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美洲》，[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著，畢艷紅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我生于美洲》一書包含了跨越四十年的一百零一篇訪談，幾乎貫穿卡爾維諾的整個寫作生涯，從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卡爾維諾創作方式的轉變。從最初的現實主義，到受史蒂文森、愛倫坡等作家影響，在作品中灌注冒險與奇遇元素，以及后來自成一派地構建了一個個童話般光怪陸離的魔幻世界，卡爾維諾一直在嘗試新的文體。然而在其整個創作歷程中，他的訴求卻始終沒有變動——風格與形式的轉變其實是他在調試著與世界接觸的姿態。世界的復雜性令卡爾維諾一生著迷。而在描述世界這一點上，卡爾維諾卻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得心應手。卡爾維諾深知，世界之所以復雜的基礎是隱身在事物背后的不確定性與可能性，而這也是語言所難以觸及的部分。一定程度上講，卡爾維諾作為創作者是矛盾的。說與不說，表述或是沉默，這是卡爾維諾力求厘清的問題。

在一篇關于水城威尼斯的訪談里，卡爾維諾說：“陸上的門只是通向有限世界的一部分，而面水而開的門直接通向浩瀚無邊的空間。”

“未知”與“無限”是卡爾維諾創作的基調。在他的認知中，世界是非線性的，而認知與表述世界的方式同樣沒有窮盡。上世紀五十年代，卡爾維諾在訪談中曾說過：“我堅信在我所寫的每一部作品中，我依舊是我，但我無法涵蓋所有東西。不過我每次寫作的時候，都覺得缺乏特定的表達方式、特定的語言，我總是有一種要用其他方式來完成它的欲望。”可以看到，卡爾維諾在其創作早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世界是繁復多變的，而語言本身是已確立的。因此當作者試圖用語言文字去錨固世界的變幻，這企圖本就存在著矛盾。而“有種要用其他方式完成它”的想法也昭示了卡爾維諾后期對如何通過敘事處理世界復雜性的思考。

卡爾維諾在《我生于美洲》中數次提及《一千零一夜》，并對其“故事增殖”這一特點推崇備至。在其作品《寒冬夜行人》中，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卡爾維諾刻意在敘事中嘗試了相似的處理，其行文不受控制般狂暴而肆意地向周遭分裂、生長。這種文體的嘗試不僅僅只是形式上的獵奇意義。它本身其實是卡爾維諾用敘事對唯一性的宣戰，他試圖用自己創作早期看似粗糙且偏直覺性的理念去創造盡可能多的可能性，進而使敘事更趨近真實世界。

在《寒冬夜行人》中，卡爾維諾還提到了“故事之父”這個概念，即存在一位活了數千年之久的印第安盲人，寫了迄今為止文明歷史上幾乎全部的文學作品。書中作為“故事之父”原型的神秘作家西拉·弗蘭萊里的日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我不相信語言文字可以包羅一切，我要寫的是語言文字之外的東西，是沒有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可能寫出來的事物。因此我的選擇只有一個，即寫出所有的書，寫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寫出來的所有的書。”事實上博爾赫斯也數次書寫過相同的主題，其《通天塔圖書館》《沙之書》《阿萊夫》等作品都涉及了“無限”及“循環”的概念。卡爾維諾與博爾赫斯在各自的虛構作品中存在一個共識，即只有無窮本身才能描繪無窮，只有沒有終止的表述才能勾勒出世界的圖景。無須贅述的是，沒有作家能夠真正做到故事無限制地增殖，用這種極端且帶有浪漫氣息的手法去囊括世界的復雜性在現實中是無法完成的。卡爾維諾不單單執著于無盡的表述這一概念，他的目光還一直被另一個極端吸引——沉默。

錢鍾書在《談藝錄》中對詩的神韻有這樣的描述：“及夫調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只余味，則神韻盎然出焉。”卡爾維諾亦深諳留白的意義，窮盡語言之能無法觸摸的事物，沉默可以輕易做到。《看不見的城市》中，卡爾維諾摒棄了用篇幅去構筑世界性的方式，他對每一座城市都只有簡潔朦朧的描述，在談及城市這一巨大復雜的集成體時，如此輕巧的篇幅甚至述不盡其中一角。卡爾維諾嘗試著用這種輕盈的筆調賦予書中五十五座虛構城市以靈性，刻意地制造一種透明、飄浮的狀態。用他的話說：看得見的城市背后總有一個看不見的城市，并且那個才是最重要的。他正是力圖用這些模糊的幻影去引出藏在影子背后的城市巨像。在作為其“故事增殖”作品典范的《寒冬夜行人》中，卡爾維諾同樣嘗試了借用沉默的力量。書中每一個由故事產生的故事，都在敘事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而他的初衷便借由給敘事留有余裕而使得故事“向著永不結束的故事出發”。這里存在著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縱使卡爾維諾在作品整體的框架下不遺余力地試圖使敘事和表述盡可能繁復多樣，但在單獨成篇的文段中他又竭力使語言精悍簡潔，刻意使沉默占據的篇幅大大超過文字所凝練的。對于世界的描述究竟應該盡述還是沉默，卡爾維諾從來沒有明確給出過答案。

卡爾維諾在訪談中無數次提及自己痛恨“一般化的”“近似的”詞。用詞的準確性對他而言是區分語言、思維之間細微差異的辦法。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卡爾維諾提出了數個小說的特質，在談到精確這一點時，他表示這是為了使事物精確到無限小，進而通過無限小去獲得無限大。我們很容易想到博爾赫斯《阿萊夫》中的阿萊夫，一個微小的點中包羅了宇宙的一切。從這點上或許我們能窺得一些卡爾維諾的想法：表述是必要的，表述無法做到的只有交給沉默。而要面對無限大，只能從無限小出發去折射。在感知上卡爾維諾或許已經與世界的復雜達成了和解，然而在文學寫作上，他始終抱有無奈——“語言作為媒介所言說的始終比我們所能體驗的一切要少”。卡爾維諾同時也清楚人的局限性，在《帕洛馬爾》中，主人公最終發現語言沒有闡釋世界，而是割裂世界、使事物解體。卡爾維諾認為語言清除了迷惑性和不確定性，使某樣事物能夠站穩腳跟，但在一件事物確立的同時，我們也從無盡的可能性跌落到了單一的認知里，而人作為主體沒有辦法逃離出這個局限。事實上卡爾維諾做過這樣的幻想：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有一個高蹺上的城市，居民從高處看著自己的缺席。將主體抽離出來，使觀察者存在的角度模糊化，摒棄掉自我再去認知世界。對于卡爾維諾而言，文學只能做到這一步，也只有文學能做到這一步。

對未曾述盡的故事，卡爾維諾做出過這樣的解答：“我沒有寫完這些故事只是因為沒有任何完成它們的理由。每一個開頭都已經包含了整體的希望，已經包含了它的結尾。因此，即使我寫完它們，我也不能真的補充任何新的東西。然而，故事要有結尾無非是個文學慣例罷了。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段話似乎映照了卡爾維諾的猝然離世，我們無法得知在四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卡爾維諾是否說盡了自己想說的，是否為敘事的延續留足了空白。但可以相信的是，在創作上他是沒有遺憾的。即使他曾感嘆過：對做過的事，即使不盡滿意也只能由它們存在。但正如法國詩人保爾·瓦雷里所說：“一首詩永遠不能被完成，只能被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