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武牧羊”的故事，應該是流傳最為廣泛的歷史故事：西漢時期，漢武帝派大臣蘇武等為使者出使西域同匈奴單于修好，由于漢朝降將鍭侯王的反叛，單于大怒，扣押了蘇武等人，勸其投降。蘇武寧死不屈，堅決不降，被迫淪為匈奴的奴隸在茫茫草原上放羊，19年后才回到漢朝。這是對“蘇武牧羊”最常見的釋義，也可以看作是對一個真實歷史故事的解釋。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久遠、歷久不衰，與蘇武的氣節、操守、堅韌等個人品格有直接關系。因此，以蘇武為題材的各種體裁的文藝創作也歷久不衰。

現在，我們讀到的曹文軒的兒童長篇小說《蘇武牧羊》，小說的基本內容以歷史記載為依據，但他用作家的想象創作了一個當代的蘇武形象。我們都了解，任何歷史敘述都是新的敘事，都有時代各種因素的影響。在這樣的意義上，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才能夠成立。因此，“蘇武牧羊”故事的再講述，一定與當代有關。曹文軒是一個古典美學的守護者，《蘇武牧羊》無論故事還是人物，完全契合他古典美學的趣味和理解。因此，這個題材應該是曹文軒思忖良久深思熟慮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歷史故事本身很完整，即便經過歷史久遠的流播，蘇武的形象依然保留得完好無缺。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創造出新的蘇武形象，其難度是可以想象的。在我看來，小說除了以小羊“星星”的口吻敘述之外，更是以當代的視角、思想、情感塑造了蘇武的形象。曹文軒在重新闡釋蘇武的氣節、操守的同時，在與自然條件的險惡作斗爭、爭取生存的艱難環境中塑造了蘇武外，更以情感的深度塑造了蘇武多情重義、有情有義，既有家國情懷、也有兒女情長的“現代”形象。在蘇武威武不屈、生死無懼的性格中，在與自然和生存危機的考驗中、在與衛律、阿云、李陵、匈奴王弟弟、兒子大國的諸多人物關系中，通過諸多細節“發現”了蘇武的善，蘇武的“親生命性”等。

阿云姑娘是小說為塑造蘇武的“當代性”設置的人物。這是一個美麗、多情、溫婉又彬彬有禮的女子。她愛上了蘇武，嫁給了蘇武，也為蘇武生下了兒子大國。最后還要經受與蘇武的生離死別。一個女性的隱忍和強大，就在那無聲的善和愛的給予中。蘇武的善不僅體現在他與妻子阿云、兒子大國的關系中，這種親情關系是善難以涵蓋的，蘇武的善更體現在他的“親生命性”中。哈佛大學生物系教授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Wilson)把這種溫暖又朦朧的感覺稱為“親生命性”，也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與其他生物間的情感紐帶”。這種親生命性，首先是對人——也就是對同類的親善，同時包括人與自然的聯系，這一觀念深深扎根于人類進化的歷史進程中。威爾遜從兩個基本原理出發，推演出社會生物學的大部分理論：第一，動物的進化不僅是結構的進化，而且也包括行為方面的進化。因此，動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百萬年來在自然選擇的壓力下，通過遺傳、變異、演化而來的。換言之，動物行為也是進化的產物，也具有自己的進化歷史。第二，一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主角都是復制基因，生物機體只不過是基因的載體，在生物進化的長河中，每個個體都不過曇花一現，唯有基因可以長存不朽。而“親生命性”，就是人類通過演化的社會基因。蘇武為生存，在讓人絕望的嚴冬，在不毛之地的北海，只能挖掘鼠洞尋找鼠類冬儲的食物，但鼠類一定絕望了。這時的蘇武承諾，一定還給鼠類同等的食物。當蘇武種植的燕麥收獲之后，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那些被挖掘過的鼠洞前，都留下了的燕麥；蘇武對他的以“星星”為代表的101只羊的關懷備至，更是感人至深。這些羊是他的伙伴，也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在人跡罕至的北海，共同體的生命一起見證了生命的不可戰勝、生命的偉岸和堅不可摧。

在蘇武與衛律、李陵的關系中，表現了蘇武的寬容、大度。特別是與李陵的對話，蘇武并不因李陵的氣節而居高臨下。友誼在嚴寒中仍散發著暖意，他信任地將妻子兒子托付于李陵，也答應幫助李陵照料宅子中的那棵銀杏樹。蘇武的氣度和大度通過這樣的人物關系一覽無余。另一方面，作者寫了堅忍不拔、威武不屈的蘇武，也寫了作為人的復雜性的蘇武。比如，有一天他甚至對小羊“星星”說：“我跟你老實交代吧，最近一些日子，我會在一天的某一時刻忽然想到：算了，我帶著你們走吧，一直走到匈奴王的大帳，然后低著頭對他說：‘大王，我降了！可是……”他用力握著節杖，在我面前晃動著，“它在我手上，我不能！我不能啊！”他頓時淚水滾滾。蘇武會有這樣的時刻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當曹文軒將蘇武作為一個人塑造時，是完全合理的。也正因為如此，蘇武作為一個可以感知的、有血有肉的文學人物才更可信也更可愛。在這一點上，蘇武有了更深的情感。對小羊“星星”的憐惜、照顧在情理之中，用阿云的話說，“這小羊通人性”，對鼠類的憐惜似乎有悖常理，但鼠類也是自然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生物鏈中的一個環節。

除去現實關系，更重要的是，作家用這樣的方式進一步強化了蘇武的“親生命性”。或者說，這是曹文軒在《蘇武牧羊》中的一大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