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1日一大早，孫江兄的微信告知我說紀錄片《百年學衡》最近試映，邀請我參加一個線上的“指導”，而且表示要辭去學衡研究院院長職務。我深知，孫江兄八年竭慮殫精，“學衡爾雅文庫”“記憶之場”全譯本文庫已經成為顯赫的學術標簽，也構成了一個時代學人揮之不去的學術與學科記憶。

按照已經設定的程序，15日下午2點開始，我和線上、線下的同仁們共同觀看了一百分鐘的紀錄片。盡管邀請方客氣，讓我十分鐘發言后就可以先行離席，但我還是堅持聽完了王中忱（清華大學）、王奇生（北京大學）、楊念群、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陳紅民（浙江大學）、胡曉江（北京師范大學）、章清（復旦大學）等線上的演講。

《百年學衡》充滿深沉的厚重歷史感。一幀幀立體的歷史圖片和畫外音如泣如訴，讓人回到了一個真正擁有文化自覺的先賢那里。在影片中《學衡》被塑造成了一艘沉重且厚實的“倔強之少數分子”組成的集結號。四集影片構成的畫面儼然一次對沉落之舟的耐心打撈。這不由得讓我們對艱難時世下《學衡》的崛起肅然起敬。

《百年學衡》紀錄片片頭畫面：第一排，左吳宓，右梅光迪；第二排，左劉伯明，右胡先骕；第三排，左王伯沆，右柳詒徵

應該說，這一滿載著文化元典的人文集結號是一艘在逆水中行走的航船。這也是筆者賦予其“反潮流”思想符號的原因所在。不過，為避免誤讀，我們有必要回到那一代文化先賢安身立命的時代。

1922年，《學衡》在白話文已經進至小學語文課本之后橫空出世。要知道，這可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走向已成定局——文言文大勢已去、白話文木已成舟的時代滾滾洪流中的“橫空”。《學衡》以這樣的方式出場充滿了悲壯而又慷慨的氣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慎之又慎地將其稱之為反潮流“紳士”（張寶明：《斯文在茲——〈學衡〉典存·序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這里的反潮流是在以自不量力的形式、十分自信泰然的心態大寫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以賽亞·柏林：《反啟蒙運動》，馮克利譯，載《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3頁）。

1922年1月《學衡》創刊號

回歸到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進化論為理論武器的新青年派同仁將社會發展的路徑以直線進化的方式敘述著、描畫著、指點著。以法蘭西啟蒙運動為模式的基本遵循徑直降落到中國。歐陸理性主義的唯科學主義和唯理主義以“建構”和“積極”的形式規定著中國現代性的演進路線。正是在這樣擲地有聲、一錘定音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中，《學衡》同仁深切感受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非此即彼、不破不立思維模式流行的隱憂。

他們不贊同這種唯我獨尊、不容許他人講學的不寬容氣質，仗義執言。他們集結在《學衡》這一文化大纛下發起了對打著“科學”旗號反科學、舉著“民主”旗幟反民主之“猛士”的清理。他們遵循美國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從學理上予以解構和批評，為傳統經典正名。這與“赫爾德和柏克對法國—康德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文明和反基督教文明發起猛烈抨擊”異曲同工，學衡派的思想主張由此也成為“啟蒙中國”的另一種表達。

用以賽亞·伯林的話來說，即是屬于“反潮流”倔強硬漢一族：（唯）理性主義是“導致物質主義，導致烏托邦，導致認為人能夠改變世界的格外有害的觀點”，“一個將理性主義、普遍主義和個人至上觀念作為行為準則的世界，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毋庸諱言，西方啟蒙運動史上以柏克、伯林等思想家與法國啟蒙運動之間的歧義絕不是啟蒙運動與反啟蒙之間的沖突。準確地說，應該是特有的啟蒙運動與另一種啟蒙運動之間的矛盾（澤夫·斯湯奈爾：《反啟蒙：從18世紀到冷戰》張引弘、甘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完全有理由這樣說，如果我們承認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中國式的啟蒙運動，那么我們也應該將《學衡》視為同一個進步、同一個譜系、同一個世界的另一種啟蒙。

《學衡》創刊號目錄

“學衡派”懷揣著對歷史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頁），直面雪壓冬云、逝者如斯的時流。在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里，自由和理性乃是各民族文化發展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們肩負的中華文化復興使命，鐫刻著家國情懷與世界胸懷復調音符。在吳宓、胡先骕、梅光迪、陳寅恪一個個先賢那里，中華文化自帶光芒，它是一個民族靈魂的全部。

