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參加完中國作協主辦的博鰲文學論壇，我在返程的飛機上讀到了一則新聞：

……國防部長埃斯皮納稱，找到幸存者的機會比較渺茫，但仍會全力以赴。事故原因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此次失聯飛機于1978年制造，在美國服役至2008年。2012年智利花費700萬美元購入，2015年進入智利空軍服役……德雷克海峽是智利本土通往南極基地最短航程的必經之路，這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水流的匯合處，沒有任何陸地阻擋，該海域一直以惡劣天氣著稱，氣溫極低且常有嚴重暴風雨。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800艘船只沉入德雷克海峽，造成兩萬人死亡……

當時一定是受到了某種感召般的觸動，雖然如今我已經很難回憶起具體的動機，唯一確鑿的是，我用手機拍下了《環球時報》上的這則新聞——現在照片依然保存在相冊里。

從海口飛回不久，疫情便在武漢爆發了。時隔兩年，2022年的年初，當我決定寫出《辛丑故事集》中的最后一個短篇小說時，《德雷克海峽的800艘沉船》這個篇名，先于小說本身出現了。它幾乎算是自己跳了出來，舍我其誰地自己確立了自己。就是說，我再一次先有了一個小說的篇名，其后，才有了被其統率著的小說。而此時，恰是西安封城的日子。我難以說這其中有著什么難測的天機，而事實則是，我又的確從中仿佛窺見了“命運”。小題大做嗎？可能會有一些，但具體到一次寫作，這藉由一則新聞連綴著的兩年時光，于我而言，卻真的堪稱“真實”。你瞧，我給自己留下了一條線索，盡管不知最終會如何按圖索驥，但當兩年前我在飛機上摸出手機對著一張報紙拍照時，一定是懷著某種確信的——我相信，“生活中所有的瞬間”都將成為“事件”，成為“文學”。

同時，被我相信著的還有：短篇小說的本質就是如此的，它是有依據的，盡管往往顯得仿佛是信手拈來；它的依據又并非是可被簡單理解的，其中復雜的因果，有時候需要兩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接續上線索——更有極端的事例，某些篇章將永遠不明就里，連作者本人，都以為是莫名其妙的神來之筆；這讓它在大多數時候，看上去經不起琢磨，神頭鬼腦，有著某種神秘而脆弱的美感；然而內里卻自足而圓滿，宛如一枚果實堅挺的內核，蘊藉著偉力。

舉一個也許不大準確的比喻：好的短篇小說在大多數時候都像一個弱智的天才兒童，搖搖晃晃，又散發著沒來由的魅力，和那些大塊頭的長篇小說相較，后者簡直就是一個雄渾有力的壯漢，它們揮斥方遒，一副包打天下的架勢，而短篇小說，便令人不免要擔心——它是否生活能夠自理。

是的，我又說到了“生活”，而且，還談到了“自理”。這當然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金科玉律有關。長久以來，我們在這條金科玉律的鞭策與鞭笞之下討著文學的生活。它當然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也正因此，長篇小說這條壯漢，因其有著天然依賴“生活”的優勢，在我們的文體排序中，當仁不讓地占據了光榮、偉大、正確的坐席；而短篇小說，這個經常會看起來“脫離生活”的弱智小孩，盡管不乏天才般的表現，也仿佛先天地有點“不太正確”。

而我想要申明的是：短篇小說也是有著“生活”的，并且，它還生活能夠自理。

就像《德雷克海峽的800艘沉船》的寫作，短篇小說的“生活”，可以來自一則在飛機上閱讀到的新聞，新聞必然是有著現實依據的，短篇小說于是也“間接”地依據著生活。但這顯然還不夠，難以澄清自己的無辜，于是，經由兩年之久地孕化，經由我這個寫作者本身的“生活”催化，它才實實在在地、不折不扣地回應了“生活”。這個過程，也足以表達出短篇小說令人驚訝的“自生性”，它不用故意而專門地喂養，只要作為寫作者的你，充分地活著，頑固地活著，你的短篇小說就會自己生長，就會“自我打理”著它的“生活”。

與之相似的寫作經驗我還可以再舉一例。

2017年，中國的丁酉年，我到武威參加朋友的一個新書活動。活動之余，游蕩在武威街頭，一座筑成錢幣模樣的雕塑吸引了我。與其說“吸引”，倒不如說是略感驚詫。盡管物質主義已然在我們這個時代甚囂塵上，但悍然為“方孔兄”筑碑，還是會有些令人瞠目。它的底座上鐫刻著“涼造新泉”這四個字。這四個字的音韻在一瞬間打動了我，加之春風薄涼，加之昏黃夕陽，當這一切的“生活”在一次旅行中集體作用在一個小說家的身心之時，那個寫作的“動機”得以形成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是的，這四個字的音韻在一瞬間令我做出決定，我要為此寫下一個收在《丁酉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說。

