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古是清代文學的主題詞之一。在這個被今人看來具有總結性的文學時代，所復之“古”不僅有蔚然成說的秦漢、唐宋等，剛剛過去的明代也成為“古”的重要時段。清人的詩文詞賦喜歡吟詠明朝故事，小說戲曲喜歡將故事背景設置在明代，一些雜史、筆記類文本中，“明”甚至構成一種話語方式。在有清一代文人的心靈深處，明代似乎始終具有揮之不去的影響，其盛世氣象、衰亡成因等，是被不斷回溯、重復書寫的文學主題，其賢臣名士、人文景觀也在各種形式的反觀和重寫中被注入了豐富的內涵。“重寫”是清人繼承明人且運用最好的創作技法之一，也成了他們想象明代的主要方式。

“明代”回望與反思中的文學話題?

論者多將清初與晚明文學比較、對觀，借助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行各種言說。這其實來自清初人的文學建構，彼時各體文學創作在題材、主題諸方面都表現出對明代社會和歷史的回溯與思考。例如，江左樵子的《樵史通俗演義》直面晚明政局；呂熊《女仙外史》則借唐賽兒起兵事牽合朱棣“靖難之役”及建文帝命運；傳奇《桃花扇》以兒女之情寫興亡之事，借助家國同構之喻引入對有明一代興亡的悠長反思，成為清初文學創作中“明代”想象的高峰之作，影響十分深遠。乾隆時唐英的《傭中人》雜劇，寫崇禎帝自縊后菜傭湯之瓊“以小人而立大人之節”，當即為國殉身，延續的就是《桃花扇》的主題。道光時黃燮清的《帝女花》傳奇，借明末坤興公主與駙馬周世顯的悲歡離合寫一代王朝之衰變，亦表現出對《桃花扇》的心追意摹。這個時期的作品中，清初文人慷慨激昂或涕泗滂沱的悲憤與感傷已泯然不見，借助對明代的文學想象，作者表達的更多是一份尋究因果的懷古情緒。

乾嘉盛世，宏大與穩定是這個以秩序、統一為表征的時代的基本影像，“應制”則經常“侵入”文學性，成為各體詩文乃至戲曲、小說無法回避的創作方式。例如，以“迎鑾”為特征的承應類戲曲創作中，文人作家可謂各盡其能，驅使古今名人、各路真真假假的神仙紛至沓來，匯聚于當世，人神雜參，共頌盛世，真假、實幻皆已出離文學與文本。而作家們之所以如此“任性”，并不能以“胡作非為”來解釋，其創作中的政治倫理指向明確。不過，透過那繁復的詩山文海，日常生活中蟄伏著的悲苦和不幸也時見端倪。彼時一般文人的筆下，似乎不易體察到來自個體心靈深處的壓迫感、窒息感，審美的“乏力”讓“我”的聲音很難化為有力的“呻吟”穿透文本，刺破云靄厚重的時代天空。即便袁枚、趙翼、蔣士銓、張問陶等講求性靈創作的詩人，現實賦予他們的創作動力和審美激情都只能或轉入道德激情，或轉入世俗閑情。曹雪芹的特殊是因為他通過一個家族的悲劇看到了時代之于人類的悲傷，因此為《紅樓夢》選擇一種“去朝代”的構思。龔自珍的特殊也是因為他敏銳地感受到了“萬馬齊喑”的現實問題，進而生發了超越朝代的“問天”之思。他們都是時代的先覺者，敏銳地發現了盛世“衰音”，氤氳于內心的憂患意識和悲憫情緒激發了他們的創作，盡管那些彷徨苦悶中的悲情喑啞無力，但他們有意識地超越了自身所處的時代，鑄就了一種宏大敘事的文學格局。

《明史》修撰與“明代”文學想象的展開?

