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造士，為國之本。今年出版的第9期《求是》雜志刊發了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其中總書記引用“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號召廣大院士做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表率，鼓勵年輕人大膽創新、勇于創新，讓青年才俊像泉水一樣奔涌而出。

“養之貴素，使之貴器”出自明代著名改革家和政治家張居正所撰的《論時政疏》，“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意指好的人才就如同參天之樹，在人才培養時貴在保持其本性，使用時貴在發揮其特長。這體現了追求“人事相宜”的人才觀，即讓治國和用人相協調，讓人才培養與具體工作相符合，才能真正把人“選得準”“用得好”，發揮不同人才的長處，促進事業發展的成功。

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不乏對人才觀的豐富描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這是《詩經·大雅·文王》中的話，說的是周文王尊賢禮士，賢才濟濟，所以國勢強盛。《論語·為政》記載了孔子對選賢任能的觀點，認為“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核心意思是只有提拔正直的人才，百姓才會服氣。對于人才成長規律，《管子·權修》中有言，“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這反映了人才培養需要經過長期的過程。漢代王充在《論衡·累害》中提道，“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指出了選拔人才必須要選擇品行善德的人，而摒棄品性向惡的人。

不僅如此，中國古人很早就提出了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理念。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言，“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這里反映的就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思想。《淮南子·兵略訓》中指出“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這體現了每個人才充分發揮天賦才能的重要性。司馬光在《稽古錄·卷十六》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適，任之欲專”，意指要量才適用，讓人各得其所、發揮特長。事實上，這些觀點都折射出“養之貴素”和“使之貴器”的哲學意蘊，道出了人才培養和選任的關鍵所在。

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人才“貴素”“貴器”的政治智慧，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十分重視選賢任能，這也成為我們黨能夠在各個歷史時期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曾提出“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充分反映了“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干部選用理念。縱觀黨的百年發展歷程，始終堅持干部隊伍建設作為黨的一項重大工程來抓，使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執行，選賢任能成為黨的優良傳統和顯著優勢。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新的時代背景下，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更加迫切需要培養造就一支強黨興黨、強國興國的干部隊伍。我們黨深刻把握選賢任能的歷史經驗，強調從源頭上選拔培養干部，把堅定的理想信念作為首要標準，從政治信仰、政治立場、政治意識等方面進行考察，確保干部的“貴素”本性不偏移；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實現干部選得準、用得好，確保使用干部“貴器”的目標精準到位。同時，在干部培養中秉持“嚴管厚愛”，持續加強干部作風建設，在從嚴管理中提升了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能力。

選賢任能，乃黨之大計、國之大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應變局、育新機、開新局、謀復興，關鍵是要把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好、建設強。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聚天下英才是成就偉業的根本，群賢畢至是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關鍵，從干部隊伍建設角度，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始終從源頭上抓好選人用人這個核心問題。從中國古代的“伯樂識馬”到今日華夏的見賢思齊，選賢任能的人才取向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的制勝法寶。在新的歷史方位，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嶄新篇章，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出發，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野發現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作者：宋偉，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