人類史上最為野蠻的行為莫過于自輕自賤或肆意踐踏精神遺產。在這一信仰下，他們堅信“只有找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普遍有效和亙古常存的東西，才能重建我們民族的自尊”（吳宓），在殫精竭慮的憂患意識下便有了為中國文化的繼往開來調劑出的一味良方：“道并行而不相悖，東西文化之創造，皆根于人類最深之意欲，皆于人類有偉大之貢獻，斷無提倡一種文化必先摧毀一種文化之理。”（繆鳳林：《劉先生論西方文化》，《國風》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2年11月24日）

新青年派帶有理想、浪漫色彩的理性主義席卷神州、云游四方，而學衡派這一帶有經驗、求實的人文主義則足不出戶、寂寞難耐。這正應驗了胡適經常援引的那句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薄氨R梭已燃起了上千人的熱情，邊沁主義才說服了一個人?！保▎獭に_托利：《民主新論〈序言〉》，馮克利等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我們可以說《學衡》批評新文化運動是中流擊水、對啟蒙運動的潮流迎頭痛擊是浪遏飛舟。但如果將反對科學、民主以及自由、理性等名目冠之以首，那無異于下筆千言、離題萬里。

從《學衡》的文字中，我們感受到的恰恰是對民主、科學觀念下理性化捍衛，“吾原文已再三申明，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運動者，非以其新也，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而有害于中國之人。如言政治經濟，則必馬克思；言文學則必莫泊桑、易卜生；言美術則必Rodin之類是也”（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1922年4月，第13頁），“一偏”乃新青年派的“流弊”之所在，也是學衡派的主攻之壘。在《學衡》諸君看來，即使新青年派所謂的“新”勝“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新”是真的“新”嗎？它與“舊”有何本質區別或聯系？即使有，又有誰能充當中介而判斷？

面對新青年派的極端做法，學衡派以“另一種啟蒙”的姿態端出了Humanism的不同取徑予以質辯。一個Humanism是擴張、物化的人道主義，可簡稱為“物律”，另一個Humanism則是收斂、自律的人文主義，可簡稱為“人律”。白璧德在《文學與美國的大學》的扉頁中引用了愛默生的一段話：“存在著兩種法則，彼此分立而無法調和：人類法則與事物法則；后者建起城池船艦，但它肆行無度，僭據了人的王座?！保W文·白璧德：《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張沛、張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扉頁）進一步說，這句話不幸言中了以文明成果作為武器的殘酷戰爭之真實。

在學衡派看來，文化厭惡并拒絕仇恨，因為仇恨沒有未來。而以文明的沖突為借口的戰爭從來都不是文化或文明的本來含義：缺乏節制的暴力只能歸為野蠻，與文化和文明格格不入。正是在這一點上，作為另一種啟蒙，《學衡》的溫情、中正、節制等人文觀念乃是對《新青年》反對安息平和之“獸性主義”等導向的一種有力且必要的補充和矯正。因此，早在五四時期，周作人的那句“不必去太歧視他”的話格外理性，因為“他只是新文學的旁枝，決不是敵人”。胡適也曾深情將自己與學衡派的中堅胡先骕稱為“兩個反對的朋友”，并在合影上以“皆兄弟也”相題，無不充分佐證了這一思想上相互輝映的心領神會。

《學衡》創刊號上的孔子像

如同文化是我們五千年歷史的投影一般，作為一個民族現代背影的百年《學衡》也和《新青年》一樣，它們已經給注入并融入傳統文化那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個元典性文本，《學衡》與《新青年》的互相參照還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自由、理性、民主、寬容、科學是他們共執的支點，只是分別以積極和消極的面相面世，以至于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當《新青年》更多地看到“禮”之舒服且亟須打破之際，《學衡》更多地看到了“仁”之失落且亟待復活的使命擔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更愿意將兩個方陣的學者概括為：“學衡派，為靈魂尋找故鄉的仁人；新青年派，為故鄉尋找靈魂的志士?！?/p>

在紀念《百年學衡》紀念會開幕式上，孫江兄深情回眸了“學衡派”星移斗轉、滄海桑田的世紀際遇：無論流亡還是留守，“學衡派”同仁時刻心系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在民族危難之時，“沒有一個附逆的”。用他們對立面并作為“中國文化主將”的魯迅先生的話也適得其所：他們都是“硬干”“請命”“舍身求法”的“中國的脊梁”（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載《且介亭雜文》，上海三閑書屋，1937年，第140頁）。的確，在源流意義上，中國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一脈相承，薪盡火傳。他們都是張橫渠眼中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以此紀念《學衡》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