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家祝勇的新作《故宮藝術史：初民之美》，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他試圖創作一部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串聯起來的中國藝術史之開端。

據祝勇在書中介紹，故宮博物院擁有藏品186萬件。這些可移動文物，分為陶瓷、玉石、青銅、碑帖、法書、繪畫、珍寶、漆器、琺瑯、雕塑、銘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璽冊、鐘表儀器、武備儀仗、宗教文物等，共25大類69小項（不包括建筑）。

文物的時間，則上迄新石器時代，跨越了夏、商、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西夏、金、元、明、清等中國古代王朝，又歷經了百年歷史風云，一路抵達今天。

故宮文物如何串聯起成千上萬年的時光？又如何講述中華文明深處的美？今日，《光明悅讀》約請祝勇撰文，講述他的體悟。

一

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文物，是一部宏大、浩瀚、可視的中國藝術史。

它們的數量，雖然多達186萬件，但不是隨意堆積的，而是在時間中撿選出來的。每一件文物都是萬里挑一的結果，都有著曲折的經歷和特殊的意義，代表著中華古代先民們最有價值的創造，背后有著中華文明的龐大體系作為支撐。

關于“文明”的定義有很多，賀云翱先生說，“廣義的‘文明’與‘文化’同義，指人類在歷史上創造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而“藝術”，我認為是依托于文明的，是文明的外在表現，具有技巧性、形式性和審美性。故宮收存的古代藝術品（即我們所說的文物）無論多么浩蕩而雄壯，哪怕它們像鯤，“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像鵬，“絕云氣，負青天”，那也是因為有浩瀚的大海，負載著鯤的力量，有無盡的長風，托舉起鵬的翅膀。

我要寫一部由故宮文物串聯起的藝術史，其實是在向它們背后的文明致敬。

2020年的一天，當我“不自量力”地動筆寫作《故宮藝術史》時，我在鍵盤上敲下了這樣幾段話：

“我們熱愛故宮文物，不僅因為它們珍貴，也不在于它們曾是歷代帝王們雅好把玩的珍品，而是因為在它們身上，凝結了我們的先輩們對于美的思考與實踐，綻放著生命動人的光彩。文物之美，表面上體現為物質之美，真正的核心卻是精神之美。”“博物館里陳列的文物，許多曾與人們生命的需求緊密相連，是對生活的美化、是情感的表達、對生命的提升，透露出的，是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在形而下的生活之上，我們民族歷朝歷代都始終保持著對藝術之美的形而上的追求，甚至于成為一種‘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在‘器’中安放的，是‘道’，是中華民族共同信仰的最高價值。”

因此，書寫《故宮藝術史》的難度，便不只在于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基數過于龐大，更在于要“在那些零零散散的文物之間尋找線索，去構建中華民族的藝術史，去梳理總結我們祖先對美的探尋，去把握我們民族的精神流向”。書寫者的目光，不能停留于物質的層面，而是要穿透物，見歷史，見文化，見精神。

二

2021年11月4日，馮驥才先生給我發來微信：“你原先有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背景，現在又身在皇家文化之中。廣闊、全面、深厚的積累與修養使你一定能寫出迥異他人的大東西。你要找到這個大東西。”

馮驥才先生的這條微信，透露出他對我的殷切期望。他發來這條微信的時候，《故宮藝術史》正在寫作中。我不知道《故宮藝術史》是不是馮驥才先生所說的“大東西”，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我自己希望的那個“大東西”，但它是一個“大東西”，這是確定無疑的。因為這部《故宮藝術史》，注定是一部多卷本的作品——我的計劃是寫8至10卷，200萬字左右的規模，自新石器時代寫起，一直寫到當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時期最早的可以推至新石器時代，8000年中不曾斷流）。說它“大”，應當說名副其實。

然而，我理解，馮驥才先生所說的那個真正的“大東西”，不只是規模的大，而是指精神的深厚與博大。

《故宮藝術史》不只是筆墨紙硯，而是一種縱橫古今的深厚，也不只是風花雪月，而是一種與天地相接的博大。我贊同作家麥家的說法，書寫這樣的作品，“必須具備一顆非凡偉大的心，能夠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類和大地的體溫、傷痛、脈動”。在如此宏大的尺度面前，我自知太渺小了，比朝菌蟪蛄這些微小生物還要小，并沒有麥家所說的那樣一顆非凡偉大的心。然而，故宮里琳瑯的文物，延長了我的生命，腳下的山河大地，拉長了我的視線，“使我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在游目騁懷之間，去理解我們民族的精神歷程，去體會歷代先民的情感脈動”。

此前的許多年中，我曾游走于大江南北，去尋找中國歷史的發生現場，去感受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見證了很多考古遺址和歷史遺存。但這一次，為了撰寫《故宮藝術史》，我必須再次走出故宮的紅墻，專門策劃一些考察之旅，把故宮文物放回到中華文明的體系中，再次去掂量“中國”這兩個字的重量。

2020年12月，我在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鄭州市文物局局長任偉等的安排幫助下，前往雙槐樹、二里頭等遺址考察，鄭州松社劉磊又親自駕車，帶我跑遍中州大地。我站在鄭州黃河邊，看大河那么寬闊又那么平坦，那么威嚴又那么親切，恍然間誤以為見到的是一片大平原，包納著一切生靈。我站在鞏義市河洛鎮雙槐樹遺址的考古發掘坑里，觸摸著粗糙的城壕土壁，辨識著墓葬區和祭壇區的方位，努力在心中復原著這中原仰韶文化最輝煌的大都邑，感覺到彌散在泥土里的基因，感嘆著縱是黃土塵埃也掩埋不住的先祖們的天地雄心。