喏，又是“篇名先行”。聽起來這也許有些玄奧——四個字的音韻便足以策動一個短篇小說的書寫，足以成為一個寫作的“動機”。其實連我自己也是難以說得清楚，就像短篇小說從來難以為自己辯污與正名。

寫《威克菲爾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驅使？是什么召喚了塞林格，讓他寫出了《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之所以不去以《紅字》猜度霍桑，是因為相較于短篇小說的寫作，寫作長篇小說的動機似乎更容易被描述，我說過了，它們宏闊龐然，有著清晰的、“生活”本身一般的身軀，并且，描述起來也容易滿足人類追求“確鑿”的本能。換一種說法，就是長篇小說也許更容易被說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自理”的能力，宛如不證自明。而短篇小說的寫作動機就是這般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與隨機感，它們難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難以被輕易地表達。就好比，當我們力圖去說明“灰色”時，總是會比力圖說明“紅黃藍”時感到吃力和為難。那么，為什么不以《九故事》來整體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為，當九個短篇被他集體命名后，“意圖”擴張，于是“意義”彰顯。而《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這構成“整體”的“九分之一”，顯然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它獨立成章的時候，必定沒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規劃性”。打個比喻，一本小說集或許可以被稱之為一棟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個篇章，或許只是局部中的殘垣斷壁。如果說，長篇小說是一個“完整的人生”，那么短篇小說不過是“一生中的某個階段”，并且，這個階段還往往表現得更加接近步履蹣跚的兒童時期。

在我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說就是該有一副需要被攙扶的樣子。哪怕它有時候也會顯得孔武有力，但在骨子里，它——該是“弱”的。但我們大可不必為之操碎了心，就像你看到的那樣，無數短篇小說的杰作都再再地證明了它們“弱”的力量。它們的生活能夠自理。

干脆下個結論吧：在我看來，短篇小說天然有著“自生性”，甚至，它還有著“次生性”，它是善于與“生活”通約的，至少，這兩者之間是能夠被我們用來相互映照。在短篇小說中，真實與虛構的共振才能最美妙地發生，因為它的確可能并非那么“實”，于是“虛構”之美才得以最大地發揮。

寫作短篇小說的時候，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時候只能是猶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體味把握的同時，那種勢不可擋的流逝感也一并發生著。于是，令我有了玄奧的能力，令我敏感而脆弱，令我在一種迥異于日常“生活”的整體性的敘事中，以看得見的“生活”，決定出了自己內心看不見的“生活”。

“涼造新泉”，“涼”是西晉十六國時期在河西一帶建立的國號名，“造”是“制造”，“新”是“新舊”，而“泉”，在古代漢語中通“錢”。不是嗎？這很好理解。這，都是“生活”。我讓這個“生活”進入了我的小說，在小說中，我還讓這枚“涼造新泉”掉入了水底。現實中，這枚錢幣價值不菲，它的上品拍賣價格將近三萬元人民幣。現實中，如果我的三萬塊人民幣掉入湖中，我想，以人性固有的貪婪計，十有八九，我會下水去打撈的。在小說中，男人們也這么做了，但他們前赴后繼，為的不是三萬塊人民幣，為的是一種莫須有的盼望和寶貴的憧憬與相信。我想，這就是唯有通過小說才能實現的“高于生活”。

在小說中我寫到：

他一步一步從水里蹚出來，渾身的劃痕，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不發抖。他的腿在抽筋，肌肉一陣陣跳動著痙攣。不管昨晚程小瑋經歷了什么，他可不愿意被人拖上岸。他對自己說，好吧，我來過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現在，我“必須”走出來了。

當我小說中的主人公對自己說：“好吧，我來過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現在，我‘必須’走出來了”時，我想，他就是在訴說一種短篇小說的心情。這種心情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在所有難辨真假的敘事中，以文學的方式，帶領我們經歷生活本身，讓我們探究自我存在的意義。沒錯，就是“帶領”，是生活能夠自理的短篇小說，帶領了它的書寫者。

重新將目光投向湖面，蒲唯的心情又一次躍入了水中。水面擴散著億萬道細碎的波紋，像是釋放著大自然亙古以來難以窮盡的隱秘的痛苦。盡管蒲唯知道那道光不會重現，但心里還是如同水面一般漣漪涌動。沒錯，蒲唯想，他真的可能有幸目睹過一道圣光，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有那么一會兒，蒲唯變成了他不自知的觀察者，他看到這些天里，兩個生活中的受挫者懷著羞于啟齒的等待之情，在“寫信的人如今就在寫信的地方”那樣一種寬泛而樸素的理解力下，試著靠近過那道光，從而和一些有希望的東西再次發生了聯系。為此，他們前仆后繼，不惜涉險——即便那莫須有的事物宛若捕風捉影，即便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我愿意就這么不厭其煩地重新把這篇小說的結尾再重新敲一遍，因為我實在是認為，當我們談論短篇小說時，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讓它“自理”，讓它的那道光，自己去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