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區(qū)南溝村是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村子，位于山圪嶗里，它的出名，只因為村里有張潤生和張維斌一對兄弟，在外賺了點錢，然后就琢磨著能不能返鄉(xiāng)給村里辦點實事，讓鄉(xiāng)親們一同富裕起來。

正好當時的政策號召“土地流轉”，兄弟倆和縣、鄉(xiāng)政府一說，當即一拍即合。按照他們兄弟倆的想法，就是把村里土地承包過來，全部搞現(xiàn)代化農業(yè)建設，栽果樹，筑水壩，搞滴灌，實行蘋果精細化管理。錢由他們自己掏，耕作由村里人來完成。村子的成年男女，只要愿意到地里來干活的，由他倆按時價付給工資。當時商量好了這種模式，誰也不知道能支撐多久，誰知一干就是近十年，一直干到了今天。如今，南溝村的土地依舊在公司化運營，村民也和工人一樣，天天去上班，月月到頭來拿工資。雖然農民還干的是原來那些活，但卻和城市的工人沒了兩樣。

張維斌、張潤生倆兄弟為啥要干這事呢？我具體和他們沒接觸，但在我看來，這應該是一種情懷，而這種情懷，陜北人身上普遍都有的。比如一個人有了出息，他總會想著為家鄉(xiāng)做一點貢獻，讓自己在父老鄉(xiāng)親面前更有面子。但就是這種最樸實的想法，卻給村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據(jù)統(tǒng)計，村民去年人均收入15000元，今年預計突破20000元了。——看來，這件事還是干對了。不光兄弟倆富了，村民也富了。

10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了南溝村，他看到了山上蘋果園碩果累累，一派豐收景象。他和百姓拉家常，他回憶起當年的知青生活，說當時百姓生活很艱苦，現(xiàn)在看到山坡上種上了蘋果，老鄉(xiāng)們有工作，有穩(wěn)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醫(yī)保，生活越來越好。

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非常富有情懷的人，當年他在梁家河插隊時，十八歲的他就當了村里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后帶領群眾打水井、建沼氣，為的就是想改變村里的面貌。他當總書記這些年，更是把“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時刻記在心上，現(xiàn)在看到這累累果實的景象，看到百姓高興的面孔，他自然非常感慨，最后他說了一句話，“從陜北的變化就可以看到全國的變化。”

我是一名作家，南溝村的變化我也看在了眼里，曾經(jīng)多次到過這里，今年五月，還組織一大批作家來到了這里，來這里采訪，來這里了解實際情況。記得就在這次采訪中，我們了解到一個細節(jié)，當初土地流轉時，村會議就開了四十九次，村里許多百姓都不愿意轉讓土地。最后，還是先前的老支書說了一句話：“我們就讓他們兄弟倆試一試，如果成功不了，大不了我們還像以前一樣窮么。”就是這句話，讓大家都鐵了心，紛紛簽定了合同。

這樣的一份合同，到如今在成就了兄弟倆的同時，也成就了南溝村。

受自然資源條件限制，陜北一直都是貧窮的。陜北有一句民歌，“崖畔上開花崖畔上紅，受苦人過得好光景”，過“好光景”一直是陜北人民世世代代的一種夢想。而怎么樣才能富起來，讓陜北人徹底擺脫貧窮呢？大家一直在探索著，一直在努力著。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七八十年代的包產到戶，實行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都是在探索一條讓陜北人走向富裕的新路子。

而陜北人民從來沒有失去對黨的信任，總是滿懷激情跟著黨走，跟著政策走。陜北的兩名作家清楚地記錄了這個歷程。作家柳青寫了《創(chuàng)業(yè)史》，主人公梁生寶感覺到一個人的力量太脆弱了，是無法實現(xiàn)現(xiàn)實需求走向共同富裕的，他就想到了走合作化的路子，村里幾家聯(lián)合起來，互幫互助，共同富裕。

到了八十年代，另一名陜北作家路遙寫了《平凡的世界》，在這部小說里，主人公孫少安對黨的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萬分欣喜，分開單干后，他和婆姨夜以繼日辛勤勞作，燒磚燒瓦，逐漸改變了生活面貌，有了錢后，他還出資重建了雙水村小學。

怎樣讓陜北整體走向富裕，實現(xiàn)共同富裕目標，是共產黨和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關心的事，也是生活在黃土地上有識之士在思考的事，所以，新的時期，張維斌、張潤生這一對兄弟的大膽嘗試，就是一次新時期陜北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次大探索，大實踐。

“從陜北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中國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其實，從《創(chuàng)業(yè)史》《平凡的世界》這兩部作品來看，也是這樣的，這兩部書，它們都描寫了一方土地上的人們如何通過自身努力解決貧窮問題，都反映了小人物的奮斗歷程，但是，讓所有的讀者都能從這個小亮光點中，這個小孔中感受到了大中國的變化。因而這兩部書也就成為了傳世經(jīng)典。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過去陜北自然資源缺乏，生產力落后，但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huán)境里，陜北人民用五谷雜糧滋養(yǎng)了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壯大，支持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因而，今天這里的每一點一滴的變化，都在牽動著全國億萬群眾的心。在普通讀者心目中，陜北的變化也就是中國變化的一個縮影。

柳青、路遙之所以能成功，和這一點是分不開的。所以，作為一名陜北的作家我們是幸運的，是值得自豪的。

想通了這些，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寫些什么，應該如何寫，心中自然就有了答案。首先是要有一種情懷，心系社稷蒼生，始終關注身邊的變化，關注百姓的生活，這應該成為我們自始至終的關切點。其次，應該深入生活，扎根實際，抒寫我們身邊日新月異的變化，這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也是我們延安作家的責任與使命所在。

近年來，我們身邊的生活正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之迅猛、深刻、激烈，前所未有。這個變化是火熱的，是充滿活力的，是生機勃勃的。而這些變化正給我們每個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寫作資源，是我們長取不竭的源頭活水。我們要不斷承繼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扎根這片土地，投身到生活中，為新的時代謳歌，寫出新的精品力作，真正實現(xiàn)“從延安的變化看中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