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著名音樂家聶耳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盡管只度過了短短二十三個春秋，聶耳創造的音樂光芒卻穿越時空的阻隔，照亮過去、現在和未來，挺立起中華民族的脊梁，化作一個古老民族的浴火重生。

踩著青石板，走進沉淀昔日繁華的玉溪北門街，可以看見一幢一樓一底的土木結構民居，古樸寧靜，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見的浮雕圖案，黑底金字的橫匾上，“聶耳故居”四個大字仿佛回響著歲月跫音。

這里是聶耳父母的早年居所。聶耳的父親聶鴻儀是玉溪州城有名的中醫。為了養家糊口，清光緒末年舉家搬遷到昆明，懸壺行醫。“重九起義”的槍響之后，聶耳在昆明出生。因為是家里的第四個孩子，聶耳的父母對他并未懷著過高的期望，給他取名“嘉祥”，只是希望他能順順利利地長大，萬事吉祥。

天有不測風云，4歲時，嘉祥就受到了心靈重創。這一年，父親去世。幼年失怙，在最該無憂無慮的童年，這個懵懂的孩子，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悲傷。“爸爸的死，決定了我這一生的命運，指示給我應走的道路。”1930年聶耳在日記里寫下自己的成長思考。

“理想是直線的，但事實是曲線的”，4歲的孩子，踏上了一條自強不息、蜿蜒曲折的路。

聶耳（左）與田漢1934年在上海合影。資料圖片

“隨時不忘的是‘讀書！’‘拉琴！’”

“我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陰耗之于無聊。音樂、戲劇、電影，便是我一生的事業，我愿在這一生里去研究、學習。”早在聶耳給哥哥的信中，就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沒有躺平的人生，只有奔跑的歲月。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天際的聶耳，“隨時不忘的是‘讀書！’‘拉琴！’”

聶耳是天才，但“天才就是勞動”這句話，在聶耳身上淋漓盡致地得到體現。和聶耳合作過《開路先鋒》的孫師毅說過：“你能說聶耳非天才嗎？他沒有步入過學院的門一步；你能說聶耳不努力嗎？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一分……”

“媽媽！咱家窮，讀不起書，你能帶我去學校看看嗎？”6歲的聶耳善解人意說出自己的愿望時，彭寂寬，這個來自哀牢山、踩著一雙清末的裹足小腳卻自立自強的傣族婦女，說了這樣一段話：“再窮，也會送你去讀書，這個家，這個窩，雖說沒有金子、銀子，但是要有骨氣、志氣。”隨后，她制定的十一條家庭準則為聶耳打下了堅實的品格基礎。

這位偉大的母親不僅使聶耳養成堅立于風雪之中的精神，還在聶耳的心靈里播下了一顆音樂的種子，這也是聶耳的音樂人生砌上的第一塊基石。

猝不及防中承擔了全部家庭重擔的彭寂寬，開始行醫養家。勞累之余，她經常給聶耳唱娓娓動聽的花燈調、洞經音樂、民族民間小調，把許多民間傳說故事唱給聶耳聽，使他自幼在心靈深處種下了喜愛傳統文化和民間音樂藝術的種子。鄰居邱木匠、張庾侯又先后帶聶耳學會了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小提琴等多項樂器的技能。外籍教師柏希文也促使他對鋼琴等樂器發生興趣，進一步加深了他對歐洲音樂的了解。

因率領同學積極支持校方與霸占校舍的封建勢力斗爭并取得勝利，私立求實小學的創辦人蘇鴻綱對聶耳念茲在茲，“聶耳同志小時候就具有正義感和與惡勢力斗爭的精神”。隨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習期間，在地下黨和共青團的直接領導下，另一顆種子，一顆革命的種子，如同沖出云圍的月亮，也在聶耳心靈里播下。

18歲出門遠行前，聶耳所經受的種種遭遇，最終孕育成音樂和革命的兩顆種子，在隨后的五年狂飆生活里破土而出，如疾風烈火，碧血丹心；如閃電驚雷，光芒不息。

“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

1930年，從汀州向長沙，奮進和失敗交織中，毛澤東寫下了“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的詩句。這一年，經常彈奏《國際歌》的聶耳18歲，從云南避難到上海。兩年后，他在清華大學用小提琴演奏了《國際歌》。日后，他借鑒《國際歌》創作的更加明快的《義勇軍進行曲》，和這位偉人產生了精神共振。

