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獲諾貝爾文學獎最多的法國作家當中，安妮·埃爾諾（1940-）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她寫女性，把自己當作寫作的對象，自我民族志式的，從法國北部鄉下的貧乏出身，縈繞其一生的少女時期的不幸經歷，依照父親意愿考學、嫁人，寫到離婚，當中學教師，與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漫長的告別，一直寫到自己的衰老，暮年回望那半生不愿去觸碰的傷痛……在埃爾諾的寫作里，固然有法國社會浩浩蕩蕩的半個多世紀，對“性別、語言、階層之間的巨大差異”的呈現，評論將其稱作“社會性自傳”，以微知著，這是獲得諾獎的恰當理由，然而，更本質的恐怕是一名女性的個人敘事，勇敢地寫實，哪怕一生中充滿了不堪，也要真實地將這不堪的一生寫下來。埃爾諾以寫作的方式完成著其作為女性的生命歷程。

“父親”（《La Place》，1983）是利勒博訥小鎮一家咖啡館雜貨店的店主，在成為小工商業主之前他出身農民、當過工人，完成了一段“階層的遞進”，他向往進入上一個階層，對自己的北部鄉下口音感到自卑，他苛求自己和家人都說標準法語，在家庭餐桌上練習巴黎人的禮儀，要求女兒“有教養”并考學，他對女兒的婚姻感到滿意，因為女婿的城里人出身對這個家庭來說是“升遷”。埃爾諾筆下的父親絕非那種偉岸的英雄，亦非惡棍式的老爹，他只是一個再真實不過的平凡小人物，自私，自卑，順從社會分層，努力攀爬同時克制隱忍并要求家人跟他一樣。當女兒在青年時期成長為一名具有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之時，父女之間的矛盾便無法調和，埃爾諾一生的母題就是從父親以及父輩父權的壓抑中掙脫出來獲得自由。然而父親又是愛女兒的，只是被籠罩在階層觀念牢籠里的父愛苛責、壓迫。

“母親”（《Une Femme》，1987）則像所有母親一樣是溫情的，是母親鼓勵了女兒自我意識的覺醒，盡管母親是無意識的，她只是愛自己的女兒，母愛讓她相信并宣告女兒配得上一切美好的、哪怕是跨越階層的事物。與結構性的父愛不同，母愛超越了階層觀念，超越了一切。母親與女兒之間有一股強大的情感紐帶，以至于母親晚年的阿爾茨海默癥似乎成了一個隱喻——她開始遺忘，當有一天她忘光了走了，“我”開始寫她，在我的筆下時光倒流，“現在我寫我的母親，就像該輪到我讓母親重新出生”，我“記住”了她的一生，妻子與母親以外、她作為一名女性的獨立的一生。我與母親離別了，我與母親重逢了。

自我意識之下，埃爾諾從24歲（1964年）就開始將自己當作寫作對象。在她寫自己的童年（《Les Armoires vides》，1974）那段時間里，她規避了18歲時夏令營里遭遇的不幸以及隨后因在法國不允許墮胎又沒錢去瑞士、只好前往地下診所的經歷。她甚至規避了幾十年，半生不愿觸碰，直到60歲時（《L'événement》，2000；《Mémoire de fille》，2016）又折回過去，開始正面描寫這段少女時期的創傷經歷。傷痛是身體上的，又絕非僅僅——畏懼、軟弱（甚至因軟弱而長期逃避）、被身邊人離棄背叛的孤獨、無法澄清事實的絕望,作者都將其一一真實地呈現了出來，以“診療般的準確性”；尤其是屈辱，如文學獎主席Anders Olsson所說：在埃爾諾的寫作里，“屈辱作為一種機制，有著特殊的力量”。

當寫女性的愛欲（《Passion simple》，1991）時，作者以及她筆下的女主人公都已經五十歲了，離異，經歷了生活，然而生命依然執著，“在那激情的一年里，他的存在影響了我的生活”。“從去年九月開始，我什么也沒做，一直在等待一個男人，等他打電話給我或者來我的住處。我的其他行為舉止都很機械，我所有的意志都用在了與這個人有關的事情上”——“我”讀報紙上關于他的國家的文章，買能取悅他的衣服，為與他共度的夜晚購買水果和各種佳肴……像所有戀愛中的人那樣，“除非接到他的電話確定我們下一次約會，否則沒有未來可言”！在佛羅倫薩的博物館，除了裸體男性雕塑以及那些表征愛的作品，其他的“我”什么也看不到！在關系的最高潮，“我感受到了愉悅，也就是，未來的痛苦”。作者的寫作對象并非所戀之人，而是女性的愛欲本身——“一個來巴黎短期任職的已婚東歐商人重要嗎？無關緊要”！在這段親密關系中，女性是自己愛欲的主人。《柯科斯書評》稱：“埃爾諾像一名中世紀時為尋找人身體內的靈魂而做解剖的醫生那樣解析著這段戀愛關系以期尋找激情”。當戀人被召回自己的國家，這段戀情隨之結束。“我”看到了激情的真實意義，“恰恰是毫無意義”！因此作者告誡世人，激情是多么的奢侈，“當你對一個人懷有激情，是多么的奢侈”！

埃爾諾的語言是直白的，近乎白描，總是用短句，幾乎每一本小說都很薄。這種去掉了所有修辭技巧的寫作恰恰是一種最真實的寫作：作者與主人公之間、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消弭了，作者以比現實更加真實的虛構寫作勇敢地剖析了自身并慷慨地將其女性生命經驗中的軟弱、易受傷害、敏感、孤獨、屈辱、愛與嫉妒以及那些過不去的傷痛和難以釋懷的情感呈現給我們——“或許我生命的真正意義在于將我的身體、我的感官與我的思想變成寫作，變成那種智慧的普遍的東西，那種將我的存在融入他人的生活與頭腦中的東西”。在當下精修得毫無瑕疵的照片以及練達精妙的個人敘事廣泛流行的時代，埃爾諾是格格不入的，她所呈現的女性處處充滿矛盾，并不總是光彩，時時不大體面，像極了我們自己。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的生命充滿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