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從馮至先生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窺見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與中國道家“逍遙”哲學的痕跡，但他畢生希望研究與書寫的杜甫、伍子胥等人，又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哲學的代表性人物。他終究還是擺脫不了儒家士大夫歷史傳統的決定性影響。

跟馮至先生的結緣，始于十年前（2012年）的九月。記得應該是當年九月的第一天，我在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購得一本里爾克的詩集，在店里隨意翻閱期間，就被其中那首《秋日》所深深打動；尤其是那句“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對于當時已經年過而立、仍然處于單身狀態的我來說，在南京的初秋跟這樣的詩句偶遇，足以讓人繼續對未來充滿憧憬。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詩句，我特意翻到書的封面查看譯者，“馮至”的名字，就從此刻開始，走入了我的生命世界。

十年后的當下，又是九月。為了準備這篇關于馮至的紀念隨筆，我開始重新翻閱由領讀文化策劃、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新近推出的這套“馮至文存”，恰好重讀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馮至在里爾克十周年祭日之際，撰寫的紀念文章《里爾克》。馮至跟里爾克“邂逅”之時，恰值里爾克去世當年（1926年）；然而到了1936年馮至寫這篇紀念文章時，里爾克已經成為對馮至影響最大的作者。如果把閱讀，也視為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與“交流”活動的話，那么讀者與作者、與作品之間的相遇，也實在是一種無法言說的美妙之緣。里爾克與馮至，馮至與我，均是如此。十年前，我只是偶然借助于馮至的譯文，跟里爾克的詩歌相遇，馮至當時扮演的，是一種翻譯的中介；而十年后的今天，馮至作品里的諸多妙言警句，早已匯入我個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之中，馮至也由此成為對我影響最大的作者之一。

談到馮至的作品，就不能不提到“西南聯大”這樣一個在中國知識群體當中、擁有數十年持續性熱度與關注度的關鍵詞。無論是哪一個版本的馮至代表性作品集，幾乎都會收入《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這三部作品，三者分別之于現代詩、散文、歷史小說這三個場域，都可以位列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作品行列，而這三部作品，無一例外，均創作于馮至于西南聯大任教時期。一方面是在北大學習多年和在德國留學多年之后、文學與思想積累上的厚積薄發，另一方面又恰值抗戰的紛亂時節、所謂“家國不幸詩家幸”的因緣際會，再加上西南聯大本身寬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與知識精英的群體動力——在馮至長達數十年的創作生涯當中，西南聯大時期幾乎是所有研究者所公認的馮至創作的巔峰期。

這三部作品中，《十四行集》里的詩歌，在戰亂的大背景下，自守一份寧靜而深邃的詩人世界，于細微觀察中見廣大，于冷靜陳述中見深情，是西南聯大乃至當時整個中國現代詩歌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跟他少年時節創作的《昨日之歌》里的青澀、懵懂、“為賦新詩強說愁”和抗戰之后詩歌的刻板、生澀、模式化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也無怪乎詩人、譯者黃燦然曾說：“《十四行集》之后，馮至的詩人生命就基本結束了。”

而《山水》里收錄的十多篇散文，盡管表面上只是馮至于中外各地的旅游見聞散記，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則是以中國文化中的寫意手法，講述馮至靜觀世事巨變，而力求寵辱不驚之意。這些散文大多篇幅短小精悍，但文筆詩意凝煉，切入角度敏銳而富于細節，關于自然風景和社會生活觀察的寥寥數筆之間，作者對于時代的判斷與反思，不言自明。

這種寫意感，同樣體現在歷史小說《伍子胥》當中。在本書當中，馮至僅僅選取伍子胥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節點之一——逃亡，加以鋪陳創作，文字詩意雋永，且字里行間，留白恰到好處，給人以豐富的沉思與想象空間。馮至對伍子胥的敘寫，于春秋筆法之中，寄托了其對于當時身處戰亂與動蕩之中的中國與世界的感悟與反思，其表達充滿戲劇的畫面感和現場感，語言的節奏感也是妙不可言。

當然，我們今天，再來讀這三部作品，不應該僅僅滿足于其文字的詩意與深邃，也應該對馮至文字之外的時代感悟與政治隱語，有足夠的體味。

就馮至的這三部代表作而言，其留德期間的文化體驗，一直在發揮著重要影響。馮至自傳里曾說，留學期間，“喜愛里爾克的詩和梵高的畫，聽過雅斯貝爾斯的課，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十四行集》里的詩歌跟里爾克詩作之間順承脈絡，自然無需多言；《山水》文字中的那種輕盈、超脫與畫面感，《伍子胥》里那種極具戲劇現場感的散文詩筆法、以及自始至終關于生命走向與意義的追問，都能夠或隱或顯地看到里爾克、梵高和雅斯貝爾斯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馮至的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窺見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與中國道家“逍遙”哲學的痕跡，但馮至畢生希望研究與書寫的杜甫、伍子胥等人，又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哲學的代表性人物。馮至再冷靜、再超然、再從容，也還是擺脫不了儒家士大夫歷史傳統的決定性影響。馮至創作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杜甫傳》在文風與氣質上，跟上述三部作品之間的顯著性轉變，以及馮至后半生的生命歷程中，從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跌宕生命歷程，都可以從他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底色中找到密碼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