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任務不在亦步亦趨地模擬業已發生的事，而在演繹其中可能發生的事。他在歷史題材和實現自我價值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實實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認同。在這種感同身受的認同中，展開文學想象的翅膀，令各種奇思妙想如落英繽紛附麗于情節結構、細節描寫和性格刻畫之上。

在讀者的印象中，孫甘露是當代中國為數不多的先鋒派作家之一。他的處女作《訪問夢境》初露“先鋒”端倪，令人矚目。后來，《我是少年酒壇子》《信使之函》《呼吸》等作品，可持續地確立了他在中國先鋒文學界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降，有的先鋒作家不再發聲了，有的并未歇手，從小眾走向了大眾。孫甘露則惜墨如金，基本進入創作靜默期。他曾經提到，“現代派這張桌子已經早就撤走了”“在先鋒思潮中看到了軟弱、無力、缺乏等種種征候”。對于這一清醒的告白，評論界似乎缺乏關注。我在2008年發表的《解讀孫甘露》一文中，也僅僅提及他“可能是最后一個守夜人”，同時“希望他在講究藝術趣味和品位的同時，更多地介入時代”。

在長篇小說《呼吸》出版很多年之后，我們終于等來了近幾年時時風聞的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僅從這個借自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青綠山水畫的書名，約略可以推知與一個大時代的宏大敘事有關。至于具體在哪個時期、敘述怎樣一類事件、涉及何等人物，則無從揣測。等到近日讀了剛出版的書稿，我才恍然大悟，拍案稱奇。這是一部完全超出我想象的全方位轉型之作，并讓我們釋疑解惑：為什么在兩部長篇之間，可以相隔如許漫長的歲月年華。

一

文學的轉型可能涉及題材、風格、所寫到的與讀者關系等諸多方面。涉及的方面愈多，轉型的幅度和難度也就愈大。《千里江山圖》所涉黨中央機關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的歷史，其前因為1931年上半年顧順章和向忠發先后被捕叛變。國民黨展開了瘋狂的搜捕行動，使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難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決定一些負責同志陸續離開上海，向中央蘇區秘密轉移。到1933年，整個中央機關遷入蘇區。《千里江山圖》就截取了轉移的最后階段，起訖時間在1933年農歷新年前后，總共才一個月零幾天，顯得集中而緊湊。

在實寫秘密轉移前，作品先寫上海地下黨組織因開會地點被泄露遭到嚴重破壞。敵人欲擒故縱，用無形的監獄代替有形的牢籠，以便在叛徒內奸和軍警憲特的里應外合下，一舉捕獲準備轉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上海地下黨組織在新特派員的領導下重新集結，歷盡艱險，挫敗內奸和外特的險惡陰謀，開辟出新的交通線，實施“千里江山圖計劃”。計劃的名稱實為這一轉移行動的暗號，轉移路線是周恩來確定的。應該說與此相關的題材在文學上還從未表現過。所以，有很大的表現潛力和文學意義，以及相應的認知價值。

作者確定這個題材，顯然是經過大量文獻資料的查證、披閱和考量。隨之而來的，便是圍繞這個歷史事件進行合理的想象和藝術虛構。作家的任務不在亦步亦趨地模擬業已發生的事，而在演繹其中可能發生的事。他在歷史題材和實現自我價值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實實在在地完成了一次身份認同。在這種感同身受的認同中，展開文學想象的翅膀，令各種奇思妙想如落英繽紛附麗于情節結構、細節描寫和性格刻畫之上。

對于一部長篇小說來說，故事的發生地直接關系到題材的展開面。《千里江山圖》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把它作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斗爭前哨陣地，又是“千里江山圖計劃”的實施地和始發地；南京作為民國首都和特工總部的所在地，也是一個重要地點，廣州也是雙方博弈的一個重要場所，小說中的幾個重要角色當初曾相識于廣州。三點構成一個有著時間線索交錯的立面，展開了與根據地的圍剿與反圍剿相對應的城市斗爭，以及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從城市遷至農村的戰略大轉移。作者在創作的準備過程中，仔細查看了當時這三大城市的地圖，以及當年的報章新聞、歷史檔案和風物志，從而得以在寫作時一一復刻三城的歷史風貌、地理環境和風土人情，為人物的活動乃至穿街過巷，提供真實生動的歷史、地理和生活環境。這部小說正面展開了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兩黨的殊死斗爭，但也輻射到當時社會文化和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不主張用單一的色彩概念來歸類這部小說，以避免忽略其內容的豐富性和審美的多樣性。

二

藝術風格的轉型同樣十分明顯。先鋒小說是以反傳統反小說為己任的，孫甘露在作為先鋒小說家時也不能例外。當年他的創作是一種內省式的寫作，傾向于含糊其詞的敘述。除了迷宮的風格、想入非非的敘事、晦澀的故事，還有精神漫游式的夢囈和狂想，充滿了一種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在現實中，他是一個清醒和理智型的人，讀的理論著作也很多。而在他獨處的沉思中，卻始終有著非理性之想。他把這珍貴的一角讓渡給了他的小說，讓他的人物成為夢游人或白日夢者。他的敘事方式常常反過來控制了他自己，使他在后來的創作中難以自拔。