因為被列入反動當局的黑名單，為了躲避抓捕，聶耳頂替三哥聶敘倫，在“云豐申莊”做了一名小伙計。半年后，“云豐申莊”破產，失業青年聶耳走投無路之際，闖進了“明月歌舞團”，忐忑中，他受到中國近代歌舞之父黎錦暉的賞識，隨后被引入到了一個新的藝術世界。遇到黎錦暉之前，聶耳一直對自己的音樂天分不夠自信，“我的個性是很喜歡工業。假使我有升學的機會，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點藝術天才”。在聶耳的人生選項中，音樂最初只是一種愛好。

黎錦暉當時沒有預料到聶耳這個看起來資質還不錯、似乎是個“軟豆腐”的年輕人，會不念知遇之恩，拿出真刀真槍的硬功夫，對自己反戈一擊。

此時是1932年，“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在音樂上充斥于社會的是《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之類的黎氏靡靡之音。迂回、回避就是失職！黎氏歌舞，在當時關注民族與民生的時代強音中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在充滿了荊棘、污泥的音樂環境里，聶耳呼吸著、觀察著、思考著。正義感和斗爭精神再次在他心中沸騰。他化名“黑天使”和“藍天使”，撰寫文章《黎錦暉的“芭蕉葉上的詩”》《中國歌舞短論》，抨擊黎派歌舞，“香艷肉感，熱情流露”，是麻醉青年兒童的“軟功夫”。

“你想，資本家住在高樓大廈大享其福，工人們汗水淋漓地在機械下暗哭，我們應該取怎樣的手段去尋求一個勞苦大眾的救主？”“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的硬功夫！”聶耳振聾發聵的呼喊鼓發正義、催動世人，也催動了黎錦暉的改變。

黎錦暉曾回憶，聶耳身邊的前進分子都愛戴他，喜歡叫他“鑷子”，仿如外科醫生鑷取人身腐爛肌膚，被鑷取的人是不免要感到痛楚的。“從這時起，我也接受他對我誠摯而又親切的批評與啟示，寫了好幾首比較正派的歌。”

“奮斗救國，動起干戈，我們來盡忠報國！快把那萬惡帝國主義打破……”黎錦暉也曾創作過《義勇軍進行曲》，師徒二人，在正義感的召喚下，在時代精神的熏陶下，以《義勇軍進行曲》的名義，取得了和解，發出了感同身受的靈魂共鳴。

與黎錦暉的交鋒，讓聶耳開始思考“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腦筋若無正確的思想的培養，任它怎樣發達，這發達總是畸形的發達。那末一切的行為都沒有穩定的正確的立足點。”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正確思想的培養早在聶耳昆明求學時代已初見端倪。1927年10月13日，聶耳就在日記里詳細記錄了馬克思的生平。風暴肆虐中，馬克思主義的種子在一個15歲的藝術青年心中播下，開始生根、發芽。

1928年，16歲的聶耳成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之后，他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標準對自己嚴格要求，時刻鞭策自己積極進取，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書籍，并認真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

1933年1月初，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上海的左翼文藝工作籠罩在一種“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就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環境里，聶耳逆流而上，經田漢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田漢在《聶耳勝利的道路》中寫道：“聶耳是一個有音樂才能的青年，更難得的他是一個愛國者……他是那樣地仰慕黨、尋求黨。他說他決心很好地學習，把他的才能貢獻給黨。”

凡樹有根，方能生發；凡水有源，方能奔涌。從此，聶耳在黨的領導下，猶如航船得到燈塔的指引，朝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用他的筆做刀槍，用他的歌做炮火，去進一步追求自己的藝術發展，走上一條在黨的大眾文藝方針指引下的革命音樂之路。

“代替著大眾在吶喊”

