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孫甘露的長篇《千里江山圖》一出，即有爭相閱讀之景象。初始的反應，驚訝，大呼意外。

出乎誰的意外呢？當然是大多數讀者。孫甘露先鋒小說家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以致難以想象另外的樣貌。

那會不會也出乎作家本人的意外呢？這就難說了。我不能代作家來回答，但很有興趣猜測，或者說，胡思亂想。

形象這個東西，是一時一地建立起來的，即便得以流傳久遠（譬如寫入文學史），也無法據此推斷這個人的此前、此后，甚至當時。當然有不少人終生致力于一種形象，這是一種自覺；有人有這樣的自覺，另外還有人有別樣的自覺。

別樣的自覺就是，形象，或者身份，就是形象或身份，哪怕極好極高的，也別被它限制住，限制住人的豐富和變化。

從前有一個郵遞員，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學探索實驗的浪潮中躋身先鋒，而且在先鋒中也卓然獨立，我們因為讀了這些小說而知道（更多是想象）了這個作者，順理成章地以先鋒作家來標記他；但對于這個人自己來說，我們能因此而認定先鋒寫作就比騎郵政單車穿行街巷的十年青春更重要？后一種身份可以覆蓋前一段生命？

后來，這個人幾乎是離開了創造紙上語言王國的個人活動，去辦一份大受年輕人追捧的都市時尚周報；再后來，更是到機關做具體繁瑣的日常工作，在各種牽扯糾葛中付出實際的努力，做成實際的事情。從《訪問夢境》式的精神漫游，到腳踏實地的騰挪游刃，要說意外，這個時候就讓不少人意外了吧？

所以《千里江山圖》，也不是孫甘露第一次讓人意外。而常常讓人意外的人，他自己未必是意外的。外人意外的是形象或身份或其他什么的變化，而他本人未必意外的是，他還是這個人，人的能量在不同時機有不同的外化形式，而能量一直在；即使是不同的形式，其間也未必就能截然區分，內里說不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乃至曲折的貫通。

就譬如，郵遞員的職業生涯和《信使之函》之間具有最表面的關聯，可誰又敢說，表面的就不是深刻的呢？而現在，我更愿意想象的是，當年那個從一個街區拐進另一條街區，從一個弄堂穿到另一個弄堂的送信人，在他散漫無羈的思緒里，會不會有一刻，或者有許多時刻，把自己假設為一個偵探，一個隱蔽戰線上的情報員，一個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孤獨英雄？他讀了很多書，著迷于外國文學和藝術，可即便如此，他也一定看過那個年代大家都看過的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和電影，而其中最有吸引力的，是特務和反特。

我當然不至于說他那個時候就在為寫《千里江山圖》的諜戰做準備，連無意識的準備也算不上。我得謹慎一點，只是說，他如今寫了這么一部長篇，不是特別奇怪的事；說得夸張一點，說不定寫作這么一個故事，變相地實現了一個夢想。

要是你覺得這樣扯太虛了，我就再說稍微實一點的。還是譬如，職業性的穿行游蕩，心里存了一張路線圖，年長日久，會比一般人更熟悉也更敏感城市的空間，它的布局，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聯通和它的阻斷，它的隱秘角落，它的各種氣息——這一點還可以再追加上少年時不斷在這座城市里搬家的經歷；而隨著時代的變遷，他身在其中的城市也就有了層疊的痕跡，細密的皺褶，不是一眼看上去那么表露無遺，他身歷的歷史，他身歷之前的歷史，附著于這座城市，在一個對它熟悉、與它親和、敏感于它的神經末梢的人眼里，就變成了蘊藏許許多多內容的空間。這些年，孫甘露與多方合作，策劃設計一些城市文化地標以及相關的系列活動，這種能力還真不是突發奇想、憑空而起。這種能力也用在了《千里江山圖》上，為一個故事設計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間，大空間，小空間，明空間，暗空間。

二

啰嗦了這么多，還沒有落到這部新作上，挺讓人著急，我自己也急。已經有不少慧眼先見，我再重復，意義不大。我讀時和很多人的感受一樣，拿起來就很難放下，強烈的吸引力持續始終——談論能達成這種閱讀效果的作品，遠了，不切題；近了，就被它吸進去了。不即不離，難。

先說語言。不再是“漢語中的陌生人”的語言，而是熟悉的現代漢語，控制適度的陌生化；多短句，及物，簡潔，不凝滯。

這就帶出了節奏，快，急促。“比緩慢更緩慢”的作家，這一次，敘述速度起來了。先鋒時期的語言，綿長不盡，形成極強的韻律感；如今，語言干凈、利落，句與句之間的切分，仿佛敲擊的鼓點，敲打出緊迫的節奏。所以你讀得快，拿起來放不下。

這是整體上的感受，細究起來，這樣說也有問題。我知道很多人讀這本小說，讀著讀著，回過頭來往前翻，越到后面，往前翻的次數越多。這就是說，第一次讀的時候，漏掉了什么。小說的語言簡潔清晰，但清晰不是透明；說這樣的語言及物、指實，但及的什么物，指向哪種實，還需要分辨；話里有話，旁敲側擊，聲東擊西，正說，反說，閑說，都需要琢磨。諜戰小說嘛，這樣的語言，才對路。就是簡單的文字，也有復義、歧義、真義，也有玩味的空間。所以，是我們熟悉的現代漢語不假，卻不是一覽無余的，敘述的行進過程中，時不時就會提醒你一下，前面有什么東西你還沒完全明白。

