代職官制度》。遺憾的是，我因擔任南開圖書館和歷史學院的行政職務，牽扯很多精力，沒有能夠完成此書稿，這也成了一樁難以釋懷的憾事。2007年以后，我卸掉了行政職務，全身心地從事元史、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科研。10余年間，中華書局先后出版了拙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訂本）、《元代行省制度》（上）（下）、《元史十八講》、《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再版）。尤其是前兩種，是我在元史領域耕耘多年的代表性著作。

10多年來，我和中華書局合作出版了一些南開歷史學科的學術書籍。首先是編輯出版《南開史學家論叢》第三輯，其次是編輯出版《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文集》，再就是編輯出版五卷本《楊志玖文集》。楊志玖先生是我的業師，南開大學著名教授。我和幾位師兄弟商議在先生誕辰100周年時出版一套文集，以作最好的紀念。文集出版一事，得到中華書局鼎力支持。2015年10月10日，中華書局和南開大學等聯合舉辦“紀念楊志玖先生誕辰100周年暨隋唐宋元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五卷本《楊志玖文集》在會上舉行了首發儀式。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慶賀蔡美彪先生米壽和蕭啟慶先生、蔡美彪先生的緬懷紀念活動，同樣令人難以忘懷。尤其是“元代歷史文獻整理與出版座談會”并慶賀蔡美彪先生米壽，記得當日蔡先生精神矍鑠，甚是愉悅，除宴餐蛋糕，連生日面也全然享用。那年春節前夕，中華書局徐俊先生還攜帶一大盆蝴蝶蘭去看望蔡先生。蔡先生逝世后，徐俊先生又特意撰寫《平實而通達的引路人──追憶蔡美彪先生與中華書局的情緣》的長篇紀念文章。足見中華書局對老一輩學者發自學術同道的真摯尊重。

2012年，我申請承擔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遺存資料的搶救、發掘及整理研究”國家社科項目被批準立項，并獲兩次滾動資助。該項目內容涵蓋十余省區，包括金石碑刻的搜集、拓片、拍照、錄文和校訂等。規模宏大，任務繁重，從搜集拓片圖版到文字識別校勘皆難度較大。我先后聘請河南博物院、甘肅省博物館、寧夏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東博物館、山東省石刻博物館、河北博物院、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所等文博考古機構的領導或專家擔任相關省區子課題的負責人和各卷主編。通過他們會集北方各省區8個子課題70余名研究者，通力協作，共襄大業。相當多的碑刻遺存甚至需要奔波于十幾個省區，深入數百縣鎮鄉村尋訪考察，逐個從事制作拓片或拍照、現場識讀辨認等復雜細致的工作。整理工作啟動不久，我就與中華書局及時聯系出版事宜，獲得慨然應允。在申請國家出版資助過程中，曾因整理成果上報比例不足，暫時沒有獲準。翌年補齊整理成果，中華書局決定再次申報，終于獲得批準。經多方努力，目前絕大部分整理工作業已完成，用昔日翁獨健先生首倡之意，冠名曰《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共8卷25冊。今年底，《京津卷》和《鄂爾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館藏專輯》4冊可望出版面世。為這項重要文化建設項目，中華書局領導和編輯、校對人員等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與心血，我對此充滿敬意與謝忱！

在我40余年學文治史的路途上，中華書局是難得的良師益友。衷心祝愿她以古籍整理和文史學術研究為重心，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推動新時代學術繁榮作出新的貢獻，創造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