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大釗在上海歷史性會晤100周年。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締造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高潮到來。

“時勢之英雄”

早在1903年，孫中山就提到了社會主義。他在《復某友人函》中說：“所詢社會主義，乃弟所極思不能須臾忘者。”

五四運動時期，孫中山支持學生運動，敦促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還閱讀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并指派朱執信等創辦《星期評論》，以共同推進新文化運動。當時，兩份刊物被譽為“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

孫中山讀過李大釗關于“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他同李大釗等人已有接觸，“看到人們孜孜不倦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著作，感到非常高興”。

日本狂熱分子曾以歪曲捏造的事實對中國、中國人民進行污蔑，還試圖否定孫中山的人格和能力。李大釗卻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英雄氣概大加褒揚，認為“逸仙實造時勢之英雄”“高潔之懷，天下共見”“其浩然之氣，真摯之誠，高潔之懷，纏綿悱惻之心，可敬可欽，可歌可泣”。

“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同年12月，李大釗安排馬林南下桂林會見孫中山，并提出改組國民黨、創辦軍官學校、與中共合作等建議。

1922年，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避居上海。他進一步認識到，國民黨黨員構成“非常復雜”，一旦動機難達，“便反對本黨”。于是，孫中山痛下決心，決定“改組國民黨的全體”，并真誠歡迎國共兩黨進行“黨內合作”，歡迎蘇俄援助中國革命。

1922年，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提出根據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無產階級應該聯絡民主派，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

中共中央還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會議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并由李大釗負責聯絡國民黨主要領導人。

8月23日，李大釗前往上海莫里哀路29號拜會孫中山，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從8月23日到9月初，李大釗連續多次拜會孫中山，商談合作事宜，詳細討論“振興中國之問題”。他們還談及國內社會階級的分析、革命力量的聚合等。不久，李大釗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成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人。

李大釗還在中共內部作了大量的解釋、說服教育工作，以推動和促進國共合作。比如，發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對革命統一戰線進行理論探討，提出“一個政治革命的黨，必須看重普遍的國民的運動”。

1923年10月，孫中山委任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密電“即來滬會商”，并委托其參與國民黨一大籌備事務。為幫助孫中山確定改組國民黨的綱領和方針，李大釗多次奔走于北京、上海、廣州之間。

1924年，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李大釗作為孫中山指定的北京區代表與會。李大釗抵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便在大元帥府接待了他，并向其展示手寫的《建國大綱》以征求意見。

大會期間，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五名主席團成員之一，并當選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明確的思想 無畏的勇氣

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國共兩黨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斗爭。為此，孫中山決定成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并任命李大釗為北京執行部組織部長。

李大釗深刻認識到，如果沒有國共合作的鞏固與發展，要在北洋軍閥統治中心和北方地區開展革命運動，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他特別注重加強北方國民黨的組織建設，以鞏固兩黨合作的基礎與實力。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北京、河北、山東、河南等15個省市的黨務工作。李大釗充分發揮統一戰線作用和國共合作的優勢，讓國民黨員由不足百人增至1.4萬余人。

從1925年到1926年，在李大釗的組織領導下，北京開展一系列群眾斗爭，如國民會議運動、“五卅”反帝斗爭、關稅自主運動等。群眾運動日趨高漲，極大地動搖了北洋軍閥統治基礎，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

孫中山和李大釗交往時間不長、會面次數不多，但兩人都立志于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一步步建立起真摯的革命情誼。

李大釗多次稱孫中山是“我們的革命先鋒”“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認為“孫先生的主義，便是指導革命進路的南針”。在孫中山逝世周年時，李大釗在文章、演講中頌揚其在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認為他所指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民族解放全部歷史中……實為最重要的部分”。

孫中山對李大釗的評價也很高。宋慶齡回憶：“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

（作者分別為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