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少衡，祖籍河南林州，1953年生于福建漳州。福建省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出版有長篇小說《海峽之痛》《黨校同學》《地下黨》《風口浪尖》《鏗然有聲》《新世界》，中篇小說集《秘書長》《林老板的槍》《縣長故事》《你沒事吧》等。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選載。

我的檢討

□ 楊少衡

1

事后想來有一系列錯誤，第一個錯誤就是去北京。

潘偉杰給我打電話時，我在高速公路上，距省城機場只余二十公里。潘在電話里說，領導有意于后天，也就是周五抽空到我縣看看。

“太好了。熱烈歡迎！”我說。

有一個問號差點脫口而出：“確定吧？”還好我及時咬住了嘴。

“你趕緊準備。”潘偉杰交代，“一定要做好。”

我請示：“是不是需要辦個雅集？”

“必須的。就在你那個館吧。”

“沒問題。”

我大學讀地理，學的是秦嶺淮河自然地理分界線那些東西，很慚愧與吟詩作畫充當雅士不甚搭界。學校出來這么多年，我所從事的工作始終煙火氣十足，談不上多雅致，但是我知道雅集是個啥，知道突如其來的這個雅集對我非常重要，其重其要不在于我那個館如何，只在于領導駕到。潘偉杰貴為省委副秘書長，其實就是個大秘，跟隨的領導是康莊，省委副書記。康莊前幾天率隊下基層調(diào)研，去了我省最南部那個市，該市首府與我縣相距百余公里，地域不搭界，行政不相屬，本次調(diào)研完全與我無涉，為什么突然有關系了？原來該調(diào)研日程將于周五上午結束，下午大隊人馬將打道回府。領導擬抽一小段時間，臨時順道添加項目，從高速公路上拐個彎光臨我縣，主要是想看看本縣新落成的美術館。由于與既有課題無關，隨同調(diào)研的那一批省直大員按計劃返回，只有領導本人和潘偉杰等少數(shù)隨員陪同前來。他們并不住下，當夜須返回省城，隔日另有工作安排。本縣無須就此次“短促突擊”準備匯報，接待亦可從簡。這一點其實問題不大，即使需要全面匯報且隆重接待，于我們雖有壓力，也屬輕車熟路，經(jīng)驗充足，唯我所請示的雅集比較復雜，需要費點心思。

潘偉杰交代：“要幾個特別有分量的。”

“我們把省城那幾位高手請回來怎么樣？”我請示。

“不夠。”

潘偉杰要頂尖的，指名要方鵬，有他到場才夠，阿貓阿狗跟康莊不相襯。

這有點為難了。我據(jù)實相告：“別的好說，這個方把握真是不大。”

“想想辦法。”他說，“必須。”

我表示一定千方百計邀請，力保雅集高規(guī)格。如果有充足時間來做工作，那會比較有把握，時間太緊就有些難辦，未必聯(lián)系得上，也未必說得上話。即使聯(lián)系上了還說上話了，這般臨時相請確實也有點問題，人家可能早有安排。萬一真的來不了怎么辦？“雅”照樣“集”？領導還是會光臨吧？

他回答：“不行，一定要請到。”

很明確，這是前提。

“明白。我來想想辦法。”

“知道你會有辦法。”

我自嘲：“我那點本事老領導最清楚。也就是勉為其難。”

放下手機，我問：“前邊收費口是哪個？”

“就是機場。快到了。”駕駛員回答。

“出了收費口馬上掉頭。”我下令，“回縣里。有重要事情。”

車上那幾位面面相覷，一時沒有誰吭聲。好一會兒，劉群輕聲問一句：“環(huán)境部那邊呢？打個電話去？”

輪到我一聲不吭了。

省領導光臨無疑是頭等大事，無論是來調(diào)研，還是“看看”，呆幾小時，還是幾分鐘。以重要性而論，我的決定正確，此刻應立即返回本縣去做準備。問題是我們這一車六人口袋里都裝著一張機票，正要乘飛機前往北京，而省城機場就在眼前，幾乎已經(jīng)可以看到飛機那兩個翅膀。此刻不上飛機，趕緊改簽機票應當不困難，問題是北京方面怎么辦？我親自出馬率隊赴京要辦的事情同樣也很重要，已經(jīng)讓我們忙活了近一年，北京相關方面好不容易點了頭，同意我們于明天上午去辦公室拜訪。那是經(jīng)過多方爭取，費九牛二虎之力才促成的，此刻我們自己突然生變，怎么跟人家解釋？人家會不會非常惱火？如果功虧一簣，事情就此拖下來，甚至辦不成了，豈不糟糕？

