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筆者喜歡讀一些名人日記，大概幾年前，關注到浙江師范大學陳玉蘭教授從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晚清維新變法先驅王韜著作整理與研究”，心血來潮，從孔夫子舊書網(wǎng)以25元購得一本《王韜日記（增訂本）》（中華書局，2015年8月版）。

《王韜日記（增訂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之一。在該書的《新版前言》中說：“現(xiàn)存王韜日記主要有臺灣藏本、《新聲》刊本和上海圖書館藏本三種。”新增訂本《王韜日記》將上述三種現(xiàn)存王韜日記全部收錄，并訂正了少量訛誤和初版的一些疏誤。王韜的日記時間跨度大概是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同治元年（1862），當然，日記也有缺失。書的版權頁之后附了幾張插圖，其中有臺灣所藏之王韜日記和上海圖書館所藏之王韜日記的圖片，均為王韜手寫稿日記圖片。

王韜（1828—1897），系清末學者、維新思想家、文學家、報人。原名王利賓，字蘭瀛。后改名為王瀚，字懶今。蘇州長洲人。為躲避追捕改名王韜，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王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秀才。道光二十九年（1849），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同治元年（1862），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通緝，逃亡香港。應邀協(xié)助理雅各將十三經(jīng)譯為英文。同治六年至七年（1867—1868），漫游西歐。同治十三年（1874），在香港創(chuàng)辦《循環(huán)日報》，評論時政，提倡變法。光緒五年（1879），考察日本，寫成《扶桑游記》。光緒十年（1884），回到上海。次年任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病逝，享年七十歲。王韜一生筆耕勤奮，有記日記的習慣，也有遇事記隨筆札記的習慣。其日記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歷來為學者所重視。從《王韜日記》中，可以看到當時上海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以及王韜的交游等情況，對研究當時的歷史、社會、習俗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可以了解王韜的思想變化和文學修養(yǎng)。

說來也巧，筆者近期從小區(qū)一位收廢品的商販那里，購得一本《運鈔·集時論賞》（稿本），此稿本為宣紙自訂，共120頁。粗翻看內容，發(fā)現(xiàn)里面落款有：“天南遁叟王韜待定稿”“海曲釣徒稿”“光緒丙戌仲冬之鈔天南遁叟王韜”“右錄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八日論”“錄光緒丙子年申報”等字樣。清朝“光緒丙子年”即1876年，光緒丙戍年是1886年，即光緒十二年。“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看到此稿本時，腦中突然蹦出《王韜日記》來。果斷與商販協(xié)商，盡管花了大價錢，內心仍欣喜不已。

王韜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病逝，已經(jīng)出版的《王韜日記》僅僅有道光、咸豐和同治年的日記，沒有光緒年的日記，這本稿本，可以填補一個空白。從書寫風格來看，與《王韜日記》里的日記手跡插圖風格非常相似。此稿本共有24篇文章，內容既有其政論文章《能戰(zhàn)而后可和論》，也有《王松堂司馬小樓記》《掘塔記》等散文，還有些報紙文章賞評等。尤其他給古滃小樓主人王松堂寫的《王松堂司馬小樓記》，文采斐然。文中，王韜先生記述了他和王松堂先生交往的始末，記述王松堂所居住的小樓，濱臨黃浦江，得“開窗放入大江來”之妙，王松堂常常邀請同好，宴飲其間，繪制了《小樓吟飲圖》，自己題詩一篇，想不到一下子引來上百人的唱和，后來專門編印了一本《小樓吟飲圖題詠纂錄》。王松堂，又名王恩溥，也算晚清時期上海灘的名人，他是定海旅滬同鄉(xiāng)會的創(chuàng)會董事，后又擔任副會長。也是定海公學（即今舟山中學）的名譽董事，可見王松堂當年在定海商幫中具有很高的聲望。王松堂自稱“甬東小樓主人”或“古滃小樓主人”，是因其為舟山定海人，“甬東”一詞歷史上是舟山的代名詞，而舟山又古稱“翁洲”“滃州”。王韜在文章中說“松堂有此一小樓已足傲于眾人而有余矣，然則以小名樓猶之以陋名室夸也，非謚也。”用語之當可見也。王韜之文章頗耐讀，其政論文章《能戰(zhàn)而后可和論》更是雄辯之文，此文可見其周游世界之眼界和他的維新革命之思想。

近期，筆者又通讀了田曉春輯校的《王韜日記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1日版）。發(fā)現(xiàn)此本日記比中華書局版日記更為全面和豐富，厚厚兩巨冊，內容延續(xù)至光緒年，可以說是目前最為完備的日記了。《王韜日記新編》前言說：“稿本中光緒四年至十五年（1878—1889）之日記，大多有月、日而無年份，或年月日俱無。”的確，筆者收藏的這本札記，除了少數(shù)標注年份日月外，大多沒有日期，只是詩、文稿（待定稿）。而我所購得稿本當為王韜的札記，可看作其初稿或待定稿，其大多為光緒年間所作，晚年作品，稀有也。

在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的前言中寫道：“王韜日記稿本現(xiàn)存八種二十四冊，分藏于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民間收藏家手中另有兩冊，未見。”文中說民間收藏家的另冊未見，是根據(jù)忻平著《王韜評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據(jù)悉民間收藏家手中另有兩冊。”這信息不知來源何處。筆者收藏此本札記，也許是其中一冊，或可填補王韜日記部分空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