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這十年，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極不平凡的十年，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古代文論話語在新時代語境中不斷推進現代轉化，在理論格局與實踐成果上呈現出新的氣象。本文綜合國內學界十年研究成果，以及古代文論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全國學術會議議題，綜述十年來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現代轉化與創新發展，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反思“轉換”命題，肯定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與生命活力

自1996年在西安召開“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以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成為備受學界關注的熱點議題。然而，這一命題經過多年探討與論爭，卻始終未能解決中國文論話語在當代發展建設的焦慮。這十年來，國內學者開始重新反思這一命題，尤其是“轉換”一詞本身的含義。

2014年8月，曹順慶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十九屆年會作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一個誤導中國文論的口號》的大會主題發言，對“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命題進行了反思，指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對于僅僅用西方文論所謂“科學”方法來轉換中國古代文論的轉換方法，加以否定。此后，曹順慶、楊清、歐婧等學者在《對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反思》《新時期四十年中國文論話語建構與轉換的反思》等多篇文章中指出，某些“轉換”論文，往往暗含一個前提，即認為某樣東西的原始狀態不再保有必要性或合理性，這實質是否定中國古代文論當下的生命力和有效性，認為古代文論在當代已經不能用了，只有“秦磚漢瓦”式的史料價值，所以必須要用“科學”的話語來進行轉換。然而，什么是“科學”的話語呢？在某些學者看來，顯然只有西方話語才是“科學”的。曹順慶充分肯定了古代文論在當代的生命活力與在當代的應用價值，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樹立中國文化自信，要清醒地認識到古代文論在當代仍然活著，要用事實證明古代文論同樣也適用于當代文學評論與文學創作，在當代同樣可以用來分析和探討文學藝術的現象和藝術創作規律。古代文論不僅僅可以指導當代人的古體詩詞鑒賞與創作，甚至可以用來分析西方文學藝術作品。例如“虛實相生”這個中國話語，不僅可以分析中國現當代詩歌，鑒賞古典名著《紅樓夢》，也可以評論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參見曹順慶等著的《中國古代文論話語》）因此，中國古代文論的轉換，應當立足于中國文論話語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能夠參與當代文藝評論與文學創作的基礎上。呂雙偉在《關于“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命題的思考》《“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回顧與審視》等文章中，也對這一命題和“轉換”一說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二十余年的“轉換”論爭與研究，基本是在談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或當代意義，對“轉換”一詞本身的含義和范圍界定不清、認識不明，就開始討論“轉換”的方法和意義。學界長期以來討論的“轉換”，實際上是從“現代闡釋”或現代意義的角度來泛化理解“轉換”，是用現代視野來觀照、考察和研究古代文論，接近于童慶炳先生所用的“轉化”一詞。呂雙偉認為，古代文論不太可能“轉換”成現代文論，但可以通過中西對話、古今對話“轉化”到現代形態的文論中來。另外還有一些學者，針對“轉換”一說的模糊性和不完善，提出了新的表述和概念。2013年，古風在其專著《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存活論》中，提出了“存活論”的新概念，并非糾纏如何“轉換”，而是認為古代文論話語已“存活”在當代，并從現實語境特別是現代文論中古代傳統文論話語的存活狀況出發，考察和探索這些“存活著的”古代文論話語的狀態、路徑、機制和規律。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諸多重要講話中強調和論述了文化自信、理論自信的問題。2016年在汕頭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第二十屆年會以“中國智慧與中國文論的再認識”為主要議題，也呼應著重塑中華文化自信、挖掘傳統理論資源的時代需求。要反思和警惕“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命題所暗含的對古代文論當代價值的自我否定、自我取消。學術界對這一命題和“轉換”一說的反思，有利于糾正此前學界文化自卑、文化自戕的心理，在充分肯定古代文論當代價值與存活狀態基礎上重塑文化自信，推動中國文論的后續發展建設。

二、關注“強制闡釋論”“公共闡釋論”，積極展開中西視野下的文論對話

2014年，張江在《文學評論》發表《強制闡釋論》一文，指出外國理論脫離中國文學實踐、“強制闡釋”中國文本的問題。“強制闡釋論”的提出，讓學界進一步認識到西方文論存在弊病，不能再像以往那樣，滿足于套用各種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的文學現實。繼“強制闡釋論”后，2017年張江在《學術研究》發表《公共闡釋論綱》一文，提出“公共闡釋論”的理念和構想，認為中國古人在創造“闡”這個字的時候，就揭示出闡釋包含著開放性、公共性、協商、交流的含義。張江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闡釋應該是建立在互相認可、互相交融基礎上的一種公共行為。近年來，“強制闡釋論”“公共闡釋論”得到國內諸多學者的呼應與討論，成為國內文藝理論研究的熱點話題。受此啟發，國內學者轉變了此前對西方文論的兩極態度：不再是一味認同、贊賞、套用西方文論，而是能看到西方文論的不足與“強制闡釋”產生的問題；不再是一味排斥、批判、警惕西方文論，而是更加強調以開放的視野與西方文論展開平等對話，合理選擇、鑒別、吸收西方文論精髓，推動古代文論話語的現代轉化與創新發展。這種轉變也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開放包容的世界的新時代理念相契合。

