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詩、書、畫兼擅的通才，尤其在詩詞方面，先生傾注心力頗多，即便晚年書名大盛，仍然自稱“書不如畫，畫不如詩”。童年時期，先生大量背誦古人詩詞，自十幾歲時便綴文不止。雖然早年的詩作多已佚失，但就《啟功韻語》一書中保留的一些二三十歲時所作的詩詞來看，他繼承了前人詩歌中的古雅之氣。律詩《社課詠春柳四首擬漁洋秋柳之作》，當是他20世紀三四十年代跟從溥心畬先生在北平參加筆會時所作，以其中的一首為例，可以窺見他早年詩歌的風貌：“太液池頭芳信稀，景陽樓下暗塵飛。空悲客舍陽關引，且度秋娘金縷衣。殘雪乍消煙漠漠，春寒未滅色依依。恨人滴盡相思淚，欲倩柔條挽落暉。”

先生此詩是擬清代詩人王士禛的《秋柳》詩，描寫了主人公在孟春時節對離人的思念，“芳信尚稀”“暗塵飛舞”“春寒殘雪”“漠漠輕煙”“柳條余暉”等一系列意象巧妙組合，所觸、所感皆成妙章，韻格高雅，風味雋永，可謂深得唐宋詩家三昧。古體詩如《止酒》，記錄了年輕氣豪的啟功先生與朋友飲酒而醉的場景：“躑躅出門去，團圞墮車右。行路訝來扶，不復辨肩肘。明日一彈冠，始知泥在首。”歸家后，自覺慚靦，母親也為之擔憂，最終決意戒酒，“披誠對皎日，撞破杯與斗。沉湎如履霜，堅冰在其后”。雖是日常小事，但語言古樸典雅，敘事幽默生動，堪稱“化俗為雅”之作。

到了晚年，先生作詩多抒發胸臆，用語平易淺近，又不為前人格律所拘束，自謂是“合轍押韻”而已，為此，他的詩詞集只是謙稱“韻語”“絮語”“贅語”。1997年，啟功先生所作《古詩·其二十七》就表明了個中原因：“平生學為文，無非表現我。”因而，我們讀他晚年的詩作，發現他多將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或感受隨口道出，用詞造句不加雕琢，有時幽默戲謔，有時調侃揶揄，細細讀來，卻自有風味。《鷓鴣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車》描寫公交車上擁擠時“身成板鴨干而扁，可惜無人下箸嘗”，車門擁擠下不去車時“這回好比籠中鳥，暫作番邦楊四郎”等句子，令人捧腹；夫人去世后，總有人來為他介紹對象，《賭贏歌》記錄與夫人生前賭下的輸贏賬，語句之間盡顯真摯，讀來令人潸然淚下；律詩如《頻年》：“酸甜苦辣本非殊，且喜頻年樂不孤。小子如今才懂得，圣人從古最糊涂。飲馀有興徐添酒，讀日無多慎買書。欲把詩懷問李老，一腔豁達近何如。”語多通俗淺易，不過寫其胸臆而已，但也不乏情理表露。

《論詩絕句二十五首》雖是評白居易詩，“境愈高時言愈淺”，同時也透露著啟功先生對詩歌審美的認識。在他看來，語言的古奧與淺近，只是皮相之論，而無關境界高低，甚至說，高妙的境界并不一定需要太隱奧的語言。以此而言，白居易就是言淺境高的詩家代表。又評蘇軾詩：“筆隨意到平生樂，語自天成任所遭。”蘇軾的詩筆隨意到，語自天成，不假雕琢，不管遭遇什么，都可以寓之于詩，蘇軾對于書法也是同樣的態度，“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如此去作詩作書，真可謂平生一樂。這兩句話也可作為啟功先生詩詞創作的注腳。在《論王朝聞〈論鳳姐〉》一詩中，啟功先生贊揚《紅樓夢》時說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手寫我口，造物失其私。”好的文章天然而成，不雜滓穢，清新照人，如此才能令讀者感受到作者胸中悲喜，“我手寫我口”一語出自清末黃遵憲的《雜感》。啟功先生晚年的詩作，不泥于古，只是平實記錄和表現，體現出文章的旨趣。

先生晚年的詩作還善于打破古人用韻的傳統。1992年，在《啟功絮語》自序中他解釋自己多用俚語入詩的原因：“用韻率通詞曲，隸事懶究根源。但求我口順適，請諒尊聽絮煩。”1995年春節所作《乙亥新年》：“老去漸于詩律細，平平仄仄韻便便。”便便，即不加約束，隨己意而為，因用韻寬泛，不合古人，先生也自嘲所作詩為“詞曲用韻”“順口溜”等。在《啟功叢稿·詩詞卷》總序中，先生借陸法言、孫愐、楊萬里、魏了翁的話表明用韻不拘前人規范的原因，陸法言“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孫愐“若細分其條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辭耳”，楊萬里、魏了翁也都主張日常吟詠性情之作，不必因循韻典，這些觀念都為先生所認可。由此可見，先生并非不知前人用韻的規則，只是不愿用瑣碎的韻部令文辭拘束而已。

（作者：王寧，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2020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