然而，在經過漫長的時間隔離后，《千里江山圖》在藝術風格上也顯露了重大的變化。我們可以說，這部作品是對寫實主義的一次致敬。這與作品涉及的題材有關，但本質上可能來自作者由來已久的自我蛻變的潛意識沖動。在整個寫作的準備階段和實施階段，他始終在道阻且長的歷史通道中躑躅，在那個中國社會的黑暗時刻和焦灼亂世躬身入局，描繪出一批英雄形象。與此同時，小說也不吝筆墨，刻畫了一批茍且偷生的叛徒或作惡多端的特務。在這兩類人物中，足智多謀、文武雙全的共產黨特派員陳千里、對人和事有直覺判斷力的女作家凌汶，老謀深算、曾經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中央特務總部副主任葉啟年、長期打入共產黨秘密組織的特務“西施”等，在性格塑造的豐富性和生動性方面都相當出色。這對于以往習慣在先鋒小說中渲染人物的布爾喬亞情調或波希米亞風貌的孫甘露來說，實屬不易。

三

說《千里江山圖》是先鋒派作家孫甘露的一次寫實主義轉型，并不意味著他就此為止。

這部作品共34章，從第一章《骰子》開始，某些類型小說的寫法就作為一種敘述方式匯聚到他的筆下。與“千里江山圖計劃”有關的秘密會議就是以牌九賭博為掩護的。參加這次會議的預定人員有12名，每人帶幾個骨牌湊成一桌牌九，而最后拿出的兩個骰子，便是接頭的暗號。可是人員尚未到齊，該拿出骰子的老開還沒露面時，軍警已沖了進來，于是有人開槍，有人跳樓，有人逃跑。最后，有6人被抓到地處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這個發生在臘月十五的圍捕，說明了有內奸通風報信。小說從一開始就寫得驚險緊張，既先聲奪人，又令人疑竇叢生。究竟誰是內奸？

第五章《身份》寫牢房里時有議論，為什么老衛第一個沖出去逃脫，好像事先知道？為什么易君年屢屢提出有關話題，又說牢房里不宜議論？老石傷口不是很嚴重，為何動作似有夸張？為什么要把不同職業的他們聚在一起開會？總之，“誰是內奸”是最大的懸疑。

第六章《老方》寫陳千里從伯力訓練學校歸國，目的地臨時改為上海。因為原定在上海開的那次秘密會議擬組成臨時行動小組，執行機密任務與中央最近所作重大決策，卻因泄密被捕。陳千里的任務是盡快肅清內奸，保證“千里江山圖計劃”順利完成。

從以上列舉的幾章，就可以看出孫甘露在這部轉型之作中為了引人入勝，也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吸取了懸疑、諜戰等小說類型的敘述方法。懸念是對情節做懸而未決和難以預測的安排，以引起讀者產生欲知究竟和最終結局的敘述技巧。

在小說《千里江山圖》中，代號“西施”的特務（易君年）長期臥底于共產黨內。他不僅是《骰子》一章中地下黨會議的告密者，而且在此前和此后，還是親手殺害多人的毒辣兇手。在小說中，他雖然是一系列懸案的制造者，但作者的敘述非常節制且有章法。有時不動聲色，有時旁敲側擊，有時欲說還休，造成疑竇叢生、懸念迭出、險象環生的戲劇效果。只有他的對手才真正了解他：“一個人出于某種目的，可以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有些人像變色龍，隨時可以變換身份、立場、外形、語調，甚至個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間來回變換，就像穿上或者脫去一件衣服。”

即使在這部大幅度的轉型之作中，孫甘露仍然保留了作為先鋒小說家在敘述語言上的某些獨特之處。如《趟櫳門》一章，寫凌汶與易君年共赴廣州辦事，凌汶堅持要查舊報紙，找至天官里后街。路遇一老者設攤算命，給他們指點一兇宅。到了那里易君年臉色鐵青，覺得有人一直在注視著他。凌汶也覺得此屋有點蹊蹺，發現老易靠在磚墻上注視著她，震驚、恍惚。小說除了寫凌汶對老易說“我覺得你心里有鬼”外，沒有寫雙方究竟發生了什么沖突，只是寫易君年一人出來，撕下門簾，擦了擦手上的血；路過卜卦攤，又把多嘴的算命先生也順帶掐死了。這一段寫得陰森恐怖，一個老宅引起了雙方的回憶和聯想，并且都察覺到對方的心理活動，在潛意識中感到恐懼。于是，“西施”先發制人，用暴力手段滅口，并連帶殺了算命先生。這種看似內心的直覺感知和非理性行為都是非邏輯的，卻是文學作家值得研究的深度心理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