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的勝利召開，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江蘇文藝評論家們精準擇取了一系列關鍵詞：“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文化自信自強”“人民至上”“中國故事”……這些言簡義豐的表述，又被他們注入了豐盈的理解。面對江山壯麗、人民豪邁，文藝工作者如何找準新時代文藝的前進“路標”，繼續傾聽時代發展的鏗鏘足音，以一座座文藝高峰為“中國式現代化”彰顯質地與成色——不妨聽聽評論家們怎么說。

努力構建中國文藝的話語和敘事體系

汪 政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報告中許多新的闡述不僅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而且有助于推動文化理論與文藝學的建設，值得廣大文藝工作者仔細研究并在實踐中運用。

談到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時，總書記要求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這一要求指向新穎明確、內涵豐富深刻，不僅是對外傳播的要求，也要求我們在文化文藝的創造創新上建立自己民族與國家的文化特色，向世界貢獻中國理念、中國內容、中國智慧與中國形式，而不是在西方的話語與敘事系統后面亦步亦趨。

從創作上說，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繼承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發揚老一輩文藝家的優良作風，以藝術真實表達生活真實。

中國革命文藝近百年的實踐證明，只要我們聚焦人民的偉大創造，緊隨社會與時代前進的步伐，就一定會創作出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色、奏響革命文化旋律的作品，就一定會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熱畫面，呈現出精彩的故事、塑造出典型的形象。

在這個過程中，文藝創作者要遵循藝術規律，探索中華美學傳統在現代文藝中的新創造、新表現。從時間上說，中國文藝有著幾千年的文脈，從空間上說，中國文藝形成了融合地方特色與多民族特色的鮮明個性，文藝家們在從事藝術創作時一定要充分發掘這些寶貴的資源，利用好這些傳統與特色。而近一百年來的中國文藝史既是與世界接軌的歷史，又是中國傳統文藝不斷發展、獲得尊重的歷史。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起始，四五十年代為高潮，八十年代為賡續，中國文藝在探索民族化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績，留下了大批經典和許多值得借鑒并繼續豐富的藝術經驗。文藝家們要有這樣的藝術擔當，自覺地在藝術實踐中將中國文藝傳統發揚光大，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從而推動中國文藝傳統可持續，不斷創造中國文藝的新傳統，為世界文化與人類文明作出貢獻。

對文藝理論評論工作者來說，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理論最具原創性，這是知識生產的核心，不管對一個國家還是一個民族，對一個社會還是一個領域來說，理論都是其發展的靈魂。為什么我們的文藝評論大都運用西方的文藝評論方法？就是因為我們缺乏自己的理論原創，當我們的文藝形勢不斷發展但缺乏與這些文藝實踐相配伍的理論時，文藝評論家們就只能去借用西方的理論。為什么我們沒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評論話語？也是因為缺乏理論提升、轉化的能力。

其實，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中國古代藝術家與文藝理論家們對中華美學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們對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理論闡釋與經驗總結，根植于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社會與自然的認識，在中國漫長的藝術史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國文藝在與西方文學藝術的交流與對話中不斷革命與革新，經過百年的努力，成為世界文學藝術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如何使中國古代美學與文藝理論現代化，使其能夠與現代美學進行有效的對話，對現代文藝的創作與發展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如何保持中華美學的特色，構建富于民族特點的美學與文藝理論體系，一直是幾代中國美學與文藝理論工作者的理想。他們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但是，這項工作還遠沒有完成，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我們的中華傳統美學研究都面臨著西方各種美學與文藝理論流派的壓力。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批西方美學與文藝理論涌入我國，成為文藝理論研究與評論的主要資源與方法，這種一邊倒的現象已經引起了文藝工作者和學界的關注。

中國傳統文藝有自己的特點，如何將其現代化、體系化？如何將其經驗轉化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如何將文言文語言系統中的概念轉化到現代白話文語系中，并與現代美學與文藝學相融合……這些都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理論研究與創造，并且要在文藝實踐中去檢驗，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構建起中國文藝理論與評論的話語體系。