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的第10天，聶耳在日記中質問自己：“一天花幾個鐘頭苦練，幾年、幾十年后成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樣？你演奏一曲貝多芬的《奏鳴曲》能夠鼓動起勞苦群眾的情緒嗎？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醒悟后的聶耳開始從人民大眾中尋求出路。他認為：“音樂與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大眾在吶喊，大眾必然會要求音樂新的內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態度。”因此，他鮮明地指出，“目前從事音樂運動者，首先要提出解決的問題”，是建立一種“代替著大眾在吶喊”的“革命的、同時保持高度藝術水準的音樂”。

1985年，在為聶耳逝世50周年舉行的紀念音樂會上，一批在20世紀30年代愛唱聶耳歌曲的青年女工，此時都已是白發蒼蒼的老人，她們集合起來，在音樂會上深情地演唱了《新女性》。

孟波清晰記得，上海楊樹浦的一批紗廠女工含著熱淚對他說：“聶耳先生是中國第一個為我們工人寫歌的人啊！他的《新女性》《碼頭工人》等，不是可憐我們或者僅僅是同情我們，而是在訴說我們工人痛苦生活的同時，唱出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力量和志氣。”

在創作《新女性》過程中，聶耳曾多次于繁星滿天、寒霜遍地的秋夜去滬西的紗廠觀察女工的勞動、生活情景。為了深刻反映工廠的生活和婦女在被剝削的勞動中所受的苦痛，除了譜曲、配樂，聶耳還招募了一群女青年，成立了“聯華聲樂團”，并親自擔任鋼琴伴奏。

從攝影棚傳出來的歌聲，和諧、明快、有力，有著美好的音色和動人的旋律。前來拜訪聶耳的蔡楚生卻很快就忘了那是歌聲，“而覺得那是‘人’的呼聲；并被引進了現實生活的場景與斗爭的場景。我看到了在晨光朦朧、街燈暗淡的街頭，許多被剝削、被踐踏而失血的女工們正在匆匆趕路的情景；我聽到了工廠中機器的轟鳴，看到了人們成為特權階級和機器的奴隸那種悲慘的景象……”歌聲停歇，聶耳好像剛經過了一場劇烈的搏斗，喘著粗氣，滿頭大汗，眼睛里還在燃燒著斗爭的火焰。

聶耳把創作的焦點對準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工人和勞苦大眾，反映他們的苦難、抗爭和希望。《饑寒交迫之歌》《開礦歌》《碼頭工人歌》……反映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生活的作品，占據了他全部創作的主要部分。

聶耳意識到，“不論你從哪條路跑，你對于哲學的基礎不穩定，終于是難得走通的”。大眾哲學家艾思奇是聶耳的相知摯友，讀書期間，曾多次鼓勵聶耳譜寫振奮中國人的樂曲，日本留學時專門為聶耳買了《國際歌》《馬賽曲》歌譜。兩位來自遙遠邊疆的云南青年，一個譜寫了一首代替大眾吶喊的歌曲，一個書寫了一本讓哲學走向大眾的圖書，共同閃耀著點亮大眾信仰的光芒。

“我是為社會而生的”

“天才不足貴；努力不足貴；學問，經驗，也不足貴；只有這三種東西合起來，能實際給社會以利益，才是可貴。”1933年，聶耳和安娥合作《賣報歌》期間，兩人常常談起能使藝術根深葉茂的方法。

根深方能葉茂，本固才能枝榮。在云南省立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聶耳曾在作文《我的人生觀》中提出“打倒惡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目標，并積極地準備著“交戰”。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礙物阻止或妨害我對社會的改造，我要在這人類社會里做出偉大的事實。”這個偉大事實的根基筑于聶耳在1926年的作文《我的年假生活》中總結的自己生活中重要的四件事情：自修工作、愛國運動、社會事業、身心鍛煉。

聶耳的同學鄧象漣記得，他們曾經一起到昆明黑龍潭薛爾望墓，聶耳面對薛墓不勝感慨，情不自禁講起了薛爾望的民族氣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死殉國的事跡。“烈士之所以異于恒人，以其仗節以配誼也。”在薛爾望墓旁，聶耳淚流滿面，大聲疾呼：“中華！中華！”

在離家去上海的前一天，聶耳和胞兄聶敘倫去了一趟西山，風雨大作中，聶耳拉響了法國國歌《馬賽曲》。在合著風雨聲的優美旋律中，聶敘倫喃喃地說，如果中國也有人能譜寫出像《馬賽曲》這樣的歌曲，該有多好。聶耳干脆又堅定地說，中國，肯定會有這樣的人的！

