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傅星近影

年輕時我在農場當知青，有好幾年，在文藝宣傳隊擔任創作員，除了寫，也會隨大家下連隊演出。傍晚，拖拉機來了，坐上拖拉機就去了。到了某個連隊，就吃晚飯。人家客氣，伙食總是最好的，有紅燒肉，一碗。那時候，業余生活單調，文藝宣傳隊的演出很受歡迎，無論在戶內還是在戶外演，總是擠滿了觀眾。他們表演時，我無事可做，想去搬搬道具，整理下戲裝什么的，可也很難插得上手。這樣我就獨自往別處去，也不會走太遠，有點怕夜晚的野狗。身后有舞臺表演，還可以聽見觀眾在笑，在鼓掌。整臺節目的每一個節點我都熟悉的，也完全可以憑借觀眾的反應程度判斷演出效果。大概兩小時左右，結束了。然后是吃夜點心的時間，像我這種瞎溜達的人也餓了。又有紅燒肉。當然是吃不厭的，真香，好吃極了。回去還是坐拖拉機，毫無睡意，興致未減，還想唱，唱一些臺上不能唱的。記得有一次唱起了《苦的咖啡》，“苦的咖啡苦的咖啡……”，和時代環境完全不搭，有點莫名其妙。如果有月亮，那么田間河流，滿目清暉。長長的土路，要顛簸不少時間，據說月光會曬黑人的臉，而且是不可逆的。美女們就用頭巾裹住了整個腦袋，僅露出歌唱的嘴來。這個畫面定格在了我的記憶中。

傅星畫作

要是不趕創作任務，我會在正常的時間上床看書睡覺。不過早晨四點左右多半會醒。同屋的隊長一定在這個時候起床，然后去敲門，一路敲過去。四點練功，雷打不動。外面傳來一二三一二三的口令。隊長在嚷，收腹！提臀！開胯！一會兒又有人開始練嗓了。然后我就別睡了。拉開門，見眾人都在場地上辛苦地練，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就貼著墻根走，去洗漱，去食堂吃早餐。那天隊長一聲吼，站住！我只得站住，折回。他手持一根竹竿指向我，你，一起來練功吧。我知道他是玩笑話，不理他轉身走。他又在后面嚷，看看你的身材。眾人大笑。

這是我的芳華。

運氣好的年頭，會被抽調去參加各種文藝培訓班。在那些班里，老師不厭其煩地教，學生一心一意地學，要是不好好學，就立馬開掉，哪里來回哪里去。有的人是大田班來的，那就回大田班插秧去。幾十年后，突然的一個念頭閃過，文藝培訓班的這些記憶碎片居然構成了創作題材。

寫長篇真是樁吃力不討好的事。我本人其實讀長篇也很少，現在的文化環境并不適合長篇小說的閱讀。在寫的時候，經常會自問到底寫給誰看，而且老也擺脫不了那個讀者的“期待視野”，擔心會不會走太遠了，游離了那個“期待視野”，寫了也白寫，拼了老命去把小說寫死，更談不上和讀者一道去完成作品最后的整合。博爾赫斯提起長篇，好像也是有各種不滿，他甚至認為寫長篇小說是在阿諛讀者。他本人也不寫長篇。

當然也有樂趣。在長長的文本形成中找到了一條縫隙，穿越過去，就進入了另一個時空，一個平行的世界。量子力學大概認為那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晨起，沖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進書屋，打開電腦，好了，一切就開始了。某些時候是作為上帝在主宰人物命運，但也不盡然。他們真的活了起來，幾個月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和我在一起，互為鏡像，互為主賓，人物甚至會指導我接下去怎么編。非常有意思。唯有此刻，疫情和封控都不存在了，不再焦慮抑郁，關鍵是有了自由和創造。

我在電腦前忙的時候，張三來了個電話，根本記不住張三說了什么。可重要的是把張三這個名字順手寫進了小說， 隨即張三就誕生了。后來張三被寫成了壞人。張三是好友，想換個名字叫做李四。但是換不了了，如果他叫李四，這個人物就坍塌了。只有再跟張三解釋，對不起了，借用了你的名字。其實張三根本無所謂，張三不看小說，他的家人和朋友也不看，尤其是長篇，打死也不看。

好像還是博爾赫斯說的，你以各種面目出現，其實寫的還是你自己（大意）。這才叫金句。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構成了所謂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主體彌漫在小說的每個字中，作者幾乎處在每個句式的中心。你把自己拆解開來，可是通篇都注入了自我的元素。必要時去再現場景，或者虛化它，以便在自由的維度中更戲劇化地塑造人物，但那些人物差不多還是你自己。就像一個寫自己的自娛自樂的游戲。

試圖以某種荒誕感的敘事方式去打撈那段歲月，可在寫作的過程中，這個理念不時地遭遇到社會生活的抵抗和干擾。那些不斷發生的事，真是遠超我的想象力。而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又不得不感嘆國人的某些文化基因之強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它依舊無處不在，甚至變得更為豐富和怪異。如果一個原本設計為荒誕風的小說，完成后就如同一部表現當下的正劇。這會讓我沮喪。

八十年代在魯院和北大求學，第三年是和內蒙古詩人張廊同一屋。他不斷地鎖門，拒人之外。那時候哲學類的書不多，借閱也不方便。他會設法去把一些書復印過來，宿舍里復印紙堆得老高。有時候，他會發幾片紙供我學習，再逐漸地把我引入他的詞典。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垂直于時間，以至永恒。后來我多次引用過他的這句話。學兄張廊沒有出大名是正常的，他的高蹈氣質無疑更適合做個隱士。他消失了，找不到了。據說有人見其在五臺山下，披頭跣足，魔怔而過。是的，你垂直于時間，你寫作，以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