順治二年（1645）開始，明史纂修逐漸展開，延續了近百年。文學創作纏夾其中，相關作品應時、應事、應人而生，話題性現象不勝枚舉。例如，“以續西涯后”（李杲堂《萬季野詩集序》）即步武明代文人李東陽《擬古樂府》為標榜的樂府詩創作就有多種。其中，廣為人稱道的尤侗《擬明史樂府》一百首，“采其遺事可備鑒戒者”（《自序》），包含了審視有明一代的旨趣。職是之故，即便在大一統政權已巍然確立的乾隆時代，“明”依然作為一種鮮明的印跡存于文人的記憶深處，構成各種文學想象的藝術“情結”。

轟轟烈烈展開的《四庫全書》編撰，也在“稽古右文”的時代倡導中強化著有關明代的記憶，可以擷取出的話題性內容依然很多。其中，關于科舉制度的批判是最為醒目的內容之一，在各體文學創作中占有重要位置，頗具代表性者如小說《儒林外史》。細讀這部小說，可以窺見吳敬梓根深蒂固的明代情結，作品敘事中對明代紀年的強調，足以說明這一點。小說敘事起始的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科舉制度已浸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結尾的萬歷二十三年（1595），則到了“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卻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的狀態，王朝已呈現衰落之象。第五十六回“尾聲”中的萬歷四十三年，“各省水旱偏災，流民載道”，而次年即萬歷四十四年也是后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稱汗，建立“大金”（史稱“后金”），后來皇太極改國號為“清”。這種頗具“意味”的紀年敘事，使明朝的其他重要歷史事件也無法逸出吳敬梓的視野，如寧王朱宸濠正德十四年（1519）起兵謀反之事，從王惠任職寧王江西按察使司寫出，這與同時期蔣士銓的雜劇《一片石》《第二碑》立足于寧王妃婁氏事跡的構思一樣，本意都在于表達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反思，其目的是從不同維度昭示“仁義”在社會倫理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這一時期，與有明一代興衰有關的其他重大歷史事件亦未出離清代文人的視野，他們在文學創作中進行“明代”想象的形式與形態多有可圈可點者，以“明”寫“清”的文學書寫漸多。隨緣下士的小說《林蘭香》、李綠園的小說《歧路燈》與《儒林外史》大體相類，很少正面涉及興亡大事，但關乎洪熙、嘉靖等朝政的描寫、議論等，多指向政局、世風等關乎興亡的大節。這些作品多盡力再現和還原明代的背景，但仍不免因為“互現”而滲入清人的審美旨趣，對當時生活現實的思考和諷喻時現筆端。例如，《儒林外史》的尾聲借“四客”而“思來”，唏噓于儒林之無人，其實昭示了通過禮樂文化改造國家現實的無力，所表達出的盛世蒼涼之感，顯然是作者立足于當時的思想與情緒的寫照。

否定與眷懷中的“明代”文學想象?

清人對明代的反思、批判往往不遺余力，否定之語中時見尖刻，不過也多有哀其不幸的表達，對晚明尤其如此，而批評中的眷懷、艷羨更是不絕如縷。二者有時彼此纏繞糾結，難解其“愛之深”與“恨之切”到底哪一面是“表”哪一面是“里”。《樵史通俗演義》批評明末，卻以對萬歷時代明君賢相和生活富足的懷念開始，《林蘭香》極說科場案之殘酷，也是從洪熙時代的“嗣君仁厚，百度維新”開始。對明人生活方式的摹寫，尤可見出清人的復雜情感，類似的文學想象幾乎是他們平淡、平庸生活中的亮色所在。例如，《儒林外史》對杜少卿夫婦登游清涼山的描寫，與冒襄《影梅庵憶語》記述其攜手側室董白登金山的描寫何其相似：“山中游人數千，尾余二人，指為神仙。”凡此，依稀可見清人對明朝（尤其是晚明）生活方式的向往、懷念。

清人往往拘泥于禮教的規限，明人卻可以做出種種“出格”行為；晚明人的議論之風、狂傲之氣乃至玩世、避世的選擇等，在清人筆下成為一種包含著無窮想象的“風流”。借助明代人的放言無忌而率意表達，成為許多清代文人創作時常用的手法。那些在吳敬梓時代被視為“不正常”的表現，在“明代”視野的文學觀照中，則同時具有了彰顯個性、解放思想的意義。在講究秩序、歸于平庸又憂患叢生的時代，借助明代展開相關的文學想象，或是一種追求多元的文學和審美趣味的表達方式。作為一種穩健可行的寫作策略，這又給文人創作留下了馳騁想象的空間、追求生存理想的動力。正是在這樣的維度上，清代文學的“明代”想象具有深廣的題材空間和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成為清代文人進行社會批判和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

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乃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常見現象。清代文學創作中的“明代”想象，延續了文學中歷史書寫的一般性傳統，又因制度、地域、民族等同質或異質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獨具文學個性的書寫方式。對其展開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清代文學的獨特風貌及所謂“明清文學一體化”諸現象的文學史價值。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