探討西方文論中的東方元素，是文明互鑒視域中重新認識世界文論的一個重要理論動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創新往往來自于文明互鑒，來自于異質文明、異質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和對話。自古以來，秉持開放心態，與異質文明、文化展開積極對話，借鑒吸收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是一方文明、文化經久不衰、歷久彌新的奧秘。因此，想要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與創新發展，古代文論想要在當代找到言說語境并煥發新的活力，就需要面向時代、面向世界，立足當代語境和時代問題，積極和西方文論展開對話，重新激發起傳統文論話語中可能孕育的生機，實現中西文論的整合。2021年，由曹順慶、王超等人所著的《中西詩學對話》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將中國古代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進行系統比較。這本著作分為兩大板塊，其中上篇闡述了中西詩學對話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并以海德格爾、福柯、德里達和布萊希特的文論思想為例，從影響關系入手，實證研究當代西方文論的中國元素，分析中國古代文論話語如何實現“他國化變異”，影響和改變當代西方文論發展進程。下篇則用中國古代文論話語跨時空錯位闡釋當代西方文論思潮，研究不同文明文論對同一詩學范疇的差異化闡述。這本專著從“以西釋中”轉向“以中釋西”，從“闡釋尋同”轉向“闡釋變異”，從“求同存異”轉向“差異互補”，開啟中西詩學對話的新時代、新局面。

三、推進“關鍵詞”“范疇”研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論話語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在諸多重要講話中強調了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問題，而且于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明確提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目標。在這一目標指引下，國內學者致力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論話語體系，涌現出諸多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均以中國古代文論資源與學術傳統為理論基礎，試圖系統地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激活古代文論的當代活力，建構獨具民族特色的古代文論體系。如林衡勛2015年出版的專著《中國古代文論綱目體系論》以中西學術與文論之大別和會通為思想前提，以中國學問大傳統為理論背景，以現代理論方式嘗試建構了一個不同于西方文論概念邏輯體系的古代文論綱目體系。王曉霞2020年出版的專著《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則從文學本原論、文體論、文學風格論、文學創作論、文學發展觀、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觀等方面，系統地發掘與整理古代文論資源。2021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第二十二屆年會以“中國文論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為主要議題，也呈現出國內學界對古代文論話語體系當代建構與完善的需求。

概念、術語、范疇是話語體系構建的基本要素。正如朱立元在《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基礎工程》一文中所言：“一個學科的話語體系是由多層次概念、術語組成的結構，從關鍵詞到范疇、再到核心范疇，都是概念，但最基礎的是關鍵詞；關鍵詞上面一個層次才是范疇。”朱立元在其另一篇文章《關于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再思考》中談及，“這種基礎性工作本身也是對古代文論的原始形態作現代性的梳理和闡釋、發揮”，能夠讓古代文論概念、范疇獲得現代性的理論品格，從而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毛宣國在《古代文論“進入”當代的理論思考》一文中也指出：“古代文論要進入當代，范疇的清理與重構是重要的環節。這種清理與重構，不僅有利于中國文論的話語建構，也有利于增強中國文論對于當代文學的闡釋能力。”由此，國內不少學者從古代文論的“關鍵詞研究”“范疇研究”切入，扎實推進中國古代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基礎工程，十年來涌現出諸多以古代文論“關鍵詞”“范疇”為題的科研項目和論著成果。2012年以來的古代文論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多數都以“范疇”“關鍵詞”研究為選題，如“中日古代文論范疇關聯考論”（13BWW021）、“中國古代文論范疇史綱”（15BZW086）、“中國古代文論關鍵詞英譯與闡釋研究”（20BYY029）等。相關的論著成果也十分豐碩，具體包括李建中的《體：中國文論元關鍵詞解詮》，楊星映、肖鋒、鄧心強的《中國古代文論元范疇論析：氣、象、味的生成與泛化》，吳建民的《中國古代文論命題研究》等。此外，2014年在湖北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十九屆年會也將古代文論的“范疇、思潮、文體、學術史”作為重點議題進行討論。

四、倡導古代文論話語介入現實，與當代文學批評、創作實踐相結合

新時期以來，國內學者圍繞“古代文論失語癥”“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等話題進行了多次大規模討論，這些討論呈現出國內學者對于古代文論當代價值的集體焦慮，以及長期以來西方文論統治下主體精神的自覺。從2018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二十一屆年會的主題“活古化今與中國文論”可以看出，激活古代文論當代價值的訴求一直延續至今。而在新時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目標指引之下，國內學者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的主體性追求逐步加強。目前國內學者在古代文論如何實現現代轉化的理論探索、古代文論傳統資源的發掘整理，以及當代語境與中西比較視野下古代文論的現代闡釋、范疇研究、體系建構等方面都取得了系列成果，因而有學者重新關注到古代文論在當代的現實應用層面，倡導古代文論應當與當代文學批評、創作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現代轉化”。

如賀仲明在《介入現實 化為現實——對“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兩點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我們所取得的成就與中國古代文論真正實現“現代轉化”還有不小的距離，因為中國古代文論并沒有成為當前文學理論的實踐話語，沒有在現實文學評論中具體應用，也沒有轉變西方文論在當代文學批評話語中的主導狀態。賀仲明認為古代文論需要“介入現實”，其現代轉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能夠在現實文學中得到應用；古代文論還需“化為現實”，其現代轉化并非讓古代文論回到古籍之中，而是在對古代文論進行深化、拓展、融合和發展前提下，使其成為現實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的一部分，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呂雙偉在《關于“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命題的思考》一文中認為，文學理論要立足當下、關注現實、直面生存，建構中國特色文論話語只能在當代文學批評和實踐中逐漸形成，因此要讓“古代文論適應當今文學實踐、文化實踐中的話語精神，融入到今天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來”，這才是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最終目的和歸宿。

總體而言，這十年來，國內學界承接此前研究，繼續探索如何推進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繼續推進古代文論在當代語境中的創新發展，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有所突破和成就，展現出新時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新局面、新氣象，開拓新時代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構建的新高度、新境界。

（曹順慶系四川大學教授，夏甜系四川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