我擔心前功盡棄，這個擔心很現(xiàn)實。兩個重要事情撞在一起了，怎么辦？能不能想辦法既避免前功盡棄，又不耽誤雅集？算一算時間似乎還有余地。只要能按計劃把明天上午的事情辦完，最快能于下午返程，晚上就能回到本縣。而省領導一行預計將在此后十數(shù)小時，也就是周五傍晚才會到達。

于是決意繼續(xù)前往北京。

我并沒有絲毫怠慢，旅行車到達機場大樓時，我已經(jīng)在第一時間做了安排，通過手機命黃勝利迅速召集相關部門人員做好接待領導一應準備。黃勝利是縣長，我倆搭檔主政本縣已有三年多時間，合作得不錯。黃勝利其人農(nóng)技干部出身，比較實在，能辦事，缺點是有時不甚嚴謹，失之馬虎。他在電話里裝迷糊，詢問雅集是道什么菜？我告訴他那是一鍋紅燒豬蹄，讓一群文人墨客雅致之士圍在一起熱火朝天，像現(xiàn)在小孩說的開“生日趴替”，只是無須與生日掛鉤。古時候那種“趴替”似乎主要是吟詩作賦，大家唱和喝酒，像《蘭亭集序》寫的那樣。如今好像有些變化，至少康莊這一場無須寫詩，按照現(xiàn)有規(guī)定也不能上酒，只要寫字畫畫就可以。

“那么咱倆也行？”他笑。

他當然是開玩笑，如今寫個字涂個鴉誰都會，混進那種“趴替”卻只算阿貓阿狗，哪怕書記縣長。康副書記的雅集得是公認的書法家畫家才有資格。本縣得山水之利，恰好多產(chǎn)這兩種人，大約從明初開始，歷代書畫名人眾多，當下民間習字習畫之風猶盛，有“書畫之鄉(xiāng)”美譽。得益于歷史與當下的強大書畫家陣容，本縣目前擁有一座新落成的、在本省首屈一指的縣級美術館。該館是在我和黃勝利手上建起來的，當初立項時，我通過潘偉杰把一份報告送到康莊手上，難得領導重視，寫了大段批示，命省發(fā)改委和財政廳予以支持，幫助我們解決了資金缺口，因此才有了它。半年前該館舉辦落成典禮，我和黃勝利曾專程到省委大樓匯報并邀請康莊光臨，他不能來，因為有規(guī)定，省領導不宜出席類似活動，但是他表示會找機會來看看。此言不虛，此刻他要來了。嚴格說不是現(xiàn)在，早在一個多月前他就預定前來，只是一波三折，終未成行。

黃勝利問我：“這一回是真的吧？”

我說前幾回也都是真的，因故推遲罷了。所謂“大有大的難處”，別以為只有咱們小領導累死累活，人家大領導要操心的比咱們只多不少。

“所以小領導才個個都想擔負重任。”他笑。

這時顧不得多開玩笑。我告訴他務必重視，這一次跟以前那兩次不一樣，時間、地點、內(nèi)容明確，咱們跑不掉。搞得好皆大歡喜，搞砸了吃不了兜著走。

“早知今天，我讀小學就該去練字。”他感慨。

我們都知道康莊特別看重書畫，除了他是領導，也因為他本人字寫得好，不像我和黃勝利之流只有“同意”兩字練得比較成功，如我們自嘲。我縣有位老先生看過康的字，斷定他“肯定有童子功，恐怕還有家傳”。這方面的底細我們不得而知，唯知該領導筆下了得。

這位領導的家傳除了寫字，恐怕還得加上氣勢，他很強悍，風格硬朗，有關他一瞪眼睛，把下屬某官員嚇成結巴的傳聞很多。當初為我縣美術館項目求助他時，潘偉杰就曾警告，事情務必辦好，否則康莊那里不好交代。我知道潘言簡意賅，是未雨綢繆，為我們好，做康莊重視的項目，我們得格外努力，格外小心。

