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老師的散文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了，她的小說代表作《無字》不久前也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出版。翻讀張潔老師的這些作品，心中不禁想起與張潔老師交往的一些往事。我認識張潔老師較晚，應當是在2005年或者2006年。張潔老師是作家徐小斌的朋友，我也是徐小斌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也就成了朋友。

初次見面，是在張潔老師的家里，小斌姐說張潔老師看了我的文章，想認識我，我們就約好，一起去了張潔老師家做客。張潔老師不讓我叫她張潔老師，這倒難住了我，一時不知該怎么稱呼，她說，就叫張潔吧。

開始時很不習慣，因為她是長我近30歲的長者，是中國唯一兩次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的尊者，直呼其名，實在開不了口。但她立場堅定，不容置辯，時間長了，彼此熟悉了，也就習以為常了，反正大家都是這么叫的。如今張潔老師已去了天堂，我還是遵從她的意愿，直呼其名。

一

名如其人，張潔給我最直接的印象就是潔。那時候她已近70歲，打扮卻仍是那么素潔優雅，不像有的女士，一入老年就自暴自棄，首發飛蓬，面如灰土，張牙舞爪。每次見到張潔，她都是那么干凈爽利，衣著得體，有時還配上小碎花圍巾，簡潔中透著精心，不失知識女性的品質感，讓我相信有些女性是越老越美的，就像我讀大學時見過的“九葉詩派”的重要詩人陳敬容。那一年她也是70多歲，人很清瘦，我記得她穿著一件米色小西裝，風度翩翩，格外精神，是我想象中的“五四”后期知識女性的秀雅形象。

張潔的家也非常干凈，一塵不染。我想她是有潔癖的，也目睹過她反反復復擦地板的模樣，真是害怕有一粒灰塵落下。她的女兒在美國工作生活，她一人獨居，紅帽子樓是作協分配的房子，面積不大，家里的東西不多，反而顯得眉目清晰。我記得房間里有一架鋼琴，那一代作家中家里有鋼琴的并不多見，即使有，也多為孫子、孫女學琴而買，張潔家的鋼琴，我想是她自己彈的。我沒有聽到過她彈鋼琴，但我見過她畫的畫，有一幅就掛在墻上，她還給我看其他的作品，叫我評鑒，可惜對于油畫我并不內行，只是覺得她找到了自己的繪畫語言。

她性格直率，眼里不揉沙子，說話直來直去，不會拐彎，想必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我讀《王蒙自傳》，說有一次周揚和作家們開會，周揚說：“你們也要體諒各個地方的領導干部，你們去試試，不一定比他們干得好嘛”，張潔當場駁斥：“那讓他們來寫寫小說嘛。”讀到這里，我不禁莞爾，是張潔的性格。

張潔給我講過一件事：20世紀80年代，也是作家的一次什么會，一位報告文學作家見到張潔，說：“張潔，我能擁抱你嗎？”張潔干脆利索地回答：“不能。”

我也經歷過類似的尷尬，有一次張潔跟我聊到了她的長篇小說《無字》，因為不久之前《無字》剛剛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張潔就問我怎么看待這部小說，我說這部小說以一個家族幾代女性的婚姻遭際為主線，描繪20世紀中國波瀾壯闊的大歷史，以女性視角、恢弘的筆法對時代大背景下的人性進行了深度挖掘，既厚重，又獨特。張潔聽了半天，問道：“你看過這部小說嗎？”我一下就露了餡兒，因為這部三卷本、80多萬字的小說，我哪能一朝一夕看完，當時只是看到《書摘》雜志上的小說縮寫，以及一部分篇章而已。我所說的，是從我能夠閱讀的部分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算錯吧。但張潔這么一問，還是讓我冒了一頭冷汗，覺得這位張潔阿姨真是太直率了，說話一點不留情面，但歸根到底，還是自己太浮夸，不實事求是。張潔雖然沒有多說什么，善意地轉移了話題，我卻深感警醒，告誡自己：以后要有一分根據說一分話，要心懷敬畏，不可胡言。

張潔的這種性格很多人不喜歡，我倒覺得挺可愛。或許因為我是她晚輩，所以不覺得她批評我有什么錯，假若是她同代人，可能會受不了。我覺得她有一個非常好的品質，值得我學習，就是她的心里雖然裝了太多的恩恩怨怨，但她從來不講，對我這個后生講的，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無關痛癢，算是文壇花絮吧，無礙大局。即使2006年，我們在西班牙見面，有大把的時間聊天，她也只講往昔的趣聞，不涉及文壇八卦、個人隱私。我聽到過其他前輩作家用最刻薄的話痛罵張潔，但張潔從不在背后說別人壞話，泄一己私憤，也從不在別人面前給自己貼金。

二

2022年，我從《光明日報》上讀到韓小蕙老師懷念張潔的文章《懷念，也是不能忘記的》，說“早在1989年，她就獲得了意大利馬拉帕蒂國際文學獎，這個獎一年只授予一位作家，博爾赫斯、索爾·貝婁都是其得主”，“后來張潔又獲得了意大利騎士勛章，以及德國、奧地利、荷蘭等多國文學獎”，“1992年張潔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院榮譽院士……這院士全世界只有75人，不增加名額，去世一人才增補一人，獲此殊榮的中國作家只有她和巴金”，這些都是我看韓小蕙文章知道的，從來沒有從張潔嘴里聽到過一個字。在我眼里，她是一個熱愛寫作的作家、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她的一切，都是那么真實，不需要偽飾，在多事的文壇上，這是多么珍稀的品格。在我看來，這是張潔最大的潔癖——精神上的潔癖。這樣的潔癖讓我尊敬，這樣的品格也影響到我的處世為人。

