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賽寧是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的杰出代表，是俄羅斯著名的民族詩人，他的詩歌如顆顆璀璨的明珠，為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星空增添光彩。經歷了近一個世紀歲月的變遷，葉賽寧的詩歌依舊散發(fā)著感人肺腑的無窮魅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葉賽寧擁有一顆誠摯的俄羅斯心靈，他的創(chuàng)作與俄羅斯民族息息相關。

謝爾蓋·葉賽寧出生于梁贊的一個農民家庭，這位才華橫溢的農民詩人是呼吸著俄羅斯農村大地上的新鮮空氣、感受著人民氣息長大的，他將自己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獻給了摯愛的祖國和故鄉(xiāng)。葉賽寧將自己稱為“祖國大地的詩人”，他的情感、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都隨著祖國的命運起伏變動。

在葉賽寧早期的抒情詩中，祖國之美勝于天國。詩人懷著熾熱的愛國之心感嘆：“天國我不要，只需留給我自己的祖國?！倍鴮ψ鎳囊缿龠M一步具化為對故鄉(xiāng)農村的熱愛。農村在葉賽寧的心目中是那樣美麗：“畦道上纏繞著木樨花，和披著袈裟的三葉草。垂柳就像是溫厚的僧尼……”這些早期的農村詩歌如同宜人的春風，到了20世紀初卻被城市工業(yè)文明的勁風、被戰(zhàn)爭的風暴染上了憂傷的氣息。先前悠揚的農村歌曲之下開始隱隱透露出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由此而呈現出民族性與現實性的結合。這個時期的抒情詩中，詩人哀嘆衰敗的農村景象，同情勞苦的農民大眾，擔憂祖國的前途和未來，充溢著對祖國甜蜜而又痛苦的愛戀。敘事詩《羅斯》中，詩人筆下的鄉(xiāng)村化作“憂心如焚的新娘”，為戰(zhàn)爭中流離失所的子民憂心：戰(zhàn)爭陰云下的祖國到處都是“魔鬼的力量”“兇惡的豺狼”“夜梟的眼睛”，祖國命運危在旦夕；那些甘愿為祖國犧牲的農民化身為戰(zhàn)時斗士，成為俄羅斯苦難歲月里的依靠。這首短篇敘事詩代表著葉賽寧文學創(chuàng)作的逐漸轉型，與同時期的抒情詩依舊淺吟低唱的風格迥然不同，敘事詩中對戰(zhàn)爭的描寫遒勁有力，對農民的關注度顯著提高，情感上更加突破個人情感的限制，時代的脈搏在詩中清晰可感。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到來開啟了葉賽寧詩歌創(chuàng)作的新階段。帶著改變農村的渴望和對農民的同情，他寫了很多充滿革命熱情的詩篇?！都s旦河的鴿子》《天上的鼓手》等詩歌在一定程度上都脫離了葉賽寧詩歌中以往的感傷基調，洋溢著浪漫主義的革命激情。然而城市發(fā)展對舊式農村的破壞時刻牽動著葉賽寧的心，泥罐子碰鐵罐子的悲劇最終使葉賽寧陷入創(chuàng)作危機，甚至選擇出走國外。在《四旬祭》《我是最后一個鄉(xiāng)村詩人》和《莫斯科酒館之音》中，飄落的葉片、僵冷的黃泥、哭泣的手風琴、借酒澆愁的農夫等意象真實表達出詩人對農村的擔憂，對農民的同情。轟鳴的電力設備和火車闖入靜謐鄉(xiāng)村，詩人深知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卻依然同情黯淡的俄羅斯田野無力追趕時代的列車。舊式鄉(xiāng)村的隕落剝奪了詩人的靈感源泉，他高呼“悠揚的鄉(xiāng)村歌聲不會再有，我是最后一個鄉(xiāng)村詩人”。這同時也間接導致了葉賽寧個人思想的消沉和頹廢，盡管這些情緒在當時曾遭受大眾批駁，但是縱觀葉賽寧的詩歌可以發(fā)現，祖國和故鄉(xiāng)是牽動他所有態(tài)度情緒變化的主要因素。詩人曾這樣講述自己對故鄉(xiāng)深沉的愛：“熱愛富足、強盛的祖國不是什么偉大的事，應該熱愛祖國，即便它孱弱、破敗甚至無知。”

葉賽寧詩歌創(chuàng)作的民族性還體現在其作品中的農民主題和堅持以農民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理念。20世紀20年代葉賽寧曾以新農民詩人的身份活躍在俄羅斯文壇并成為該派別的代表人物。葉賽寧曾加入新農民詩人小組“美麗”，該小組以“對古老羅斯，對詩歌的民間源頭的強烈興趣”為宗旨，在各流派思潮紛呈、新思想不斷、文學創(chuàng)作更多關注新城市新科技的環(huán)境下高度強調俄羅斯農村和農民的獨特價值。葉賽寧以本有的農民身份、獨特的農民視角，立足于農民立場，對農民的生活世界進行了完整的反映，農民的語言、農村的生活日常、風俗習慣自然地融入這一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散發(fā)出強烈的自然特色和濃厚的民族氣息。

敘事詩《安娜·斯涅金娜》是該時期的創(chuàng)作典范，長詩由五章構成，抒情和敘事兩條線索并行。主人公普隆作為敘事線索的中心人物經歷了戰(zhàn)爭與革命的各個時期，詩人以老相識的身份講述了他作為農民革命領袖的成長歷程，描繪了重大歷史時期真實而生動的農村畫面。葉賽寧聚焦村落之間，強調農民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感知和立場?，F實主義的敘事情節(jié)賦予了詩歌更深的社會意義。詩歌的抒情線講述了年輕詩人同地主女兒安娜·斯涅金娜初戀、重逢和最終離別的愛情故事。詩人深切懷念、憑吊業(yè)已逝去的熱烈愛情，浪漫溫柔的初戀回憶中蘊含著其特有的淡淡的憂傷。感情主題與社會主題的統(tǒng)一、個體命運與歷史事件的交織、抒情與敘事的交融正是葉賽寧獨有的風格，也正因為這樣的完美結合使這首詩成為葉賽寧詩歌寶庫中最閃亮的明珠。

另外，長詩還以農民為創(chuàng)作主體，塑造了農民革命家普隆·奧格羅布林和其他農民群眾形象。與葉賽寧筆下以往的虛幻形象不同，普隆是真實歷史事件中的真實人物，他代表了農民階級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態(tài)度。長詩還勾畫了農村中不同階級的典型面貌，農民形象擺脫了以往單一的理想化形象，變得更加具體而真實。其中有革命洪流中仍然喪失良心的貪心車夫，有熱情善良殷勤好客的磨粉工人，有滿腹牢騷見識短淺的磨粉老太婆，有深受地主壓迫剝削卻不敢反抗的農民，有躺在功勞簿上只想不勞而獲的膽小鬼，也有自愿沖向前方的犧牲者，有淳樸的勞動者也有可惡的壓迫者。這些人共同構成了農村中不同階級復雜卻真實的人物群像。他們身上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農民群體的強大力量，農民生活的喜樂與悲傷，個體命運與社會發(fā)展的矛盾與斗爭。

葉賽寧曾被稱作“俄羅斯民族的靈魂”，而他的詩歌更被認為蘊含著“偉大的愛，這種愛可能創(chuàng)造出人世間一切奇跡”。詩人清新自然的筆調下流動著對祖國和人民深邃的愛，農民的語言、生活和世界觀是推動葉賽寧詩歌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

（作者：馬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語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