（作者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文化自信：新時代新征程的精神氣象

潘 訊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14次提到“自信”，5次提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種充實飽滿的心理狀態，也是一種健勁昂揚的奮斗姿態。對身處偉大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來說，文化自信是底氣，也是動力。文化自信為新征程上展現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指明了前進方向。

文化自信淵源于歷史、植根于傳統，指引著文藝工作者不斷追溯中華文化的精神長河，在傳統與當代的對話、轉化中開拓文藝新境界。開創“荷花淀”文學流派的作家孫犁，進入晚年之后，他的文學書寫呈現出比早期創作更加深湛渾厚的思想境界與藝術品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他數十年如一日對傳統典籍潛心披讀、沉著借鑒。晚年孫犁的博大精微，生動印證了一位深耕傳統的當代作家所能達致的文化格局。

草圣林散之常以“破法”“變法”示人，但是，他對中國文化典籍的研究同樣下足了“暗功夫”。在書法領域，他對石門、西峽、曹全、乙瑛、禮器、張遷、孔廟等碑帖，都曾經反復臨寫。他對中國傳統詩學的鐘情與研習貫穿了一生，他的詩名或為書名所掩，但他的詩歌造詣無疑為他的書法成就提供了深厚滋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文藝的“根”，前輩大師在對傳統根脈的摸索中，回到了中華文化的歷史深處，找尋到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進而開掘出文化自信的歷史源泉。今天的文藝工作者要秉持“兩創”理念，心懷敬畏，孜孜以求，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將傳統文化血脈融入當代文藝創作中，續寫中華藝術千年文脈。

堅定文化自信，需要文藝工作者始終保持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在歷史方位中把握自我定位、探求藝術理想。藝術家是富有創造力的精神個體，藝術創作是富有創造性的精神勞動。但是，藝術家人生追求和藝術生命最深沉的動力源于國家、民族和人民。就拿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創作來說，這固然是他經綸之外的“余事”（郭沫若對其創作有“經綸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的評價），但是，詩人毛澤東與政治家毛澤東是高度融合的。他在詩歌的王國里思考民族命運，探索國家前途，他是以詩詞的形式抒寫自己的信念、理想與擔當。

辛棄疾同樣如此。古人將心中郁積的憤懣稱為“塊壘”，辛棄疾的“塊壘”就是他的愛國精神與現實政局的激烈矛盾，嚴重的壓抑在他內心形成一片浩蕩如水的激情，積累得愈來愈多，貯藏得愈來愈深，觸景生情，他的詞作隨時隨處流露出獨有的慷慨之氣，辛詞的格調也正在于此。

因此，文藝工作者需要觀察時代，但不是時代的“旁觀者”；需要描摹歷史，但不是歷史的“局外人”。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主題，文藝工作者的歷史主動就是從時代的脈搏中感悟藝術的脈動，將自己的藝術生命融入時代、融入歷史，用文藝描繪中國式現代化的燦爛圖景，全方位全景式展現新時代新征程的精神氣象。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覺。自覺，是“知己”又“識人”，文化自覺，離不開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和合共生。費孝通將文化自覺的內涵扼要表述為對所處文化的“自知之明”。但是，文化的“自知”不是文化的“回歸”與“復舊”，文化的“自知之明”必須建筑于文化的比較鑒別、取長補短之中。文藝的“自知之明”也是如此，其本質是塑造文藝的民族特性，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民族特性的提煉與塑造不是對本民族文化的封閉式株守，而是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開放性吸取、借鑒、轉化。氣魄越強，自信越深。

魯迅曾這樣贊賞漢唐文化的包蘊沉雄：“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當代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雄心與魄力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個過程中，文藝更能凝結心靈、更易溝通世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文藝是其間絢爛的花朵、浩瀚的長河。文藝工作者應該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以胸懷天下的創造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作者系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青年文藝評論家）

