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最重要的品格是要體現能夠有超越對象的引導功能，批評要揭示出藝術表達與審美趨勢之間的必然性，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走向與必然要求，要緊貼時代的節拍當然也包括審美的變化來引導創作。

四月，正是草長鶯飛的季節，充滿希望。但今年的四月，上海這個東方的大都市，在突然之間失去了車水馬龍，沒有了來來往往。然而，至少還有文學，還有詩歌，還有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生命力量。于是，我的文章在《文學報》的網絡“報紙”上發表了，這真是一次“特殊”的發表。

見到董強的時候，并不知道這本《唐詩之路》要與上海發生什么聯系。我只是對他與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勒克萊齊奧合作寫一本關于唐詩的書產生了興趣。我希望能夠了解現實中的法國，或者說外國詩人是如何看待唐詩、看待中國文化的，于是寫了這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古代詩詞的力量》。勒克萊齊奧對唐詩的評價、感受是我沒有想到的，由此也可以了解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了解其它地區的人們是怎樣來認知包括唐詩在內的中國文化的。這與我關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話題是一致的。在人類漫長的發展進化歷程中，不同地域的人們相互之間的交流、融合從未停止，停止的只是我們的認知，而不是事實。人們往往強調相互之間的區別、獨立性，而對這種區別之間的交流、獨立中的融合認知還不夠。但恰恰是這種聯系與融合形成了人類現在的樣子。否則，人類可能是另一種面貌，甚或也可能是沒有現在而只有曾經的存在。這種交流與融合，往往并不是人主觀推動的，更主要的形態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出現的。也就是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人的主觀作用只是順應了這種必然，因而加速了其進程與深度。當然，這種交流與融合也并不總是有效的，很可能是無效的。人們相互之間的了解、信任，以及聯系的實用性往往會影響或決定其效用。但這并不能否定交流與融合的存在，以及其作用。

在不同區域或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其形態是非常豐富的。有一種我稱之為“雙重影響”的現象很有意思。這就是某一文化傳播到另一文化之中，對這種文化產生了影響，甚或由于這種影響出現了文化的新樣態。然后，這種接受影響之后的文化樣態又返回原來的文化之中，反過來對這一原生的文化產生了影響。在這種相互影響之中很可能出現了新的文化樣態，推進了文化的發展新變。舉例而言，科幻文學發端于英國，后在美國興盛，其間傳到了中國，對中國文學或文化產生了影響。當中國科幻文學出現了劉慈欣后，又反過來傳播到歐美國家，又一次產生了廣泛影響。另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意象派詩歌。其出現深受中國古典詩詞，特別是唐詩的影響，是現代藝術思潮中極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但是意象派又反過來傳入中國，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了影響。如果這種“雙重影響”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融合的普遍性現象的話，是不是也可以把《唐詩之路》視為一個現實中的實例。這就是唐詩傳播到了至少是法國，對諸如勒克萊齊奧這樣的作家產生了影響。而《唐詩之路》又反過來傳回中國，其中關于唐詩的認知理解等亦將對中國產生影響。人們將在《文學報》上看到一個法國詩人關于唐詩的奇思妙想，并將啟示我們進一步思考、創造自己的文化。而上海，這個城市很可能就是這種雙重影響的一個例證。它接受了很多其它文化的影響，并給其以影響。

當我們討論《唐詩之路》的時候，實際上是在進行一次批評的實踐。而這樣的實踐應該是普遍的、廣泛的。今天的中國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其變化之快，之豐富，是我們預想不到的，甚至也是這個世界預想不到的。大家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太過短暫，人們必須去再次適應新的變化。令人欣慰的是，這些變化顯現出中國的進步興盛，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方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已無可擋，盡管其間還存在很多的挑戰、風險。但毫無疑問，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有條件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的文化、文學同樣也面臨著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需要繁榮興盛。所謂批評的“新”，我以為首先是我們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面臨著新的歷史現實，需要承擔新的歷史使命。這種新也表現在觀念、方法、手段的新，是一種與時代同頻共振式的新。它需要面對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推進新發展。批評不可能置身事外。

首先要對文本進行闡釋，使人們了解其特點、價值。這應該是批評的基本功。不過，并不是所有的批評都要事無巨細地進行這樣的闡釋，而是要把文本置于文學的大環境與社會生活的新條件下指出其最具特色或貢獻的地方。當文學發生了新的變化之后，這種闡釋可能更應該關注文本表現出來的新質。同樣，當社會生活也表現出新的要求時，對文本的闡釋也必須發現文本所負載的新的生活意義。這是批評的基礎——一方面是批評的出發點，另一方面是對批評對象的認知基礎。當然，批評并不總是針對作品的，往往還要針對某種現象——創作的、地域的、屬于作家個人的等等。那么，也要對這種現象有深入的了解，指出其價值所在。

