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圍作品展示

羅馬時間2022年7月7日晚，第七十六屆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學大獎落下帷幕。經過兩輪的投票，由660名來自意大利本土和海外意大利文化處推薦的專家、學者和翻譯以及優秀讀者組成的評委會，最終決定將今年的大獎授予馬里奧·德西亞蒂（Mario Desiati）的小說《背井離鄉》（Spatriati）。

本屆入圍決賽的12部作品包括：馬可·亞美利基（Marco Amerighi）的《流浪》（Randagi），法比奧·巴卡（Fabio Bacà）的《新生》（Nova），亞歷山德羅·貝爾坦特（Alessandro Bertante）的《咬與逃》（Mordi e fuggi），亞歷山德拉·卡拉蒂（Alessandra Carati）的《我們將會獲救》（E poi saremo salvi），馬里奧·德西亞蒂（Mario Desiati）的《背井離鄉》（Spatriati），維羅妮卡·嘉蕾塔（Veronica Galletta）的《堤岸上的妮娜》（Nina sull’argine），雅娜·卡爾薩約娃（Jana Kar?aiová）的《天鵝絨般的離婚》（Divorzio di velluto），馬利諾·馬亞尼（Marino Magliani）的《杜蒙中尉的望遠鏡》（Il cannocchiale del tenente Dumont），大衛·奧雷吉奧（Davide Orecchio）的《開放的故事》（Storia aperta），克勞迪奧·皮埃爾桑蒂（Claudio Piersanti）的《那個該詛咒的沃倫斯基》（Quel maledetto Vronskij），維羅妮卡·拉伊莫（Veronica Raimo）的《純屬虛構》（Niente di vero），達尼埃拉·拉涅利（Daniela Ranieri）的《情愛之路》（Stradario aggiornato di tutti i miei baci）。

文學創作的靈感，有時的確來源于片刻的感受。然而，一部小說的誕生，往往是作家對個人經歷和思考的積累，而非一揮而就的結果。一部成熟的小說，從醞釀到完成，有時候需要5年到10年的時間，甚至更長。假如說在“疫情年”出現了更多對于家庭和內心生活的回歸與剖析，這顯然與疫情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是作家們長期以來經驗與思考的積累。

本屆入圍的作品當中，不乏那些經典的主題：愛情、婚姻、家庭倫理、移民問題，以及意大利當代史的一些重要時期，尤其是從未缺席的成長故事。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以成長為主題的小說，大多突出了“背井離鄉”的概念，而主人公所前往的國度，已經不再像疫情之前那樣主要以英國為主，而是換成了德國、西班牙這樣之前比較少見到的國家，這與英國脫歐的進程是緊密相關的。廣而言之，今年的小說表現出幾個不同年齡階段的成長和成熟：既有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也有青年時期面對復雜而艱難的社會形勢表現出的惶惑，抑或是從中年到老年的過渡年，而所有這些階段都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紀初的各種演變。入圍作品中也包括借助異域元素來賦予作品獨特內涵的作品，比如婚姻家庭類的作品《天鵝絨般的離婚》和《那個該詛咒的沃倫斯基》，以及將歷史背景與個人特殊經歷，以及風景描寫等諸多元素融為一體的《杜蒙中尉的望遠鏡》。此外，還有一部以對暴力的哲學思考為題材的小說《新生》。所有這些題材幾乎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無論是在年輕還是成熟女性的身上，都表現出更多對于自由的渴望與追求，以及改變生活的勇氣，而男性角色則代表著傳統與循規蹈矩。

成長的創傷

在今年的入圍作品當中，成長故事占據了前所未有的比例，而且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大量描寫年輕人在國外生活的《背井離鄉》和《流浪》，相比前兩本更加傳統的《初屬虛構》，將探尋“紅色旅”形成動機為由頭的《咬與逃》，加入了移民元素的《我們將會獲救》，以及講述女性在職場上打拼艱辛的《堤岸上的妮娜》。這些小說打破了前幾年霸占意大利成長小說的雙女主結構，從各種不同的人稱與視角入手，全方面描述了一個世紀以來年輕人的生存狀態。不斷變革的社會和總是顯得不夠成熟的父母，使他們的內心充滿創傷。