三

我在《故宮藝術史》第一卷《初民之美》中，寫到黃河像“幾”字形在大地上流過，中游段自蒙古高原南下，穿越晉陜峽谷，形成了一個南北垂直的縱軸。渭河在潼關與剛剛拐過大彎的黃河相接，在中國版圖的胸膛上連成了一條橫軸。“這一橫一縱，形成一個完美的十字交叉，經天緯地般，構建了華夏文明最初的坐標系。”

“十字交叉”，是我在《故宮藝術史》里所寫到的概念。“早期中國”，就圍繞著這個十字交叉點，形成了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中原，正是中華文明發生的中心地帶。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把中國史前文化的空間關系歸結為一種“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而不是雜亂無章的分布。在這個層層展開的“重瓣花朵”中，“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在文明的發生和形成過程中，中原都起著突出的作用”，其他地區則是“花瓣”。

以這個十字交叉點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之所以能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一個凝聚的核心”，原因在于，這里最適宜農耕文明的發展。

黃河在抵達中原地區之前，流經晉陜峽谷，左帶呂梁，右襟陜北，深切于黃土高原之中，落差巨大，交通險阻，生活在峽谷兩側的古代先民，雖見證著大河奔流的壯美景觀，但懸崖峭立，水石相激，吃水和灌溉都是非常困難的。相比之下，只有渭河沖積而成的深厚沃土，為上古先民生存居住提供了地利。而黃河沖出潼關，形成90度大拐彎以后，流向它的中游地區，今天鄭州一帶，水流完全變緩，河道也不寬闊，既不像上游那樣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也不像下游那樣河面寬廣、水流散亂，沖淤變化劇烈，主流游蕩不定。所以黃河中游地區，最適合農業的發展。那里河道不寬，易于擺渡，像《詩經》里說的，“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更有利于族群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因此，鄭州、洛陽、開封一帶的黃河中游地區，與西安一帶的渭河中游一樣，成為仰韶文化孕育發展的絕佳地帶。

“在這里，自仰韶文化向前，我們可以尋找到裴李崗文化，聆聽到作為裴李崗文化先聲的賈湖文化的美妙笛音；向后，可以尋找到龍山文化，以及接踵而至的商、周、秦、漢等王朝，從而建構起起承轉合的歷史大敘事。黃河中游、河洛地區密集的文化遺址，也使這里成為無可爭議的考古最佳地點。”2020年歲末的那次中原之旅，讓我對出土在這里的西周青銅器何尊上所鐫刻的銘文“宅茲中國”有了更深切的理解——面對這片豐沃而美好的土地，周王朝不在此定鼎中原、治理天下，又定于何地呢？

在7000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原都是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重要中心。正是中原與各地之間的互動作用，中華文明之花才會愈發燦爛。裴李崗文化、青蓮崗文化、仰韶文化制造出的精美彩陶，陳列在故宮博物院輝煌的展廳里，但它們來自這片土地的塑造，來自滔滔大河的滋養，彩陶上蕩漾的水波紋里，回蕩著黃河的水聲。

四

《故宮藝術史》的寫作，對我來說挑戰無疑是巨大的。這挑戰來自時間、體力、精力，更來自知識結構。2017年，我陪同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登午門看《千里江山圖》“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當他流連于那些古老的卷軸冊頁時，不禁說出一句心里話：“要了解中國文化，一輩子不夠。”

何止一輩子不夠，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藝術史面前，多少輩子都是短促的。這樣一本藝術史，雖以故宮命名，但故宮只是它的出發點，而不是終點。它是指向四方上下、古往今來的。《莊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里面包含著無限的宇宙，指向無限敞開的時間與空間。以我的才疏學淺，何德何能，去激揚文字，指點江山？應當說，《故宮藝術史》的寫作幾乎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不可能依賴一個人完成，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個人的局限性與故宮乃至中華藝術的無限性形成了天然的矛盾，因此《故宮藝術史》的寫作就是一個悖論。但是心里的那個“大東西”始終在蠱惑著我、慫恿著我，讓我躍躍欲試，不自量力地，蚍蜉撼樹地，以自己單薄的身板，投入到那看不見邊際的宏偉工程中。

《故宮藝術史》動筆之前，我開始重讀之前讀過的國學經典，也開始研讀西方史學名著。我推崇《文明的故事》這樣的著作，這是一部流暢優美的人類文明史，被季羨林先生稱為“一部把無羈的熱情和橫溢的才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它最后一卷《拿破侖時代》的結尾，還特別收入了提煉全書11卷精華的《歷史的教訓》，成為有關部門的推薦讀本。我推崇《文明的故事》，不僅在于它龐大的規模——這部巨著共11卷15冊，總字數超過1000萬字；也不僅在于它卓越的寫法——“將哲學和知識從學術的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將浩瀚的歷史細節整合為我們可以理解的知識，克服歷史敘述中日益嚴重的碎片化和專業化，致力于提煉出一種整體的歷史洞察”；更在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這一超級馬拉松式的寫作持續了近半世紀。

這樣的書寫者，在中國歷史中不絕如縷。與他們相比，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書寫者、一個愚鈍的小學生，但我可以從他們身上獲得勇氣與力量。他們以自己的寫作實踐告訴我，寫作不需宣言，不需教導，只需要實實在在的勞作，以超人的耐性，去抵抗無涯的歲月。開啟《故宮藝術史》寫作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像我尊崇的寫作者一樣，平靜而堅定地，投向未來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