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被視為駢文創作低谷期，然自晚明以來，四六總集的編纂卻達到高峰，以之為重要載體，明人構建了以“辨體”“尊體”“立體”為核心思想的駢文理論體系。晚明選家對當時駢文創作存在的弊病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并且通過選編漢魏以來作品以樹立典范，推崇“雅道”以修正猥濫俳俗之弊，以及從選材、結構、辭藻、聲韻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的方式，從而為駢文確立體式規范并最終為明人的創作提供指導。

一

晚明選家認為，駢文的“立體”需以復古為基礎。萬歷以后產生了李天麟《詞致錄》、陳翼飛《文儷》、王志堅《四六法海》等幾部以明前駢文為收錄對象的總集。顧起元在《文儷序》中對自漢及唐的駢文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間高文典冊之雄，比事屬詞之巧，山毫海墨之奇，點翠裁紅之麗，驚艷絕采，瑰意瑰辭，靡不咀彼菁英，糅其雕蔚”，故是書仿《文選》體例，通過對唐代及以前各體駢文作品的梳理、輯錄，從而為當代駢文創作樹立典范。王志堅則認為，“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后人之勝于前人也”（《四六法海凡例》），駢文之發展，自六代至于唐、宋，再至于有明，其間亦經歷了由盛轉衰的過程，“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后，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諢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或強用硬語，或多用助語，直用成語而不切，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罥，所當亟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四六法海原序》）。基于此，《四六法海》所收錄的作品上自魏晉，下迄宋元，亦以復古為導向。

李天麟則在《詞致錄序》中指出，文章之道應以達意為上，漢以前文章并不追求富麗，自漢以后，駢文興起，文辭以富麗為工，故其文亦靡；另一方面，駢文本身之發展對于文辭富麗的追求亦有所不同，“昔之富麗也，尚因本根而生枝葉，今之富麗也，遂狥枝葉而忘本根”，因此，其編纂《詞致錄》一集，以“少存本根”，“復乎四六之舊”。此外，溫純《序》則對駱賓王、王勃、陸贄、盧汝弼、蘇軾、宋璟、晏殊等人的駢文評價甚高，主張駢文復古以學習唐宋為主，但他也指出，“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內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概其世代生平也”，文章的意興寄托，并不能準確概括作者之生平，故不能單純地以文論人，學習這些人的優秀作品，亦應當以學習其“神情”為主。

不過，部分選家也看到了駢文復古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四六燦花凡例》稱：“倣唐者多矜飾未圓，學宋者輒散緩弗飭。又有一種，跳于不唐不宋之外，間出無聊，雜于或唐或宋之間，祗寒暄而已，幾成嚼蠟，僅佝僂為恭，何用鏤塵？”針對此問題，編者亦指出，在學習唐宋諸家的過程中，不能僅學其形，而應當學其“神彩陸離”、“情辭爽愷”，從而為駢文之復古指出了方向。

二

明代選家在批評當代駢文弊病時，不合于“雅道”往往成為他們抨擊的重點。因此，明編駢文總集亦以“力挽頹波，直追大雅”（蘇濬《詞致錄序》）為重要的選文標準。

溫純《詞致錄序》認為，要改變四六“點綴已甚，氣骨無存”之弊，需要做到“取材于經、葉律以雅”，而在創作當中，如果“存葩去實，語怪志詼，或涉說鈴，終成畫餅”，徒有言辭之美而無實質內涵，或存在言語戲謔、言辭瑣屑等情況，都將有傷于“雅道”，非文體之正，故這類文章亦被排除在該集選錄范圍之外。李國祥《古今四六濡削選章敘》繼承了《詞致錄》的觀點并對其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駢儷稱靡者自靡耳，旨伐山六經、酌海諸史，經史書藻語也，何有秾郁艷冶，大為雅道傷乎？……不佞竊竊稟經酌雅，復有茲選，無亦昭體以期新而不亂，曉變以期奇而不瀆，防文濫也。”該集以“稟經酌雅”為選文標準，選輯六朝、唐、宋以至于有明近兩千篇四六啟，使創作者在寫作四六啟的時候，“镕范嚴郛，各有司存”，嚴格遵守該文體的創作范式而不逾越，最終達到“昭體”、“曉變”的效果。

