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的是古典文獻專業。自從進了這個專業，似乎就奠定了與中華書局的情緣。當時的專業老師，常對我們說，古典文獻是培養國家古籍整理人才的，現在國家太需要了。我們祖國這么悠久豐富的傳統文化，經史子集四部古文獻，需要新時代的重新研究和整理出版。而做這項事業，最正宗、最富有傳統的單位，就是北京的中華書局。20世紀80年代初，真是積極向上的年代，同學們十分熱心積極地沉浸于學習中，除了一般中文系必修的中國文學史、中國通史、專書選讀這樣的課程外，最具有專業特色而且不乏深度和難度的課程，就是古籍整理的六大基本功——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我們似乎不是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化學術本身，而是在訓練自己成為一類特種兵——古籍整理與編輯的工匠。一旦畢業，時刻準備著，奔向中華書局，加入傳承、保護、弘揚中國古典文化的隊伍中去。

當時我們知道，北大古典文獻七七級畢業的師兄師姐們，就已經分配在中華書局工作了。七七級下面就是我們八一級，大師兄師姐們對我們特別親切友好，在我們畢業面臨專業深造和就業選擇時，都給過關切與指點。總之，他們是我們的榜樣。追溯起來說，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成立于1959年，我的老師嚴紹璗先生，就是古典文獻第一屆的畢業生。他雖然是留在了北京大學任教，但他古文獻專業畢業的老同學和師弟，就有好幾位在中華書局工作的，如熊國禎、崔文印、許逸民等先生，他們是我們的師叔輩，也是我們的老師。

可惜我自己，根性不定，本科畢業后，沒有繼續在“古籍整理”這個專業方向上用功，而偏向到中國近代思想學術和中日近代學術交流的專業學習上。眼看著自己的同學和師弟們又有不少分配到了中華書局，做起正宗的、富有專業特長和純正學術精神的中華編輯時，心中既佩服，又不免暗自慚愧。

上大學時，錢鐘書的著作特別受人推崇，他的中西兼長，學養深厚，尤其令我輩學生贊嘆不已。記得有一天，是一個外聘的社科院專家老師給我們上課，他告訴我們說，錢鐘書學問大，俯視學界，惟愿信任中華書局，特別是中華書局的周振甫先生，他的《管錐編》《談藝錄》就都是周先生做的責任編輯。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和學術著作的質量高，但外人或許不易看到，在這些著作背后，有一批中華書局的資深編輯，他們的學問與見識，毫不讓于大學教授、著名學者。

時間一晃，到了2000年以后的新世紀。當年仰望中華書局卻做了專業逃兵的我，卻受到中華書局一次又一次的恩德。20年來，我先后在中華書局出版了7本書，何其幸也？想起來真是不勝感念。

2000年，我從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畢業，正熱心于介紹與研究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研究。這門學問，上推到日本中世和近世，叫漢學或江戶漢學；下延到近代主要是明治中后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學術觀念與方法的啟示和影響，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后來學界一般稱為“中國學”。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嚴紹璗老師的指導下，做的日本近代中國學代表性學者內藤湖南的研究。第一本學術論著《內藤湖南研究》，正是在嚴老師的推薦下，作為嚴老師主持的“北京大學20世紀國際中國學研究文庫”的一種，2004年由中華書局漢學編輯室出版的。3年后的2007年，我把在內藤湖南研究以外的相關研究論文，結集為一本新的論著，取名為《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也是在中華書局漢學編輯室出版的。

那幾年間，為了研究寫作，我不免搜撿、閱讀和翻譯了不少日本中國學著作，以及一些重要中國學家來華訪書買書讀書的回憶錄和訪談文章。這些日本中國學的漢譯，或是自己投稿，或是因為某個機緣，比如作為叢書中的一種，受叢書主編或出版社的約稿，我又先后在中華書局出版了3本譯著。它們是2005年的桑原隲藏著《東洋史說苑》，與課堂上的研究生王廣生合譯，收入王曉平先生主編的“日本中國學文萃”叢書；2006年的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與課堂上的研究生宋炎合譯，單書出版；2008年的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學記》，這本譯著1999年就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了。10年后，因為收入中華書局“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叢書”，又得以增訂再版。

可以說，在博士畢業后的10年間，中華書局鼓勵和幫助了我的學術熱情和學術生產，見證和推進了我的學術耕耘和學術成長。我的這些論著和譯著，在中華書局的出版歷史上，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一粒芥籽，但對我個人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我不能忘卻的情緣和恩澤。

除上述之外，2012年，我還在中華書局出版了讀書隨筆集《梅櫻短箋》。這是平時研讀中日著作的副墨，它滿足了我在嚴肅論著之外隨感性、甚至情感性的書寫。這本書得以收入李世文先生主編的“園田文庫”，我特別高興。同時，像“園田文庫”這樣當代學人隨筆叢書的出版，也記錄了中華書局于古籍整理、學術專著之外，對于普及性圖書出版的拓展探索吧。

在中華書局最新出版的是2020年《錢穆致徐復觀信札》一書，我的工作和署名是“整理”。感謝中華書局俞國林先生向湖北博物館借來先祖父遺墨的高清掃描件，交我整理。我就是把1948年到1957年間錢穆先生寫給徐復觀先生的書信資料，一一辨識錄入，編次年月、排定格式而已。在帶著感情完成任務的同時，不由感嘆：自己也終于出了一本不是古籍整理的“整理”之書。

兩本論著，三本譯著，一本隨筆，一本文獻整理，記錄了中華書局對我的恩澤。雪泥鴻爪總前緣，回憶至此，內心充滿感謝與感慨之情。祝愿中華書局在第二個百年里，與時俱進，再創輝煌。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