我在私下里管潘偉杰叫“老領導”，略帶調(diào)侃，其實他只比我大幾個月，談不上老，且只在大學那四年直接領導過我。我們是大學同學，舍友，當年住上下鋪，彼此落差相當大。潘偉杰生于省城，父母都是醫(yī)生，高級知識分子，他自己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處事得體，做什么都游刃有余。而我原本就是光腳丫上滿是泥巴的山區(qū)鄉(xiāng)下小子，上大學時還沒發(fā)育全，比他整整矮一個頭，干什么都氣力不支，如他所笑叫“總是勉為其難”。我是因為考分偏低給調(diào)劑了專業(yè)，他卻是因為從小不喜歡父母的手術刀，卻偏愛玩地球儀，終選擇讀地理。很奇怪，超乎落差，從大學開始我們的關系就非同一般，他是班長，常叫我?guī)退尚┦拢怖щy、勞累、費勁事項一概交我，我有什么難處也總能得他相幫。那時他對我不吝賜教，我始終記著他要我眼光長遠，能把一個地球掌握在手中那些話，雖大而空，卻最耐尋味。大學畢業(yè)后我們都沒能從事本專業(yè)工作，他以考核第一的名次成為選調(diào)生，就此從政。我也跟他一樣被同期選調(diào)，卻是因為排前的一位同學參加考研放棄資格，由我遞補，勉為其難僥幸得成。選調(diào)生按規(guī)定要下基層，潘偉杰下去不久就抽調(diào)省直機關工作，而我這么多年雖小有進步，至今還在基層。潘偉杰很有頭腦，行事縝密，話不多，從當副處長起就給康莊當秘書，康從省委秘書長、常務副省長直到副書記，他一直相隨。考慮到康莊那樣的個性，潘偉杰能讓他滿意，確實水平高超。我注意到這么些年潘偉杰不僅職位上升，處事越發(fā)游刃有余，字也越發(fā)寫得好，也許是因為跟隨康莊，耳濡目染。這應當也是他讓康特別滿意的一個方面。雖然彼此是老同學，我倆平時來往并不多，因為他在省城，我在基層，也因為他一般不主動聯(lián)系人，我也很少找他麻煩，除了非常必要時候。所幸盡管他身居中樞職位漸高，對老同學亦不相忘，能幫會盡量幫。我相信這一回康莊光臨，后邊肯定有潘反復推動。省領導到我縣美術館“看看”類似于現(xiàn)場檢查，考察下邊這些小領導干得怎么樣，該項目是否達到他的要求，這對我們有壓力。但是這也是一個表現(xiàn)機會，那么大的省領導可不是小領導們想接近就能接近的，沒有潘偉杰，誰能把他帶到我們面前？

一個多月前，潘偉杰主動給我打了一個電話。當時我有點詫異，在電話里開玩笑：“原來老領導有時也會想起我。”

他也笑：“不好嗎？”

他問我近期可好？我知道這只是鋪墊，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

“我還能怎么好？勉為其難罷了。”我說。

“再加四個字：鍥而不舍。你這點特別好。”

“感覺飄起來了。”我問，“有什么重要交代？”

“你那個美術館怎么樣？還行吧？”他問。

我告訴他，本館狀況良好，無論建筑、環(huán)境、館藏，全省首屈一指，縣級館名不虛傳。

“想安排領導去看看，沒問題吧？”

“熱烈歡迎！”

他笑笑，讓我可以著手做點準備。注意影響，只做不說。

我知道潘偉杰從無戲言，此事重大。“想安排領導去看看”講得很藝術，非常含蓄，核心卻很明了，無須琢磨究竟是秘書安排領導，還是領導安排秘書，關鍵在于康莊副書記可能前來，這才是最重要的。我立刻把黃勝利等人叫來商量，迅速研究一個工作方案，各相關部門緊急行動分頭準備。按照潘偉杰要求，只做不說。

過了一周時間，潘偉杰沒有再來電話。我考慮應該主動一點，便掛電話找他。那天連掛幾次，從早到晚，都未接通，感覺挺詫異。直到午夜，他給我回了電話。

“謙毅，什么事？”他問。

我簡要報告了我們的準備情況。他“啊”了一聲：“不行。去不了了。”

原來他在北京，陪領導參加重要會議。會間還得忙一些事。以目前情況看，領導實在抽不出時間。什么時候得空再說吧。

我聽到他在那頭咳嗽，聲音里有一種疲倦，少見的。

“老領導身體要注意。”我說。

他表示沒什么。北京外邊挺冷，屋子里熱。

“肯定忙得要命。”

“向你學習啊，勉為其難。”

我調(diào)侃，說感覺老領導在我省永遠游刃有余，去了北京才有點勉為其難。

他也笑：“各有各的問題。”