以人民為中心，用精品直抵人心

王 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人民，成為新時代文藝的閃亮關鍵詞。

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石，是文藝創作者價值觀的最重要體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認為，文藝活動是人的活動，文藝作品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生動體現。文藝“以人民為中心”，是由文藝活動的本質所決定的。文藝的出發點、連接點和歸宿點是“人”：描述對象是“人”，靈感源泉是“人”，創作的服務目標也是“人”。

毛澤東認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我國久傳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滿著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人民悲歡的關切，以精湛的藝術彰顯了深厚的人民情懷”——這就是“人民憂樂觀”，即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

必須注意的是，“人民”并非空洞的泛指，而是一個個鮮活具體的存在。一如總書記所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這段話告訴我們，藝術家要自覺地向人民學習，與之同憂患、共喜樂，讓手中的筆能夠接通人民的“血管”。

以人民為中心，關鍵是要用精品佳作，以審美的方式直抵人心——以真實的故事、真摯的情感、真切的反思，表現人性、人情、人生，感動人、激勵人、溫暖人，引人思考、促人奮進，成為一種正能量的契入。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近年來的文學藝術創作在關切和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現實、堅持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表現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績。文學創作方面，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金宇澄的《繁花》、賈平凹的《帶燈》、李佩甫的《生命冊》、王蒙的《這邊風景》、蘇童的《黃雀記》、付秀瑩的《陌上》、王樹增的《抗日戰爭》、丁曉平的《紅船啟航》、蔣巍的《國家溫度》、龔盛輝的《中國北斗》等作品直面現實生活的變遷，再現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壯闊歷程，描繪了民族精神的堅守，給予讀者巨大的精神力量。

近年來的現象級影視亦展示出新的氣象，如表現國際救援行動的電影《戰狼2》《紅海行動》，建黨百年之際涌現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長津湖》《革命者》和《覺醒年代》，根據現當代文學經典改編的《人世間》《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智取威虎山》，表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改革開放歷程的《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父輩》《十八洞村》《你好，李煥英》《我不是藥神》《媽媽！》等。

其中，根據“東江縱隊”真實事跡改編的抗戰題材電影《明月幾時有》，融宏大敘事于家常親情與愛情，以方姑由文弱教師成長為女英雄的故事，真實自然地表現出普通百姓投身抗戰偉業的情感邏輯，以小人物的家國情懷映射民族精神之偉力。電影《山河故人》時間跨度為1999至2025年，將家庭情感融入現實與未來、時間與空間、父輩與子輩、事實與幻想之中，在講述張晉生、沈濤、梁子和刀樂等人因為感情或生活，彼此由相聚到最終離別的故事，力圖展現中國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國家轉型發展之中的思想情感與命運的巨大變遷，涉及現實中國的傳統家庭關系存廢、鄉愁、小人物的愛恨情仇等多元主題。這些影片大都將表現的著力點放在對特定時代、國家、民族中的“人”的表現上，致力于對復雜人性、人情、人生和人格的探索，使電影有了溫度、熱度、深度與厚度。

站在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我們的文藝創作需謹記“以人民為中心”，關注現實社會和人生，書寫新時代中國人的精氣神，高處再攀高，創造新輝煌。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讓好的中國故事去“旅行”

劉永昶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對廣大文藝工作者而言，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創作者必須有著“責任在我”的主體自覺意識，以堅定的立場和飽滿的激情，弘揚傳統、擁抱時代，生產豐富多彩的中國故事；另一方面，又必須有著清晰明確的受眾定位意識：“可信”是讓受眾信任中國，“可愛”是讓受眾喜歡中國，“可敬”是讓受眾尊重中國。換言之，“講”是創作主體的權力，“好”則是大多數受眾的評價，只有主體和受眾心靈契合，才能展開中國故事的文本旅行，才能實現中國聲音的名揚四海。