但他沒想到的是，這個人會是他自己，立時代潮頭，發時代先聲，在雪夜里率先覺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燈。

1932年4月的明月歌劇社，弦歌滿耳，衣鬢相接。激動、拘謹的聶耳受到了上海文藝界赫赫有名的“田老大”田漢的接見。在田漢的最初印象里，聶耳是一個尚氣的年輕人，是一個天才富贍、忠勇備發的藝術斗士。

這年秋天，他們合作了“我們在流血汗”的《開礦歌》。在介紹聶耳入黨之后，他們開啟了伯牙子期般的合作之路，包括《畢業歌》《梅娘曲》在內的十四首歌曲，幾乎占了聶耳全部作品的一半。他們聯手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站上中國音樂作品的巔峰，用音樂創造精神奇跡，便是他們作為革命者精神歸一的真實寫照。

“怎樣做革命的音樂？”《義勇軍進行曲》回答了聶耳當年提出的問題。革命的音樂作品應該叩問生命，呼喚大眾，為國家歌唱，為時代發聲。

“怎樣做革命的音樂？”在聶耳上下求索的路上，也在響答影隨地探索著音樂的革命。“新的腦子要隨時裝予新的養料，才能向著新的軌上發達。”“今后我的研究和創作文藝的方針將改變”，要“向著新的藝術運動的路上跑去”。在聶耳日記里，多次談及自己要大膽革新創造的信心和追求。他的歌曲在形式和體裁上，都創造了新的風格，自由、奔放而毫不夸大，也能打破陳規，大膽創新，善于創造與歌詞的形式相適應的曲體結構。

“向那群眾深入，在這里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喂！努力！那條才是時代的大路！”這個驟然而來、倏然而去的音樂精靈和文化精魂，新鮮靈動，可親可愛，他帶著夢，帶著光，吹響著未來的光榮與夢想，并完成了革命和音樂互為表里的雙重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

“起來！”“前進！”

《義勇軍進行曲》是在1935年夏聶耳到日本后郵寄回國的。去日本前，拿到為《風云兒女》譜曲的任務后，在霞飛路的出租屋里，聶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哼唱著歌詞，一會兒擊打桌子，權當“打拍子”。雷聲在震動，電閃在飛炫，暴風夾著驟雨，海洋飛濺起的怒沫，沖擊在熱血沸騰的聶耳的身上、心上，他高舉著雙臂大喊：“起來！起來！起來……”

因為過于投入，嚴重擾民，聶耳被房東老太太趕出了出租屋。錄音師和演唱者之一司徒慧敏在家里接納了他。據司徒慧敏女兒司徒恩湄回憶，她的祖母是最早的聽眾，奔涌著民族的呼聲、祖國的召喚的樂曲感染著她，她情不自禁地說：“是啊！我也是個不愿做奴隸的人啊！”

祖母耳背，記憶力不太好，記不清聶耳的名字，倒是記住了聶耳老是哼唱的歌詞“起來”。于是，老太太便將聶耳喚作“起來”。巧合的是，日后名聲大躁的“聶耳”“起來”，都是源于別人取的綽號昵稱。一個是靈活耳朵展現的音樂才能，一個是歌曲創作體現的革命情懷。革命和音樂，形式和內容，稠迭連綿，又怎么能厘清呢？

在對歌詞的修改中，聶耳添加的三個“起來”，一個比一個有激情、有號召力，從而把音樂的發展引向高潮，動力十足。添加的三次“前進”，平衡了音樂的結構。神來之筆的是在“前進”之后添加了一個“進”，預示了中華民族永遠在路上的奮進狀態。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吳剛伐桂，愚公移山。我們的祖先不僅創造了民族的神話，而且創造了永不停息、前進不止的民族精神。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前進不止的接力長跑。在這場接力長跑賽道上，起來是縱向運動，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華民族生命勃發、昂首屹立的挺拔身姿；前進是橫向運動，是起來的延續和良性發展，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飽滿精神。起來屹立，從來是九死一生；前進不息，注定會風雨兼程。

