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唐振常先生，我欠他一篇文章。他作為我的前輩、領導、同行、友好，無論從何角度都應該為他寫點什么。二十年前他是活躍于文壇的明星人物，人稱他“老記”、“舊聞家”、“劇作家”、“史學家”、“上海史專家”、“美食家”……名頭一堆，但沒見對他有什么政治安排，僅僅官拜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而已。如今年輕人大多已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了，至多知道他是“美食家”，但也無緣聽他講吃了。

唐先生文筆漂亮，又愛打歷史抱不平，有“儒俠”之稱，常年記者生涯，筆頭之快，妙筆生花，后者難追。他人也漂亮，尤其年輕時，一點不比電影明星遜色，人稱他“小開”、“少爺”，保持著大家子弟風范。他少年受過一段嚴格的舊學教育，學會死記硬背，造就了一定舊學根底，出口成章，名句隨誦。以后他就讀燕京大學，深受西學影響。畢業后從事記者生涯，從1945年入《華西晚報》，后去《大公報》，1952年去從事戲劇創作，1958年重回記者隊伍，任《文匯報》文藝部主任，直到“文革”結束。他廣泛接觸文化文藝界，見多識廣，加上他“半文半白”文字風格，成了他的“看家本領”，筆頭快而老練，成他特長。

我與唐先生相識于1978年前后，是我大表姐夫嚴四光兄介紹。四光是嚴濟慈副委員長公子，常年伴父，曾在《大公報》工作，后入中國社科院，從事國際關系研究，與黎澍先生本是舊識，又助《歷史研究》雜志復刊，而黎澍先生可以說是唐先生“領路人”，正想調唐先生去北京任他助手，兼《歷史研究》副主編，他們都是一個圈子的人。四光兄為人正派熱忱，善于交際，熟知國內外關系，每來上海我們會秉燭長談，他去看唐先生等舊友常約我同行。當時我與唐先生等都屬于“天下淪落人”，他剛“解放”，工作無著，我也剛從“五類分子”家庭“解放”，正待選擇新工作，我們成了可以“談天說地”的朋友，雖然他比我大20歲，但我們很合得來。記得有一天我在他家閑坐，陸詒先生來了，他是第一時間來報喜的，當天他得知他“右派”脫帽，我們多么為他高興，也深深感到同喜。這種歲月冗奮與沉重今有幾人可知。

唐先生不知什么原因留在了上海，成了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而我也在1979年底進了上海社科院歷史所，與他竟會成為同事。但他是副所長分管現代史室（后分管上海史室），我進了近代史室，從事《章太炎全集》編纂與研究。我入社科院與他是沒有半點關系，但有人以為我是他帶入歷史所的，這是一個誤會。

唐先生為了入行史學界，寫了一篇《論章太炎》作為敲門磚，這是黎澍先生給他出的題目。大概黎澍先生覺得“四人幫”把章太炎拔得太高了，把章太炎抬出來奉為“法家”太過分了，應該壓一壓，所以給唐先生出了這樣的題目，親為唐先生多次改稿，并發表在最重要的《歷史研究》第一篇，引起很大震動。唐先生曾戲稱他做的許多事，都是奉黎澍先生之囑而為的，唐先生自稱“平素為文，多跟著你指揮棒轉，我無悔焉”（唐振常致黎澍信，載《世紀》2022年第四期，唐明《父親唐振常與黎澍先生》）。他們相識于四十年代，唐初出茅廬，而黎澍早已是地下黨員，領導文化戰線斗爭，他們曾同居一室，關系密切，唐主動接受黎的領導。