編纂于明清易代之際的《幾社壬申合稿》也有類似觀點。該集仿《文選》體例，詩文并收，并非純粹的四六總集，但因幾社諸子強調“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遠，國家賴之”（張溥《幾社壬申合稿序》），認為文章需有文采才能廣泛傳播并流傳后世，對國家發揮作用，故其所收之文皆為駢體，總數達兩百余篇。陳子龍在《凡例》中提出：“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至于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夫”，對于晚宋及明代之文章，其分別以“庸沓”“俚穢”評價，認為不符合雅道，因此，他亦主張駢文創作當以兩漢之文為主要學習對象，間亦可學習齊梁、中晚唐之佳作，而不應學習晚宋以來至明代的駢文，以此通過“雅正”文風矯正當時的文風流弊。

三

明代駢文選家也從具體創作方面對駢文之“立體”提出了要求。

首先是情、辭、意境的交融。溫純《詞致錄序》提出，駢文之作，要“境與興適，抽黃白而曲中其微；意與韻偕，切宮商而妙成其響”，既需要意境與作者情懷相符合，也要通過音韻的和諧來加以表達。方大鎮《四六類函序》指出：“四六之工，極才人之致，抒達士之懷，情溢乎詞，詞鬯于交，離合非我，親澹在彼……蓋情文遞生者也。情不借辭，則苞僿而喻，辭不根情，則鞶帨粉黛，而弗克真”，認為情感是文辭的根本，文辭則是情感表達的媒介，情感飽滿、文辭暢達，方可謂駢文之工者。又《啟雋類函凡例》將選輯的作品分為三等，上者“辭雅情真，造語古樸”，次者“意達辭蓽”，下者則“可資急需”，可知該集編者亦認為優秀的駢文既需要典雅、古樸的文辭，也需要真切的情感，這樣的作品方可為后人法式，沾溉無窮。

其次是選材、結構、辭藻、聲韻等各方面的結合。余大成《四六燦花序》指出：“夫啟者，源本詞命，尺牘之嚆矢也，雖載函托緒，寔謀野興。端然非庀材廣則不贍，非抽思眇則不精，非運軸超則不雅，非琢句整則不諧”，認為啟體之佳作需具備選材廣泛、情志幽眇、構思精巧、句法整嚴等要素。李景廉《四六全書序》亦指出：“夫敷袵論心，商攉前藻，工拙之數，有筆有學，要使莊以立體，婉以運裁，繡錯成章，欎紆馀韻，此筆之精也；欲乃選言絡驛，使事輻湊，類族辨物，博習通方，此學之績也。筆可效于規模，學固資乎諳練。茍學以輔筆，即質有其文，自以為功在修能，而體復美備矣”，認為四六之文當以莊嚴雅正為體，并且應該注重文章整體的構思剪裁、章節安排，表達郁紆之思，留下不盡韻致，這是駢文寫作的基礎，除此之外，還需輔以連續的言辭、密集的典故，作者既要明辨各種事物，又需知識淵博且懂得變通，如此才能達到文、質結合，四六文體方可稱為美備。

“立體”思想是駢文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晚明四六總集從樹立典范、推崇“雅道”，以及提供具體創作指導三個方面，詮釋了駢文應當怎樣作的問題，從而對明代駢文文風起到了糾偏導正的作用。清代以后，批評家對駢文的運意、用典、修辭、聲律等具體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細致的探討，但清代駢文理論中的復古思想與矯俳俗、崇淵雅的審美風尚則可在晚明四六總集中找到痕跡，因此，晚明四六總集也為清代駢文風格論、創作論的成熟奠定了基石。

（作者：莫尚葭，系紹興文理學院越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