我能理解。他跟我們不一樣，跟隨領導，身處高層，雖說還不到掌握一個地球，也已經(jīng)掌握了一個省的若干方面，遇到的問題跟我們基層會有很多不同。比之高層大事，下邊一個縣美術館如何，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于人家大領導實屬可有可無。

“知道位高權重也累，小領導心情好多了。”我說，“多保重。”

第二天我悄悄通知黃勝利，所有準備停止。

“不來了？”

“至少暫時沒戲。”

黃勝利一攤手，很遺憾。這一點我倆非常一致。

兩星期后，潘偉杰又來了一個電話，詢問我知道雅集嗎？我當然得知道，本縣是書畫之鄉(xiāng)，本縣文化部門曾經(jīng)辦過那種活動，資源和經(jīng)驗都很充足。

他表示：“很好。”

“需要辦一個嗎？”

“再說吧。”

“康副書記什么時候能來？”我問。

“我排一下時間。”

我們迅速進入第二輪準備，還如上一回，只做不說。這一回時間很短，兩天后潘偉杰給我一個電話，又是那句話：停，沒有時間。

黃勝利問我：“有那么忙嗎？”

這只有潘偉杰才清楚，我不知道。以我感覺，不管官多大，不管有多忙，偶爾忙里偷閑，隨心所欲，看看美術館，找若干合適的人見一見，似也做得到。康莊一再不能成行自有其緣故，我們無從得知，只能等待。

現(xiàn)在終于等到了。于康莊這樣的領導而言，此來除了看看本縣美術館的樓房、環(huán)境以及館藏作品，借機與當?shù)刂麜嬎囆g家相會也就是來個雅集，屬于題中應有之義。縣美術館舉辦類似活動，也屬推動本地文化事業(yè)發(fā)展需要。問題是潘偉杰的要求太高，康莊擬隆重出席的本場雅集不允許只拿現(xiàn)存于縣境之內(nèi)的書畫家充數(shù)，把本市及省城那幾位本縣籍大牌請回來“趴替”也不夠，潘偉杰指名道姓要方鵬，似乎還是必要前提，這就產(chǎn)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方鵬是本縣人，其方氏家族是本縣一個書畫世家，其父曾在本縣文化館供職，早早給調(diào)去首都一個文化部門工作。方本人出生、成長于北京，一口北京話字正腔圓，身形魁梧，著漢裝，長發(fā)及肩，藝術范十足，他那些留在本地的方氏族親，即使字寫得絲毫不遜，與他站在一塊都如群雞望鶴。方鵬成名早，五十出頭已是書法界一大名流，頭銜極多，人稱“方老師”，也有人早早尊稱他為“大師”，據(jù)說其右手那幾個指頭堪比印鈔機，寫幾幅字就能在首都換一套房子。也許因為名氣過大，比之其他本縣籍在外名家，方鵬與家鄉(xiāng)的關聯(lián)最為平淡，近年間本縣幾次重要活動邀請過他，他從不到場。我本人曾經(jīng)利用到北京開會之機，由他的一位堂叔出面聯(lián)系，請他吃過一次飯，他只到場十幾分鐘，算是給堂叔和家鄉(xiāng)書記各半個面子，話沒說幾句就起身告辭，說是一位前國家領導人有請，讓本書記倍覺自己官小。由于這些記錄，我感覺于此人毫無把握。

但是不能不努力爭取。我把任務交給黃勝利，要他立刻聯(lián)絡。

“那只大鳥啊。”黃勝利感慨，“咱們拿什么把他趕進雞籠里？”

我讓他想辦法，可以先摸摸情況。方鵬有個表弟是花鳥畫家，目前擔任本縣文聯(lián)副主席，就從這個人入手接觸。有什么進展要隨時向我報告，包括接待和雅集的其他準備工作。由于飛機上不能用手機，落地后我會立刻與黃聯(lián)系。

“不如請胡書記打上門，拎著他的脖子直接從北京帶回來省事。”黃勝利說。

我問：“咱們那個洞怎么辦？你來？”

他嘿嘿：“我哪有辦法。”

“那么就靠你老黃。”我強調(diào)，“上心一點，多想辦法。這個對咱們很重要。”

“這頭大鳥？”

“我是說康莊。明白吧？”

于是分頭行事。我率身邊一行搭上預定航班，按照飛行要求關閉手機，直上藍天。我知道黃勝利會按照我的要求立刻組織人馬投入準備，該同志雖然嘴上喜歡叫喚，工作總體還是負責的。特別是面對康莊這種強悍領導，真是沒有哪個小領導敢開玩笑。