可是讓唐先生入門史學界從章太炎著手，實在不是高明主意，因為沒有一二十年的功夫，要讀懂章太炎談何容易。他為寫文章而寫文章，除了文筆漂亮，論述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尤其讓眾多章氏弟子頗有微詞。盡管黎先生多次親自為他改稿，硬傷仍處處可見，除了起到糾正“四人幫”力捧章太炎為“法家”之錯外，所謂引起學界“轟動”，實在是個錯誤理解。近讀唐先生公子唐明寫的《父親唐振常與黎澍先生》，他在文中說：“‘四人幫’把章太炎作為評法批儒的工具，不等于就可以反過來將章太炎反面化。父親在這一點上走了極端，他后來也意識到對章太炎批判過頭，未將此文列入自己喜歡的論文。”這樣的評述冷靜客觀，既沒有為尊者諱，也沒有掩飾，反使唐振常先生形象豐滿了，令人敬佩。

《論章太炎》一文令唐先生與我關系變得微妙，我們之間幾乎從不討論章太炎，他一再跟我說，要“汰感情”，不要僅僅做個“孝子賢孫”，一味為先人求謚……我完全懂他意思，所以這么多年我從不對此文發表一字意見，甚至多少年沒有發表過關于我先祖父的文章，歷史所其他領導也希望我多讀幾年書，再寫這類文章，我深知其中的善意與微妙。直到十五年后，我才先后撰寫了系列論述先祖父文章，出了多部著作，但其中也沒有一字涉及唐先生文章，尊重不同意見。

我進社科院沒有學歷也沒有著述，難免引起同事側目。唐先生也最厭惡憑關系開后門，也看不起送禮拉關系，這方面他是很正直的。有一次他看到一幅漫畫——一個送禮人站在門口東張西望……他說這畫得太形象了。我卻不以為然，我說我也看到一幅漫畫——一個人求領導辦個事，遭到斷然拒絕，因為他兩手空空，這幅畫叫“無‘禮’要求”。我認為這是社會造成的壞風氣，不應指責個人。唐先生聽了也不吱聲了。我常去看他，從不空手，這是家教，走親訪友，備點小禮，這是禮貌，但我從沒有托他辦過一件事。我倆關系雖很好，屬忘年交，但我也知道他對我憑關系進社科院多少有點成見，直到他看我寫了論秋瑾、論王金發、論蔣介石的早年、論曹聚仁、論魯迅等一系列文章，這都是三五萬字論說，又看到我組織章太炎、王金發等學術研討會的成功，才對我刮目相看了，竟向歷史所力薦我擔任“科研組織處”處長！

后來唐先生開始專注上海史研究，這也是黎澍先生主張的，這對唐先生來講是片空白，對歷史所來講也是一個空白，完全從無到有，培養了一支隊伍，出了系列專著，填補了偌大上海的歷史空白，貢獻甚偉。他本人除了領導此項工作外，也筆耕不輟，為他熟悉的一代人，寫了許多文字，這些文字有感情有溫度有見解，如論吳虞、陳寅恪、葉圣陶、張元濟、辜鴻銘、蔡元培等等，都是精彩之作。他留下的文集中，更多是雜文式的短文，這是記者型的作品，這才是他的特色。他好為歷史人物打“抱不平”，如為唐繼堯、吳稚暉等，確有“俠儒”之風，雖有不嚴謹之處，但不失俠氣。他與曹聚仁先生與鄭重先生非常相似，都是記者型學者，留下許多動人的雜文，這才是他留下的最大財富。

唐先生主持上海史研究后，忙了許多，我也兼任了兩岸關系工作，更加繁忙，接觸漸疏。不知怎么，唐先生的“美食家”名聲慢慢蓋過了他其他名聲，不管誰請客，他總是“有教無類”，大談吃的學問。有一次他專門請我夫婦吃過一頓飯，安排在“老半齋”，他想表達一下這方面專長，結果來一道菜，他大詬一番，直到最后一道菜，重新開張的“老半齋”讓他失望極了。唐先生從小富有，后寄居舅父龔向農家，龔系成都大學校長，講究吃喝，使他從小懂吃、會吃，后當記者更有機會吃，遂吃出了名。

一個曾活躍于文壇的唐振常先生已遠離我們了，不過我不喜歡大家叫他“美食家”，好像他只會吃，我還是希望他作為記者式“史學家”聞世吧！

寫于202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