你本來是被緊迫的節奏帶著急切地閱讀，但又不得不停下來往前翻找匆匆讀過的段落、章節，這樣一來，這個節奏就不是一沖到底的，暫停，回頭，重新發現，回味。這個時候，就漸漸升起了回旋的韻律。有人把小說讀了一遍之后，又重新完整地讀一遍，第二遍不那么緊張了，節奏還在，但分明多出了屬于全篇的旋律，回環往復，不絕如縷。

這樣的效果還跟敘述的密度有關。密度，就是信息量，我們都讀過一些沒有多少信息的小說，好像文學與信息無關似的；我們也讀過一些有一大堆散亂信息的作品，好像是堆放物品的倉庫。正如許多人注意到的那樣，這部作品的作者無疑做了大量的功課，接觸和搜集了那個時空的五花八門的雜亂信息，但一大堆信息還得經過消化變成自己的知識，這些知識還得再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投射進作者自身的感受力、經驗、直覺、感情、想象，變成作品的有機分子，讓它們活躍起來，加入到敘述的推動中。這個過程多少有點類似于作品中一個人物經歷的過程：凌汶到廣州查考犧牲了的丈夫的蹤跡，一步一步走進實地，眼前所見的一點一滴，終于喚醒了她記憶中已經模糊的照片，等到那張照片在她腦中清晰起來，和身處的情境互相對照，意想不到的真相豁然顯現。也就是說，一張舊照片所含有的信息，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到這個時候才泄露出來。岔開來說一句，這一章的敘述極具張力，當凌汶心里一點一點清楚明白起來的時候，她個人的命運也正一步一步走進越來越深的黑暗。

還有敘述的難度。難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智力問題。我所以要說智力，實在是因為，我們的文學大多時候是忽視智力的，至于以智力為核心因素、能夠給閱讀帶來智力上的愉悅的作品，太少了。這一點我只點到為止，免得傷人。《千里江山圖》當然不只是寫智力博弈，但要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敘述一個不可能的故事，不僅缺不了智力，而且必須讓它在極限的條件下登場，并且有始有終，終成可能。

三

很遺憾我不能具體分析情節、人物、關鍵節點，否則就涉嫌劇透，尤其對于諜戰小說，簡直是重罪。我就另外轉述個小故事吧。

這個故事是好幾年前我聽孫甘露講的，讀《千里江山圖》，又碰到了它，只是稍微改頭換面了一下：

金先生最愛明四家，做夢都想要一幅“仇英”，行里都知道。有一天，有人上門，拿來一幅仇英的小畫，金先生喜之不盡，特地約請滬上書畫界的一位行家，一起鑒賞。行家細細觀摩，然后說，這幅畫是假的。既然是假的，當然不收。售畫人離去，行家也告辭。金先生多了個心眼，讓人跟著，看見這位行家攔著售畫者橫豎要買。金先生大怒，這快趕上明搶了。第二天，金先生讓人捎話給行家，愿意加價一倍。

小說里，這故事是陳千里和易君年第一次碰頭，易君年講的。陳千里沒有猶豫，說，“那幅畫是假的”。易君年接口，“那位行家自己畫的”。

這個故事有幾個值得玩味的層次，還有一個層次是小說里省略掉的：現實里，這幅畫既經某位名公收藏，有了背書，以后流傳，大有可能是越來越真了。

我不是要說這個故事在小說里面的作用，而只是說，小說的作者如此樂道這個故事，不是沒有緣由的。他自己寫了一個大故事，其中的層次、轉折、真偽之辨，自然比這個故事復雜得多，也驚險得多，其間的門道，卻多有相通。

四

但《千里江山圖》只是一個好看的故事嗎？這個故事展開的主要地方是上海，我前面說過，作者為一個故事設計了它所需要的城市空間。話可不可以反過來說，作者是為了寫這個城市，才設計了這樣一個故事？

也許很難找到別的什么，比得上一個諜戰故事更方便、更適合表現這個城市的了。諜戰人員超出一般人的限制，不僅出入各種場所、人群，而且他們必須比一般人更敏感于自身所處的周遭，必須具有更強的細致入微的觀察力；他們不斷轉換身份，也即意味著他們不斷轉換眼光打量這個城市，感受這個城市；他們深入探查這個城市的秘密，而他們自身的秘密也是這個城市秘密的一部分；他們是這個城市身上最靈敏的感官，而且他們要把他們的感知轉化為實際的行動，為這個城市的運轉不息加入看不見的力量。

敘事學區分作者和敘述者，那也就是說，小說家有兩個身份，兩個名字，正如間諜。而如果小說家寫諜戰小說，差不多就是，間諜寫諜戰小說。小說家間諜不為別的，只為找到他特殊的發現。大家都知道的無須勞動間諜，無須勞動小說家。

孫甘露寫他生于斯、長于斯、成于斯的這個城市，我在朋友圈看到《千里江山圖》的責任編輯李偉長引用作家的說法：把寫上海比作寫一位愛人，“它有一個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但還有一個名字，只有你才會這么稱呼它，寫作就是找到這個特殊的名字”。

與此對應，是不是可以說：孫甘露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還有一個名字，只有上海才會這么稱呼他。如果你覺得不知所云，就當它只是一個玩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