獲獎小說《背井離鄉》講述了在我們這個扭曲的時代中，兩位年輕的主人公對于自我的尋找，以及他們之間那份牢固的友誼。主人公弗蘭切斯科和克勞迪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個性：她留著一頭紅發，打領帶，身穿父親的男裝，始終走在逃離現實和追求新奇的路上，孤獨而又決絕；他卻膽怯而又保守，好奇心始終被一種并不確定的宗教信仰所羈絆，仿佛始終停留在原地，用他“靜止”的目光，反襯和守候著單戀情人的“遁逃”。中學時期，雙方父母之間的婚外情使兩個少年之間產生了一種類似血緣親情的關系，它比愛情更加牢固和無法割舍。家庭的變故，局促的小鎮生活，使她選擇了遠遁：倫敦、米蘭，最終到達了那個被作家稱為“該死的首都”的柏林。作者將克勞迪婭定義為一個“流動的人”，這不僅僅是因為她的人生如同流水一樣四處漂泊，也表現了她在生活中的選擇，尤其是伴侶。身邊不停變換的男性或女性伴侶，使她的生活顯得總是磕磕絆絆。然而，可能恰恰是這些選擇本身，以及她所選擇的伴侶的行為上面，表現出小說標題的另外一個含義，那就是“離經叛道”。中國讀者可能會為女主人公本身及其伴侶的行為感到震驚，但那些行為或許正是反映了西方年輕人那種自頹廢派和“六八運動”以來的對社會的抗議。與克勞蒂婭相比，弗蘭切斯科則顯得更加保守，始終留在家鄉的小鎮上，過著有規律的人生。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靜止”的生活，正是為了襯托克勞蒂婭那種流動的人生，而且成為她的一個可靠的避風港。小說自始至終都采用弗蘭切斯科的第三人稱，也就是“他者”的角度，描述克勞蒂婭的人生。這個角度，也是弗蘭切斯科守望她的角度。他們是一對典型的“友情有余而愛情不足”的朋友：在彼此遠離和相互尋找的特殊的“共生”關系中，相伴成長。作者講述的實際上是自己這一代人的人生：光怪陸離，離經叛道，盡管充滿各種糾結與痛苦，但從不畏懼遠離家鄉，去尋找自己作為“歐洲公民”的位置。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作家所描述的“外面的世界”也并不美好：性、暴力、吸毒等各種折磨著他們的問題，并沒有因為這種“遠遁”而消失，甚至更加嚴重。最終，克勞蒂婭還是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許正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切薩萊·帕韋塞在小說《月亮與篝火》中影射的那樣：我們遠走他鄉，或許只是為了真正地找到和了解自己。可是，這種遠離真的有必要嗎？需要指出的是，這本小說還做了一個語言學方面的嘗試：小說分為六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用一個特定的詞匯來命名，并且對其進行解釋。作品前三部分使用的是一個馬耳他語的單詞，后三部分是德語，而這六個單詞正是作家給予這部小說的關鍵詞：Crestiene（人/基督徒），Spatrièt?（漂泊，中斷），Malenvirne（打破平衡的人），Ruinenlust（對于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懷念），Sehnsucht（對于一種尚未實現或無法實現的愿望的懷念），Torschlu?panik（擔心出于個人、孩子、家庭或特定職業的原因無法實現一個目標）。在小說后面的手記當中，作家還列出了書中涉及的所有文化元素。這些元素見證著作家本人的成長，而始終手不釋卷的克勞蒂婭閱讀的那些小說，也體現出作家本人對文學的熱愛，以及閱讀對他寫作的重要影響。