起飛前我還給市委書記曹書耀打電話報告。曹是我的直接領導，康莊到我縣參加活動，盡管是臨時安排的短暫活動，我亦須報告。曹已經(jīng)知道情況，是潘偉杰告訴他的，潘特地說明：康莊明確要求由縣里安排，市領導不要過來陪。曹必須得照此辦理，但是依然需要關心過問，因為本縣在他管轄之下，要是本縣沒做好，他也臉上無光。曹在電話里要我務必萬無一失，領導到來時間雖短，卻很重要。他知道我正要去北京跑項目，表示不行的話就把北京的事延后吧。我告訴他時間上并不矛盾，已經(jīng)交代黃勝利先做準備，我辦完事立刻回縣里落實，沒有問題。

他表了態(tài)：“你自己把握好。”

“曹書記放心。有情況我隨時報告。”

兩個多小時后飛機落地，我剛打開手機，黃勝利就來了電話。

“恐怕沒戲。”他報了個壞消息。

接待與雅集的所有準備均已順利開展，沒有問題。但是方鵬來不了，一口拒絕，說是時間沖突，有重要外事活動。這明顯是托詞。由于新冠疫情影響尚存，近日新聞里所見外賓光臨的消息不多，即便有，那也是國家領導人的事，與這只大鳥何干？

“怎么辦呢？”黃勝利問，“胡書記能不能親自出馬？”

為什么如此建議？因為大鳥看不上黃勝利。通過縣文聯(lián)那位方氏表弟，黃勝利直接與方鵬通了電話。方在電話里問黃勝利是不是當書記了？不是？是縣長？書記去哪啦？還是那個胡什么謙嗎？

本人姓胡名謙毅，那是我出生時，父親請求村小學校長給起的。這名字起得好，所以才有今天的胡書記。方鵬很難得，我的三個字他能記住兩個，只是順序記亂了，不是胡什么謙，應當稱胡謙什么。

我命黃勝利繼續(xù)努力爭取，決不放棄。表弟解決不了問題，找表妹，或者大姑大姨什么的，總有人能夠說動他。可以多頭并進，共同努力。

黃勝利聽命，迅速組織力量，深挖各種資源。小小縣城，類似資源很豐富，找出來并不困難，于是方鵬的手機被不斷騷擾。此人很堅強，口風始終沒有松動，直到惱火，拒絕接聽所有電話。

事情至此卡殼，做不下去了。人家是藝術家，“大師”，高居于京城，不是我們屬下干部，我們于他鞭長莫及，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怎么辦？放棄嗎？不行。必須勉為其難，而且必須成功，否則便如潘偉杰當初警告，無法向康莊交代了。

當晚我在北京所居旅館給方鵬掛了電話，用的是一個特殊號碼。

他接了電話，很詫異：“胡？你怎么有這個電話？”

我說：“你懂的。”

他表示不滿，問我到底想干什么？大圍剿？我不諱言，黃勝利確實是按照我的指示，發(fā)動群眾以親情和鄉(xiāng)情呼喚，看起來確實給方鵬留下深刻印象，盡管他似乎不為所動。我作為當?shù)氐谝话咽直驹摰谝粋€給方打電話，主要因為飛機上不允許，只好最后才參加圍剿。此刻我在北京，不是專程來請方鵬回鄉(xiāng)，是來跑一個項目。該項目很重要，方鵬或許還記得，上回在京一起吃飯時我曾介紹過。

“那個洞？”

那可不是一般的洞，實為為全縣人民包括方氏族人造福。這個洞還可以讓方鵬名垂青史，至少讓我縣數(shù)十萬百姓及其子孫一代一代記著他。

“瞎掰嘛。”

并非瞎掰。我擬請方鵬為這個洞題字，來日刻寫于洞口，包括大名落款。希望方鵬欣然回鄉(xiāng)，參加后天也就是周五晚上于縣美術館舉辦的重要雅集，讓省委康莊副書記一起見證他當場題字青史留名的高光時刻。

他默不作聲，好一會兒。

“我不坐飛機。”他說。

“有高鐵。”

“我只坐商務座。”他說。

“沒問題。”

他扔下一句話：“再說吧。”

輪到我詫異不已。無論“再說”什么，他像是松口了，轉變似乎過于突然。我感覺這只大鳥其實相當務實，如果說在本縣的某個洞口刻個碑青史留名或能打動我，他這種人似乎不太可能感興趣。

……

全文請閱讀《長城》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