1949年9月25日晚，中南海豐澤園，關于國歌歌詞的討論仍在繼續。有代表認為，應修改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毛澤東說：“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好。”毛澤東的意見，得到與會者的贊同，就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保留“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存儲中華民族的憂患基因。它承載著深厚的民族精神，“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許，隨著一位偉人令世界震撼的聲音，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義勇軍進行曲》從天安門廣場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了全世界。起來！前進！這一首承載中華民族苦難史、憂患史、團結史、奮進史的戰歌、軍歌，在這一刻獲得了全新的生命意義，成為堅不可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長城，日邁月征，演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和標志。

回望1935。

這一年，藤澤鵠沼，憧憬著新生活的聶耳，像暴風雨前的一只海燕，“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卻因為避暑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這一年，福建長汀，拖著手銬腳鐐的瞿秋白，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刑場，盤膝坐下，說了一句“此地甚好”，隨即飲彈犧牲。

這一年，法國巴黎，急于回國的冼星海，被海風吹黑了的臉上倦容未消，就毅然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隨后創作出《黃河大合唱》。

這一年，上海學堂，沉浸在聶耳歌曲的朱榮實，聽聞噩耗異常悲痛，立志踐行聶耳的道路，之后更名為朱踐耳，并創作出《唱支山歌給黨聽》。

…………

一串串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自1935年起，感召著同頻的“起來！”“前進！”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的源代碼是始終如一與黨同心同德，與人民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與時代同脈搏。這種精神力量匯聚成星辰大海，共同豐沛了中華歷史的萬古長河，照亮了中華民族的心靈家園，拓寬了中華文明的精神航道。

玉溪山水育精英，“義軍”一曲奮全民

聶耳1932年發表了評論《和〈人道〉的導演者的對話》，使用了“浣玉”的筆名，“幻想著回到家鄉玉溪”。聶耳，是玉溪孕育的音樂精靈和文化精魂。家鄉人民一直在講著“聶耳和國歌的故事”，唱著聶耳的歌曲前進！

漫步玉溪街頭，隨處可見的是以“聶耳”命名的場館建筑，聶耳公園、聶耳文化廣場、聶耳紀念館、聶耳音樂廳、聶耳大劇院、聶耳小學、聶耳合唱團……玉溪，仿佛一座用聶耳和國歌故事裝點出來的城市，仿佛一個色彩繽紛的音樂殿堂，似乎因此時時都在回蕩著聶耳青春的絕唱，回響著國歌的激昂。

在這里，在拉家常似的話語里，玉溪人都能如數家珍講起聶耳和國歌的往事，難言的親切、特有的自豪，構成了玉溪人獨特的文化語境。這里的人們用音樂思考，用音樂生活，空氣中都似乎飄逸著聶耳音樂的芬芳。

在這里，每年7月17日是一個特殊的日子，是“聶耳紀念日”，一個以音樂之名致敬聶耳，熱愛與情懷雙向奔赴的文化節日。每年的這個文化節日，聶耳故鄉的人民用赤誠之心，唱出對黨、對祖國、對家鄉的熱愛之情。

“我生在山清水秀的玉溪，從小就是唱著聶耳的歌長大的”，85歲的崎松已經顫顫巍巍，但談起聶耳卻精神抖擻。50年來，崎松一直在收集資料研究聶耳，一幅“心系國魂”的書法伴隨崎松多年，這正是崎松筆耕不輟的內心寫照。

“在演唱聶耳的歌曲中學會表達，擁有如水般堅韌的品質，明白堅持的意義”。這是溫暖且治愈的“若水”合唱團斬獲國際大獎后發出的聲音。清越空靈的童聲吟唱著聶耳的旋律，吟唱著堅持的意義，也吟唱著生活的甜蜜。

恢宏的聶耳廣場，故事和現實融為一體，從空中俯瞰，你會發現聶耳佇立在一個巨大的小提琴上，英姿颯爽，仿佛在迎風演奏，濃綠蔥蘢中奏響著春天的和鳴。

古樸的北門街口，機器的轟鳴打破了空中的寧靜，聶耳和國歌傳習中心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設，承載著歷史與現代的交融，千山萬水跟著那永恒的旋律，整裝待發。

（作者：時遂營，系云南玉溪師范學院文學院院長，玉溪市聶耳和國歌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