小說《流浪》講述的是一個類似的故事，只不過它是圍繞著一個家庭，或者說一個人展開。主人公皮埃羅家里幾代的男性，都無法擺脫逃離的宿命。小說講述的同樣是一個背井離鄉的故事，只不過目的地換成了馬德里，而且故事情節的發展始終在馬德里和比薩之間游移。這部小說中的年輕人，沒有前一部那樣離經叛道，但同樣過著漂泊和力不從心的人生。這一代的年輕人感到受傷、失望、與世界脫節，彼此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偶然而又脆弱，但他們仍然不想服輸。兩本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逃離家庭（因為父母沒有能力為他們的成長提供足夠的支撐），在不斷尋找不同的場所和愛情之間徘徊和尋找自我的年輕人。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情節經常發生在“外國”，但故事還是主要在意大利人中間展開，而且意大利都是他們斬不斷的根，以及主人公們在小說結尾回歸的“家”。盡管這些年輕人為了尋找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離開了這個家，而且在對比國外和意大利國內的生活時，甚至覺得“過去的幾十年都生活在野蠻人中間”，然而，他們在國外的生活和工作中，難道不是隱藏著很多創傷？

與前面兩位男作家的成長故事相比，女作家維羅妮卡·拉伊莫的成長小說《純屬虛構》，從內容到形式上都顯得更加傳統。然而，假如讀者仔細品味，就會發現小說的語言中充滿了新詞，行為和語言風格上也明顯具有男性化的“放蕩不羈”。一個出于對衛生和建筑的執念，不停地將本來不大的家分隔成無數蜂房似的小空間的父親；一個出于焦慮而不間斷地用電話“跟蹤”兄妹兩個的母親；一個年輕時既已成名，但仍然不愿意家里出現兩個作家（或許不愿意和妹妹分享家庭生活提供的素材），甚至把她的評論文章拿去出版并獲取高額報酬的哥哥，尤其是小時候被迫待在家里，從被分隔得很小的窗子，窺視樓下院子里玩耍的小朋友，甚至通過躲避他們偶然投來的目光來進行一場想象中的“捉迷藏”的童年生活，都以極其風趣而又刻薄的腔調付諸筆端，構成了一部包含著神經質、性與家庭災難的喜劇，也是一個意大利家庭的真實寫照。此外，這部小說具有較強的自傳性，兄妹與母親幾乎成為了小說的三個并列主角，那種很多同齡人都經歷過的寂寥與窘迫的童年生活，一個“過度保護”的母親帶來的各種困擾，被她寫得妙趣橫生，而她之后的那些看似出格的行為和選擇，也都變得順理成章。這部小說獲得了本屆“斯特雷加青年獎”。

《咬與逃》和《堤岸上的妮娜》講述的同樣是成長的故事，只不過主人公前面的稍微成熟了一些。《咬與逃》是一部以意大利60年代末開始出現的“紅色旅”和70年代黑暗的“鉛色年代”為歷史背景創作的小說。“咬與逃”是紅色旅的口號，意思是“打擊與消失”。小說以最初的“紅色旅”組織為中心，以這些青年組織形成的工人街區為背景，將主人公設想為這支紅色旅組織的兩個從未露面的創建人之一，借助第一人稱的手法，從橫向描繪這個街區工廠與工人生活，到縱向深入人物的內心，探究這些二十歲的年輕人在著名的米蘭噴泉廣場慘案之后，最終選擇走上武裝暴力道路的原因。作家的初衷，是為今天的年輕人補上意大利近代史這段較少涉及的一課。此外，作家也借這個機會回顧了孩提時代生活的米蘭工人街區：灰暗而陰郁，且犯罪事件頻發，居住在那里的年輕人要么做工，要么從事一些輕型的犯罪行為。由此，作家將自己童年的成長經歷，以一種隱秘的形式融入了對意大利當代史中一個重要時期的回顧，從而完成了社會歷史與個人故事的完美結合。正像作者本人在一次采訪中所說的：“當母親推著兩歲的我坐著的童車漫步這個街區的時候，或許曾經與那些年輕人擦肩而過。”

無獨有偶，在小說《杜蒙中尉的望遠鏡》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種歷史與個人經歷的某個隱秘的融合。表面上看來，故事是將我們拉回了19世紀初的意大利利古里亞地區，講述三位從非洲戰場拿破侖軍隊脫逃的士兵穿越意大利北部的經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正是作者馬利諾·馬亞尼的家鄉。作家在小說中寄予了對于家鄉那些幽暗的山谷與自然風光的深情。馬亞尼本人出生貧苦的農民家庭，很早就離開家鄉到世界上去闖蕩，足跡遍布幾個大洲，最終在荷蘭定居。所以，旅行的主題對他來說情有獨鐘。這部作品同樣令我們回想起帕韋塞的那部《月亮與篝火》。在認識了世界之后，我們的心最終還是會回到出發的地方。

