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父母，面對人生角色的轉變，這種巨大的現實變化并不會常常顯露在作家筆端，許多作家善于或是極力隱藏這一切，但對作家笛安而言，她毫不隱藏這些對自己寫作的影響。2014年，她推出了第一部古代歷史小說《南方有令秧》，這部作品從開始到完成，正好橫跨了她人生中一個重要階段——成為母親。這種影響并沒有突然涌現在她筆下，幾年后推出的長篇小說《景恒街》里，她觸及了金融行業職場題材，里面的主人公依然想著逃離蕓蕓眾生、心懷不甘，這部小說為笛安的寫作畫下一個濃重的分號，之后她開始直視自己成為母親的人生，并將一些感悟感受放進了中短篇小說中，其中有一篇越寫越長，直到成為小長篇，近期它以《親愛的蜂蜜》之名刊登在今年第四期《當代》雜志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單行本，并入選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項目支持名單。

對一個青年作家而言，生命中許多頓悟的時刻遲早會滲透進文本中，有些是轉折點，比如等來一個人類幼崽。在《景恒街》的后記里，笛安已經透露了這種感受，“四年來，人生經歷過很大變化，可是，劇變之后，世界運轉如常，往日內心深處的臺風海嘯，不過是種不高明的修辭。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陽臺上，像凝視日出一樣凝視自己的人生，沒有感情也毫無感慨，只是當最絢爛的霞光消失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剛剛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陽自然會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時，站在這里看日出的那個生命體，已經不會是我。天道如此，無須多言。”略帶傷感的告別青春，頗像新作《親愛的蜂蜜》里，36歲的熊漠北第一次聽到約會對象崔蓮一擁有一個三歲女兒時的心理落差，等到初次和小名“蜂蜜”的小女孩接觸之后，熊漠北感覺對方的眼神“像中學教導主任的表情”，那天帶給他的另一個感受是，“幼兒是洪水猛獸，我們文明人在他們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

笛安在這部小說里顯然進入了一種因為熟悉而產生的“很愉快的體驗”的寫作過程，關于如何照顧人類幼崽以及蜂蜜行為對應的種種外界反應，都在她的現實體驗之中，也因為這種母職體驗，讓她的寫作第一次如此明顯切近的進入家庭生活內部，讓當下成為父母的“80后”讀者感到格外熟悉。而笛安也表示，身邊有些朋友表示，有了女兒之后，她的文字風格變化了許多，“我說不上這件事好還是不好，但它確實發生了，而且說明這個幼崽對你的人格有一個重新塑造的作用。”女兒的出現，喚醒了笛安自己童年的許多片段記憶，過往這些記憶隱藏在內心深處幾乎以為它們不存在，當因為女兒的出現而被重新撿拾回來之后，這為笛安帶來了許多新的感受。她在小說中開始關心一個生命如何照耀另一個生命的過程，但她巧妙地轉化了小說里的主角，不是母親崔蓮一如何被蜂蜜改變，而是突然出現在蜂蜜生活里的陌生叔叔熊漠北，他的人生發生的轉變。在創作談中，她坦言自己的目的，“當一個嶄新的稚嫩的生命降臨到一個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將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這個視角的轉化為《親愛的蜂蜜》帶來了更為豐富的歷史感，或是如評論家何平所言，“時效性”和“此刻”。作為“獨生一代”的熊漠北，經歷了從“計劃”到“市場”的社會變化，多多少少呈現出一些有共性的特征，他過于重視物質價格，忽視親情關系，他會合理化自己的自私，“只要我還活著，漫長歲月中，我有的是時間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做過的所有選擇都合理化，實在不合理的就用‘當時還年輕’一帶而過。在心里的某個角落暗自懺悔的，都是些無傷大雅的疏漏——這種懺悔類似于健身，可以給自己的心靈制造一些絕對能夠克服的困難。”直到和蜂蜜經歷了深入接觸陪伴之后，熊漠北從純真的蜂蜜身上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往，他蛻變成了蜂蜜眼中的“大熊”，一個有耐心和蜂蜜討論冰激凌為什么會融化的大熊，一個會在深夜和蜂蜜等待花開瞬間的大熊，一個把自己汽車噴成蜂蜜最愛的粉紅色的大熊。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改造了自己不夠美好的童年，相信“一個人在百分之百表達驚喜與‘羨慕’的時候，能夠沒有絲毫卑微，沒有絲毫自慚形穢”。

蜂蜜的角色任務，似乎完美契合了現代文化所構建和崇拜的“兒童”形象——充滿童話感，等待啟蒙，讓成人世界自慚形穢。但笛安還未止步于此，她寫作這部小說不僅是讓蜂蜜的童年去激活一個成年人的童年記憶，另一個目的還在于探討這些彼此相遇的人如何應對現實中重要的歷史時刻。小說中，熊漠北與崔蓮一的感情并不那么順利，如果沒有蜂蜜這個“粘合劑”，或許還顯得過于理性與脆弱，而新冠疫情的到來讓他們再度審視自己生命未來的不確定性，確證彼此還是應該走在一起，“我和崔蓮一會百年好合的，一定會。因為我們這些幸存者別無選擇，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路。”在小說結尾，熊漠北說道。何平評價笛安的中篇《我認識過一個比我善良的人》時曾說，“作為新世紀新北京人之渺小的一個，笛安有為這浩大群體命名的雄心，讓其中籍籍無名者有名，讓他們有個人的命運史和心靈史。橘南、章志童和洪澄，雖為房東和租客，卻屬于同一個階層，故而他們可以成為暫時的精神共同體而相依為命、守望相助。”這個評價同樣可以用來形容《親愛的蜂蜜》的結局，等疫情結束之后，兩個成年人是否還會如此確信這份感情，并不那么重要，他們的命運史和心靈史已經發生了改變，并且被清晰勾勒了出來。

對笛安而言，她借助這段“忘年交”讓自身寫作探入了家庭生活內部，讓時間真切流動起來，并嘗試與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相連。她的寫作風格已經發生變化，她曾觀察文壇一些青年作家的話如今也像是在形容自己，“我現在明白，隨著時間推移，隨著一個人的人生閱歷的豐富，最初語言里鮮明的個人特色，會越來越平、越來越少。一開始非常鋒利、非常露鋒芒的那種特別的東西，它是會隨著時間減退的。風格形成后，它會幻化成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