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這本《灶王傳奇》，我準備了幾乎整整十年。

我承認，它是我“構想”用時最長的一部，同時我也承認，它是我預先的“想法”最多、最為糾纏的一部。

在寫作有意喧嘩、有意渾厚和歧意，同時有意小小炫技的《鏡子里的父親》期間，我即暗下決心：下一部小說，我要寫一部順暢的、有著強故事性的小說，它最好采取卡爾維諾式的線性，有一種講述故事的清澈；我要寫一部更“中國化”的故事，這個故事將大量啟用中國傳統元素并將中國神話和民間傳說納入其中；我要寫一部很不像李浩的李浩小說，它無論在語言上、故事講述上、思考向度上都與李浩以往的小說方式有大不同，但內在的核，我想要的“遮遮掩掩”的真情要在其中；我要寫一部有意“輕質”的小說，但它一定是飛鳥而不僅是一片羽毛，它要使用輕質的故事但思考的力量一定不能減，它依然是我想要的“智慧之書”……有了這么多的先期預設，但想辦法落實很不容易，何況，我的精力還完全集中于《鏡子里的父親》上，于是，它在一段時間內被暫時擱置，但諸多的“試圖”一直在悄然地涌動。

之后，幾乎一年的時間。我閱讀，寫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說，但長篇的“下一部”始終被牽掛著，然而也始終找不到適合的靈感……是的，我最初的設想是寫作一部像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那樣的單純中包含著復雜的小說，在一年的時間里我又多次地反復閱讀這本讓我著迷的書，試圖從中尋找到既相似又完全不同的觸發點——意外的是，我的最初“激發”竟然來自于赫拉巴爾的《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重讀它是因為教學的需要，讀到第三章，我突然意識到我“找到了”適合的故事，盡管它還是一個模糊的想法：我要用某個中國民間神作為敘事主人公，而且意外地設定了小說的第一句話：“說來話兒長。”是的，在《灶王傳奇》的故事呈現、語言方式和人物安排都與《我曾伺候過英國國王》或《樹上的男爵》沒有半點兒的相似，但它們是支點，是我寫作野心中的可能目標。

民間神——我在土地公公、灶王爺、狐仙、城隍和一些更邊緣的神靈之間反復選擇，最終，確定小說的“主人公”是灶王，之所以選擇他當然是因為覺得他更“合適”：一，他需要不具備特別的法力，如果是一個無所不能的神仙將會大大破壞我在這部小說中想說的，“灶王”的微薄法力正好利用，當然在這部小說中我還要再次地減弱；二，灶王，是中國的道德神之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靈多數是道德神，區別僅是他們的神通的大小和職務的高低），他手上的“好罐”、“壞罐”具有強烈的道德判斷的表征，而民間灶王聯上那句“上天言好事”更是代表了民間百姓對于自己道德記錄的一種極有意味的期許……道德神，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獨特存在，這一存在也影響著整個民族的處事規則和事務判斷，它足以彰顯中國文化中的某一獨特；三，灶王，是最接近民間煙火的一位神仙，甚至可以說被供奉在灶臺前的灶王神灶君本身就是煙火，他能夠洞悉每個家庭里所有的發生（這是何等便捷的角度啊！）但同時又有一種間離感，對于人世間的所有發生他都無力干涉，卻擔著一個“一家之主”的虛名。“虛名”，閑職，也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東方”議題，灶王的身上體現得更清晰些，它同樣可以得到充分地“利用”；四，灶王，是神仙譜系中最低的神階職員，然而他又必然地受控于整個神仙體制，包括其中的規則性和官僚性，包括規則性和官僚性的合理與問題所在，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通道；五，“灶王”身份可以看作是一個“樞紐”，由這個樞紐為支撐，可以聯接天庭、人世和地府三界，這樣，小說可獲得的騰挪和豐富便得到了更多的保障……

對我而言，甚至可能是對所有的作家而言，小說的“醞釀過程”往往遠大于小說的寫作過程，它需要一點點掂量，努力找尋到最合適、最能表現力和最能表達寫作者情感、情緒和思考的關鍵點，并努力讓它“天衣無縫”，看不出曾經反復掂量的痕跡來。

選定灶王，然后我幾乎是“飛快”地確定了故事的幾個關鍵點，像小說中“我們救下了龍王”那一節，“堆滿山腳的記錄薄”那一節，“百叟宴上見到了玉皇”那一節，都是在確定要以灶王為故事主人公和講述者之后立即就確定的，之后幾乎每年都會在腦子里書寫幾遍甚至十幾遍。但——故事的諸多環節還需要仔細地掂對，其中的故事性、合理性、邏輯性、精彩性和唯一性我都沒有完全的把握。

寫作這本《灶王傳奇》，我準備了幾乎整整十年，其中八九年的時間完全是艱難的醞釀過程。在剛剛開始構思的時候，已經有了一點點想法和小說的幾個關鍵點的時候，我就開始與朋友們談及，試圖在向朋友們談及的過程中獲得梳理并獲得建議……第一個聽我講述的朋友是作家龍一，他給了我諸多的鼓勵，并曾向我提議：能不能為這個灶王爺“添置”一個灶王奶奶，構成對手戲，有合力有分歧，會讓故事更豐富、更精彩些。在之后的艱難醞釀中，我曾試圖聽從龍一先生的建議將灶王奶奶添到故事中，但在艱難醞釀的過程中我還是舍棄了灶王奶奶的出現，我覺得她的存在會進一步增強故事性，但會“沖淡”我試圖想說的。我在進一步要故事和進一步要思想之間來回取舍最后選擇了思想，我更看重它一些。而在寫作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忽然又想起龍一先生的建議，而這時，我突然覺得我其實是可以讓灶王奶奶“介入”故事并保證故事的深度的，如果現在重寫，我可能會……文學從來都是遺憾的藝術，如果再給我八到十年，可能還會有這樣那樣的遺憾以及未曾實現的可能性，我知道。

我還曾向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韓敬群先生談及，他對我的想法也非常感興趣，并向我推薦了北京大學一位精于傳統民俗的教授，然后就是年年催問：《灶王傳奇》寫得怎么樣了，需要哪方面的資料？正是他的推薦和關于民俗學方面的提醒，“迫使”我將故事的背景由原設計的漢末魏初時期挪至自己更熟悉一些的明朝，明正統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之變”前后。

“我把我的理想、思想和夢放置在這篇文字中，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更好的表達……”這是卡爾維諾在《樹上的男爵》中的一段話，我也深以為然，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理想、思想和夢放置在《灶王傳奇》之中，把自己和自己在故事中“遮遮掩掩”的真情在其中放置。在這里，我有意傳統，有意故事，有意利用中國神話、中國歷史和中國民間話語的有效價值，但同樣有意將審視的目光和現代意識注入其中。我承認《灶王傳奇》與我以往的寫作有諸多的不同，它是冒險，因此也讓我有了更多的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