2006年，張潔說她要去西班牙，我從美國回來，正好要繞道西班牙，和我的老朋友、畫家冷冰川見面后再回國，我們就約好在馬德里見面，接頭地點，是馬德里市中心塞萬提斯雕像。那時還沒有手機，尤其在國外，聯絡十分不便，只能按照之前郵件上的約定行動，不能更改。我先到馬德里，一切安排停當，就按預定時間去了塞萬提斯雕像，等了許久，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有誤，直到在一片白種人中看見張潔身影，才踏實下來。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也很佩服她，這么大歲數了，還一人獨行，到遙遠的異國。

那時張潔腳力尚好，在馬德里，從普拉多美術館到馬約爾廣場，每天走很多路，看畫展，吃美食，興味無窮。我心想我應該多照顧這位老人，后來發現她一點不需要照顧，比我還精神頭十足。她帶我去馬德里的菜市場，整潔干凈，各種瓜果蔬菜紅紅綠綠，猶如一個大花園，每去菜市場，張潔都面帶喜色，會買一些當地的水果，有的我連見都沒見過。看得出來，她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當然，這是一句廢話，一個作家假如連生活都不熱愛了，怎么還會熱愛寫作呢？

每天回到酒店，我們都會在公共區域小坐。張潔不喜歡那種星級酒店，而是選擇老式公寓改造的酒店，有歐洲電影里那種老式電梯，只能站一個人、最多站兩個人的。這種酒店沒有大堂，有一個公共區域，擺三兩只沙發就不錯了。我們晚餐后會坐在那里聊天，聽她講她的創作經歷，講零零碎碎的文壇往事。她說出的名字，都是我讀中學、大學時從文學期刊上見到的文學大家。她講得投入，我聽得入神，這不就是只有我一個聽眾的文學講座嗎？只可惜當時不便記錄，事后也沒有追記，時日一久，幾乎都忘光了。我不做記錄不僅僅是因為手懶，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覺得不便將這些個人談資記錄下來，事后發表，這對談話者很不尊重，顯得過于功利。朋友交而不信乎，我想張潔正是出于對我的信任才講這些人、這些事，假若我將她所說的內容寫下來發表了，就有違她的信任，盡管它們可能成為寶貴的“新文學史料”。

我不僅沒有把張潔與我的談話記下一個字，而且從沒有請張潔在書上簽過名，甚至沒有一張與張潔的合影。

我與張潔的交往，幾乎沒有留下一字一物的紀念，是徹徹底底的“無字”。

那次去西班牙，有一事讓我感到愧疚，就是在行將離開馬德里的時候，張潔要去一個海邊小村（名字我已忘記），我則要去巴塞羅那見我的朋友冷冰川。其實我感覺到張潔是希望我陪她去小村子的，但我和冷冰川已經約好，不能爽約，于是想拉她同去巴塞羅那，她堅決不去，我們就只好在馬德里分別了。盡管張潔獨來獨往慣了，但看到一個老太太形單影只地離開馬德里，心中還是感到不忍。后來我一想到那次西班牙之行，心里就會升起一種說不出的愧疚。

三

獨來獨往、孑然獨行，這是張潔給我留下的另一個鮮明的印象。王安憶形容張潔是“冰雪聰明”，認為“人有的時候不該這么聰明，真是這么聰明的話會給自己造成傷害，太靈敏了，就變得脆弱。還是稍微笨一點好。”王安憶是善意的，也說中了張潔的個性。人需要圓融，甚至需要煙火氣，但張潔像個仙，太清潔，所以她會感到孤獨，不合群，容易和周圍的環境形成一種緊張關系。張潔喜歡和我們這些小朋友（還有寧肯、興安等）相處，是因為我們是晚輩，不會和她形成這樣的緊張關系，我們彼此都會感到安全。當然，這樣的個性成就了她的文字，她作品里的愛與恨都是尖銳的、決絕的。她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孤旅者，也成就了中國文學的一段神話。百年孤獨，這四個字，幾乎可以用來概括她的一生。

還有一事不只讓我感到愧疚，甚至感到永遠的自責——雖然回北京以后，我曾去紅帽子樓看望她，然而自從張潔被女兒接到美國之后，我終日陷入自己的事務堆中，一直沒有與張潔聯系，等我“百忙之中”想起與張潔聯系，就得到了張潔去世的消息。我想借這段文字，向張潔道歉，希望她在天堂里能夠聽到。

她在最后日子里給興安發來一信，信中說：

“因為距離哈德遜河只有一百多米，河堤上是林蔭大道，雖然烈日炙熱，但樹蔭濃密，樹下是一個接一個的長椅，我很多時間都消磨在河堤的林蔭大道上了，什么也不想，就是坐看河上的風景。

“過去的一切都遠離了我，就像沒有發生過，也毫無遺憾之感，人到了這個地步，也真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