但是，闡釋并不是批評的目的。闡釋僅僅是一種關于對象的平面介紹。就一般的批評而言，能夠發現批評對象的特點、貢獻已屬不易。但批評并不能滿足于此。批評還要對批評對象進行辨析。這種辨析需要批評者揭示出批評對象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的、社會的、價值觀的形態，并予以辨別、評析、取舍。就藝術表現而言，一些曾經成功的手法在具體的對象中是否還具備成功的意義？當文學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之后，其顯現出來的新的品格是什么？一些傳統的東西是不是適應了新的審美要求，或者為新的審美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借鑒其它審美范式時，是簡單地照搬、模仿，亦或是汲取其有益元素進行了新的有效轉化？在對社會生活的表現中，是不是抓住了新生活中最具本質的東西，抓住了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內容？批評對象是不是為審美活動提供了通向真善美的新可能？它將激發人們美好的情感形態、精神境界、走向未來的信心，還是要把人們從追求高尚的心路歷程中拉回卑污的、低級趣味的、消泯希望的泥淖？面對這樣的創作，批評家能不能敏銳地感受、發現，并表達自己的態度？這是非常考驗批評的。藝術的探索從無止境。但成功的探索卻來之不易。這需要批評家有非凡的敏銳性與博大的胸懷，發現并指出曲折奧妙的現象之后隱藏的新的本質。同樣，社會生活錯綜復雜，表象與本質相互遮蔽，瑣碎的偶然中隱藏著宏大的必然。批評家發現生活中最具意義的現象，并指出生活的本真，這并非易事。批評，要求批評家要有站在歷史進程潮頭的品格來辨析批評對象的價值與意義。

這就是說，批評雖然要與批評對象建立一種相容相通、相互理解的關系，但并不等于批評是對對象的盲目追隨、馬后尋蹤。批評最重要的品格是要體現能夠有超越對象的引導功能。批評要在客觀精準的辨析之上指出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要揭示出藝術表達與審美趨勢之間的必然性，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走向與必然要求；要緊貼時代的節拍，當然也包括審美的變化來引導創作，使之能夠更生動、更深刻、更豐富地表現人民創造美好生活、凈化心靈情感、不斷完善自身、勇敢走向未來的歷史進程。在這樣的努力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挑戰、曲折，甚至失誤、錯誤。但無論如何，作品應該努力為審美者表現出戰勝困難、走向未來的力量與可能。即使是悲劇性的作品，也應該表現出蘊藏在人民身上的實現目標的力量。這對批評家提出了更高、更具思想意義的要求。

批評家做出的價值判斷，固然是個人的。但并不能簡單地個人化。這就是說，個人的判斷要與創作的基本態勢統一起來，要與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統一起來，要與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統一起來。雖然每個人的經歷、修養、以及觀察問題的切入點是不同的，具有個性色彩的，但批評對象顯現出來的終極目標卻是一致的。這就是激發人類自身本來就具有的更加完善、更具理性、更能顯現出情感的豐富性、生命的創造力的動能。批評的意義就在于討論批評對象在這方面的努力，以及可能性、方向性。對于批評者而言，需要具備充分的理論自覺。

這種理論自覺，首先表現在批評者的社會責任方面。批評的對象是創作現象。批評者當然要對這些現象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僅此是不夠的。批評者更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借助對創作現象的批評來表達社會理想——通過對批評對象的討論倡導更理想的社會形態、人生意義與情感品格。其次，也表現在批評者個人的理論與文化修養方面。批評者當然要有良好的藝術感受，以及審美理論、批評方法等修養。如果沒有這些的話，就難以進行有效的批評。但有效的批評不能僅僅局限在審美層面，而應該超越審美，直指人的價值根本，以承擔更隱秘、更豐富的社會責任。批評雖然不能等同于其它形式的理論探究，但也不能回避或割裂對現實世界的關注。這就要求批評者要具備另一重積累，就是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入認知。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就難以做出符合歷史發展必然律的判斷。沒有對現實生活的正確把握，就無法在錯綜復雜的生活中做出符合歷史必然的判斷，難以對生活做出前瞻性的預見。對現實生活的了解并不是僅僅針對創作者的。實際上批評者應該有更具規律性的把握。最后，批評者應該有開放的、廣闊的視野。批評不能局限在某一創作現象中，也不能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應該把批評對象置于相應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討論——包括創作的整體態勢、社會生活對創作的影響，以及這種生活的發展趨勢等等。同時，也要在世界文學的整體格局中來觀察研究，探討批評對象所具有的意義。諸如《唐詩之路》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部具有開放視野的著作，它揭示出不同文化之間對特定作品的感受、評價，以及產生的影響。這樣，批評就會成為同生活與時俱進的批評，成為在審美活動中體現歷史發展本質的批評，成為能夠為社會提供思想力量、價值引領、審美啟迪的批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這一論述，既是對創作的要求，也是開展批評的原則。批評對象是不是表現出“增強精神力量”的品格，是不是使人民更團結、更有信心、更具創造力，需要運用批評的工具進行客觀科學的闡釋、辨析，以理論的力量推動、引導創作進一步強化正確導向、進行積極探索，形成新時代體現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力量的創作態勢。對此，我們有自己的自信。

（作者系山西省作協原黨組書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