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寫小說而言，有些近乎條件反射的金科玉律，細一揣摩，總有我們以前可能未曾意識到的復雜之處。比如“這一個”和“這一類”的原則，作家都希望寫出一個獨特的、栩栩如生的“這一個”，同時通過“這一個”折射出廣闊的、具有普遍性的“這一類”，從而完成對時代的說明、概括乃至表態。然而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究竟是先有的“這一個”還是先有的“這一類”？作家的思考方式究竟是從特殊到普遍，還是從普遍到特殊？這樣的問題，雖然不至于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終極，但也很可能是一個作家區別于其他作家的獨特路徑。僅以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而言，比較典型的諸如趙樹理，他的小說我想多半是先有了小二黑、三仙姑、常有理等等鮮明而特殊的“這一個”，又在這些人物身上對應找到了他們各自所代表的廣闊人群，從而完成了對中國農村某個特定時期的全景勾勒。對于趙樹理而言，文學形象的“個體”是先于抽象概括的“集體”存在的，然而他從未忘卻通過理性思考產生的“集體”形象對于小說藝術的重要意義，這使得趙樹理筆下的人物具有他獨特的個性，也令每一個普通讀者感到那些人物形象與自己有關，甚而就在自己身邊。而與趙樹理不同，比如茅盾的《子夜》，我寧可相信，作者是頭腦中先有了由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金融買辦、城市無產階級、失地農民等等階級構成的社會圖景，這一社會圖景是如此清晰穩固，再由“經過訓練的大腦”去再現那樣一個社會圖景之下的種種具體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是先有了社會學定義的階級屬性，而后才有了吳蓀甫。那么吳蓀甫這個人物形象注定不如小二黑鮮活嗎？或者說，即使吳蓀甫在一時一地的閱讀中不如小二黑鮮活，但時隔多年以后，吳蓀甫是否仍然像釘子一樣嵌入讀者腦海之中，并且暗合乃至構建了讀者對于人類社會的認識？這其間的問題，以及對問題的可能的解釋，值得我們深思。

從這個角度看待北村的中篇小說《韓江憶》，同樣可以發現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長期以來有個感覺，先鋒作家在重新回頭書寫“現實的故事”時，總有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家所不具備的新路徑?；蛟S可以說，先鋒作家對于敘事文學的特殊貢獻，往往存在于他們重回現實的那個階段?；蛟S也可以說，先鋒文學的一大價值，恰恰在于從技法、認識和思想層面上豐富了作為他們“反面”的現實主義。對于我這樣一個種種文學潮流的后來者而言，這種感覺無疑有著狹隘目的論的嫌疑，但也不失為一葉障目有的辯證法。再譬如相當一部分此類作品，人物形象大都會有著強烈的符號化的意味，故事的結構假如按照傳統的標準去判斷，可能也擺脫不了“主題先行”的色彩，然而恰恰是符號化和主題先行，使得小說具有了高度凝練的統攝力。同樣去看《韓江憶》，初時的感覺是北村的敘述興趣幾乎完全聚焦在一個說不上多么典型、也說不上多么普遍的女人的生命歷程之中。在“這一個”與“這一類”之間，即使作家并沒有將二者視為對立的、相互矛盾的概念，也是無比果斷地選擇了前者。相比于先“小三”后妻子的韓江，她的丈夫李東升的性格使然與命運軌跡，倒可以粗略地理解為近乎弗洛伊德意義上的母子關系和童年經歷，這其間不僅有著清晰的因果邏輯，而且有著清晰的歸納理由。而主人公韓江卻在具體、鮮活、充滿塵世氣息的敘述線路中令讀者百思不得其解：這究竟是一個紅顏薄命的故事，還是一個報應不爽的寓言？是一個性格的悲劇，還是一個命運的悲??？是一場一意孤行的內心戲，還是一條隨波逐流的不歸路？我們幾乎無法用任何一種既成的、舒適而熟悉的故事套路去對應她。在具體到對韓江這個人的觀感，她不是通常意義的美人或怨婦，上層或底層，智者與愚民，我們也只能說她是韓江，是一個很可能死于自己常年疼愛的繼女手下的女人。韓江如此特殊，韓江無法歸類，而我們也可以揣測，作為一位有著豐富寫作經驗的作家北村，想將這樣一個人物納入任何一條人來人往百舸爭流的敘述航道之中都將輕松無比，然而北村偏偏違逆讀者的“期待”，也許同時違逆了寫作老手的條件反射，讓船駛入了人跡罕至的水域。那么北村寫了這樣一個人物，或如此刻畫了他小說中唯一主要的人物，究竟是僅僅對于“特殊”感興趣，還是希望從抽象的“特殊”中尋找比一般意義更加抽象的“普遍”呢？

也許我的看法仍然是陳舊而頑固的，我覺得小說中不存在純粹的、徹底脫離“普遍”意義的“特殊”。如果故事不能完成對生活的提煉與總結，那么又何必講這個故事,聽這個故事呢？我想，在《韓江憶》中，北村通過韓江這個人物，終歸是想寫出一些人生、人性或云人之命運的普遍性來，只不過這種普遍性并不屬于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概念化的“普遍”，尤其是社會學上的階級、職業、地域、性別、婚姻中的權力關系，等等。在韓江的故事中，北村作出了一種近乎讖語的總結，那就是人終究會走向他內心最不情愿的反面。韓江對于感情生活稱不上有多么執著而熱烈，她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要成為小三，然而她身邊的一切因素，包括她的前任男友卻又不知不覺地將她推到了那條路上，最終變成了一個死于繼女之手的上位成功的小三，從此人生蓋棺定論。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又何嘗不具有俄狄浦斯悲劇式的宿命感和矛盾性，也仿佛《百年孤獨》中奧雷良諾上校面對無休無止的刺殺時的無路可逃。北村似乎仍無興趣從社會現實的層面剖析這種無路可逃的宿命的成因，因而對于韓江的故事而言，它又有了某種出其不意的哲學意味。

由此，韓江的故事也終于擺脫了貌似的“特殊”，從而寫出了一種抽象意義的“普遍”。從各個角度來說，《韓江憶》即使在細節層面富于塵世氣息，但本質上仍可視為一篇通向不可捉摸之地的先鋒小說。而將現實質感與抽象思辨有機地結合起來，也可視為北村小說創作中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