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國革命的重心已轉移至農村，白區環境惡化，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轉移至江西蘇區。無疑，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移”，影響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這一年，注定是不尋常的年份，也發生了北平故宮博物院將部分文物南遷上海的大事。恕某孤陋，中共的領袖們由國民黨眼皮底下的大上海奔赴至江西的紅色搖籃，這段歷史我只知其大略而未聞其詳，也未見過專門著述，所幸，孫甘露先生的最新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直刺歷史的隱秘角落，我在閱讀中走進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時空。

《千里江山圖》是一部長篇小說，但它依托的歷史大背景是真實的，作家也通過大量的歷史考證、真切的環境氣氛、細膩的生活場景，營造了強烈的逼真感。有報道說，在創作時他也參考了當時的城市地圖、報紙新聞、檔案、風俗志等真實材料，重現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廣州、南京的社會環境、風物和生活，還原了當時上海的建筑、街道、飲食、風俗和文化娛樂等日常生活，一條馬路、一件大衣、一出戲、一部交響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脫身路線，建構出了令人身臨其境的小說空間感，給讀者創造了沉浸式閱讀氛圍。

至于小說中具體的人與事，那必須是作家所掌控的空間。我相信那些人、那些情節是虛構的（是否有人物原型不得而知），但它的大歷史邏輯合乎歷史的真實，其驚心動魄的進程，也與歷史本身相對應。簡單地說，作家把這個重要的歷史過程納入了一個“密室逃生”的敘事結構中。“密室逃生”是歷史懸疑小說的經典套路，《千里江山圖》卻把它花樣翻新，玩出了新境界。我覺得這部小說在敘事上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一個讀者似曾相識的老套路刷新了，不僅刷新了“密室逃生”的敘事結構，更是刷新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書寫方式，構建了一種特有的、全新的敘事范式。《千里江山圖》中固然不乏對密室的描寫，小到衛達夫被關進的那間黑暗的密室，大到象征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龍華監獄，都可稱為密室，甚至于茶樓、酒肆、旅社、銀行、藥號、理發館這些公共場所，在國民黨特務封鎖、圍捕中也都被賦予了密室的功能，密室逃生的戲份在小說中不斷上演，其中最精彩的，應當是陳千里從煤號棚屋逃生的段落，地下黨員葉桃逃出自己的家——被她的父親、國民黨特工總部副主任葉啟年嚴密控制的瞻園，也具有密室逃生的性質，然而小說所要講述的真正密室并不是這些，而是故事的主要發生地上海，在國民黨軍警憲特的監視之下，就是一間巨大的、透明的、開放的密室，每個上海人（不只是地下黨員），都是這密室里的囚徒。

這部小說在敘事上的創新性在于，小說開篇即把主要人物皆納入了龍華監獄，但作者“看不上”這個封閉空間（在其他革命歷史小說中已經得到過淋漓盡致的表達），于是很快為人物解套，有意告別了這個“密室”，讓這些革命者悉數被釋放出來，分散在上海的各個城市空間里，并時時處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下。小說中寫：“敵人并沒有釋放這些同志，他們只是從有形的監獄轉移到無形的監獄中。這座無形的監獄比龍華看守所更危險，外面的敵人很難看清，內部的敵人更加難以分辨。”作為城市空間的上海，由此被作家賦予了密室的含義。在我的印象里，這應該是文學史上的第一次，是對舊中國上海城市空間形象的一次全新的詮釋。這也令我想起了邊沁提出的“全景敞視監獄”的概念。在當時國民黨黑暗統治下之中國，其實就是一座透明的、沒有圍墻的監獄，所謂的密室逃生，就是建立在上述一系列具體的逃生之上的一次“大逃生”，即徹底毀滅這座“全景敞視監獄”，把自由還給人民。

小說為這些地下黨員規定了任務：必須將黨的領導人從上海安全轉移出去，同時，找出已滲透進地下黨組織的敵人，這是他們必須完成的規定動作，限制條件是，所有執行這些任務的地下黨員，都在敵人的密切監視下，一個也跑不掉；當然，還有時間的限制，就是以上任務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在上海小組幾乎被敵人掌握的情況下，原來敵在明處、我在暗處，此時卻變成了我在明處、敵在暗處，雙方的處境發生了反轉，這無疑將上海地下黨置于極端不利的境地中，仿佛要在公開的狀態下去完成一件不能公開的行動，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這一代號為“千里江山圖”的重要行動，也因此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任務重要、又幾乎不可能完成，小說的敘事張力正是出自這里，小說情節的推進，也因此而成為一種高難度的智力博弈，于是產生了一系列的“計中計”“騙中騙”“局中局”，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迷霧中有迷霧，計謀中有計謀。

在閱讀小說過程中，我像大多數讀者一樣，驚訝地發現了孫甘露這位“憂郁的先鋒派小說詩人”變成了思維縝密的精算師，絲絲入扣、步步為營地推進著小說的情節。光怪陸離、魚龍混雜的上海灘，給了小說中人物、當然也給了作家閃展騰挪的空間，而沒有手機、網絡、通聯不便的二十世紀30年代，又給地下黨的行動造成了很多不便，也因此左右了許多人的命運。作家此前所做的所有資料準備，此時都發生了神奇的效用。道路層層展開，阻礙卻處處存在。在作家悉心營造的特定歷史時空中，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那么不可思議又順理成章。而這種將密室逃生的傳統敘事套路納入到一個開放、多變、詭譎、莫測的城市空間的寫法，正是這部小說迷人之處。

小說中有一句話：“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為了向那道光亮奔去，他敢往深淵里跳”，陳千里和他的同志們就被這道光照著，走向小說的終局——這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終被圓滿地完成，只是代價巨大，除了小說的“男一號”陳千里得以幸存，其他地下黨員全部跳進了深淵。作家把一份“在相關行動中犧牲的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名單作為附錄附在小說最后，許多烈士的生平介紹竟然是相同的，都只有兩句話：“中共地下組織成員。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犧牲于上海龍華監獄。”這就是后人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的全部了。這簡得不能再簡的“簡歷”，無疑產生了震撼性的效果。他們的犧牲，正應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他們）“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人民大眾——引者注）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2022年5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