事實上，好的故事從來都能夠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普羅米修斯盜火種與后羿射日的勇氣沒有高下之分，《瓦爾登湖》與《邊城》《長河》的“天人合一”頗有呼應之處，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熾熱愛情在《牡丹亭》中大約就是“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愿”。人類的生活形態大相徑庭，但情感從來彼此相通，一個好的故事如果能夠打動中國人，大抵也可以打動外國人。

“你若盛開，清風自來”。所以講好中國故事，不必從一開始就想著為國外受眾量身定制，文藝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首先應該尋求與中國受眾的心心相印。無論是悠遠的民族歷史，還是火熱的現實生活，無論是昂揚向前的主旋律文化，還是生機勃勃的青年亞文化，都可以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心之所向”。因為有著時不我待的激情，一部《覺醒年代》可以喚起無數年輕人的澎湃共鳴；因為有著生死相依的親情，一部《你好，李煥英》可以感動跨越代際的不同受眾；因為風雨同舟的共情，一部《我和我的祖國》可以激蕩蕓蕓眾生的心靈。題材不分大小，主題不必一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優秀的文藝作品通常都是契合了人們的情感需求，進而搭建起主客體心靈溝通的橋梁。

這樣的橋梁自然也可以聯通世界。近幾年，成功“出海”的國產影視劇頗能給人啟發。比如抗疫題材劇《在一起》被譯制為多國語言，在蒙古國、肯尼亞、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緬甸、伊朗、哈薩克斯坦等國家電視臺以及YouTube等很多新媒體平臺播出。《在一起》為什么會吸引人？緣由或在于人們在抗擊新冠疫情這一艱難時期的深刻體驗，其以單元劇形式表現的武漢抗疫“生死場”的日日夜夜，奔涌著人類在迎接大自然挑戰的復雜情感——有生離死別的痛苦，有戰勝病魔的歡欣；有遭遇挫折的無奈，有柳暗花明的激動；有被迫隔離的孤獨，有眾志成城的前行。《在一起》是凝聚著人類情感的中國故事，它的傳播無疑幫助了海外受眾更好地認知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奉獻、智慧和擔當。

再如扶貧攻堅劇《山海情》，該劇在海外的廣受歡迎打開了主旋律題材文藝作品的傳播想象空間。《山海情》的一條主旋律故事線是扶貧攻堅的政策引導下，中國鄉村的巨大變化與進步，就這條線而言，國外受眾不一定熟悉中國特定的時代、社會語境；另一條主旋律故事線則是一代青年擺脫各種束縛，走到廣闊天地改變自身命運的故事，這條線對國外受眾來說很可能是動人的，因為與命運抗爭、與自然抗爭的成長故事從來都陪伴并激勵著現實生活中的人們。

在面對海外受眾時，文藝作品的題材選擇似乎應更多地兼顧歷史與現實內容的平衡。中國燦爛輝煌的歷史固然是藝術創作的富礦，對海外受眾也有著陌生的藝術吸引力，但也可能因為文化語境的隔膜，流失一部分關注的目光。現實題材的創作則因為“天涯共此時”的全球化語境，能夠最大程度折射當下人類的共同經驗。一個有趣的案例是，去年一群大象在云南悠閑自在地度假旅行，吸引了很多海外朋友的注意力，有些國外重要媒體甚至進行連篇累牘的跟蹤報道。想象一下，如果將其改編成輕松愉快的影視劇或漫畫作品，難道不是一個絕佳的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中國故事么？

由是觀之，水到則渠成，充沛優質的文藝產品供給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所在；通達能致遠，善于利用互聯網時代內外交互的傳播方式是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路徑所在；情動亦心動，兼顧海外受眾異中有同的故事需求是“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策略所在；任重而道遠，遵循習總書記“要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更多為世界所認知的中華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個生動立體的中國，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譜寫新篇章”的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重任在肩、責無旁貸。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南京影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