《堤岸上的妮娜》則更像是一部勵志小說。女主人公生活在西西里，在男性為主導的建筑業內打拼。作為一名剛剛畢業的工程師，妮娜接受了建設一條無足輕重的堤壩的工作。然而，僅僅是這樣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工程，就將我們帶進了勞動者的世界：與上司的矛盾，同事之間、工程師與建筑工人之間的微妙關系，以及在意大利語里面被稱作“白色死亡”的工傷。作為一名女性工程師，妮娜需要花費比男性更多的辛苦和努力，才能在這個世界中生存。

與以往的幾屆一樣，這次的入圍作品中也出現了兩部以移民生活為主題的小說：《天鵝絨般的離婚》和《我們將會獲救》，它們也都表現了成長道路上經歷的創傷。前者以生長在分裂之后的斯洛伐克，隨后為了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而前往意大利的年輕女性為主人公，更多表現了在那場“天鵝絨式的革命”之后，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分裂后的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社會、人生理念與生活方式上存在的矛盾。后者的主人公在6歲的時候隨一家人逃離波黑戰爭的殺戮，來到意大利生活，隨即融入西方社會，甚至在23歲時決定被一個意大利家庭收養，從而斬斷與故國的聯系。然而，正當她即將成為一名醫生的時候，她的弟弟卻因為父母教育和照顧的缺失，以及姐姐的遠離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癥，最終跳樓身亡。幾年之后，當主人公已經成為醫生，她的母親又在患病后的一天深夜里，在兒子的“召喚”下走出家門，在一片森林中獨自死去。波黑戰爭中殘忍的殺戮，失去兒子的祖母和外祖母的堅強，以及與之相比的父母在面對巨大社會悲劇時的不知所措，作為女兒的她開始毅然斬斷自己的根，但隨后又因為弟弟和母親的悲劇而充滿自責，從而重新感受到對于故國的眷戀的主人公，以及父母和子女兩代人在融入新的文化氛圍時表現出的拒絕與接受的兩種不同態度，所有這一切，都給作品賦予了非凡的張力。《我們將會獲救》的作者具有多年與前波黑族裔人民接觸的經歷，并且曾經到該地感受當地人的生活。這些努力都使得她的作品真實而感人，為單純以意大利文化元素為題材的文學界注入了一股清泉，也賦予了它很多意大利作品所不能比擬的力量。

婚姻中的創傷

小說《那個該詛咒的沃倫斯基》，借用了《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公的名字，其實僅僅起到了“混淆視聽”的效果。小說的前半部通過丈夫的回憶，回顧了這對夫妻共同生活的那些細碎甚至有時被忽視的過往。丈夫是一位優秀的排版師，他為妻子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安娜·卡列尼娜》，作為她歸來后的禮物。然而事實上，妻子并非像安娜那樣找到了自己的沃倫斯基，也不會因為殉情而輕生，而僅僅是出于對即將到了的死亡的恐懼，這才是她的“沃倫斯基”。在小說的后半部，妻子重新回到丈夫身邊，他們的生活走出了暫時的危機，重新回到原來那種緩慢生活的節奏。鑒于丈夫已經失去了工作，他們搬到鄉間生活，相伴走到生命的終點。

另外一部涉及婚姻家庭的小說是《天鵝絨般的離婚》。這部小說的作者是斯洛伐克裔作家雅娜·卡爾薩約娃。小說的標題是一個雙關語，一方面影射了導致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分離的那場“天鵝絨般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那場“和平分手”式的離婚。在這部用意大利語創作的小說當中，女作家將讀者帶回了那個柏林墻剛剛推倒，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被一分為二的那個時代，以及這些政治時間對父母和子女兩代人的不同影響。這其中的創傷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對于父母那一代人來說。在之前的政治體制下生活了40年之后，他們突然要面對一個完全向西方開放的社會，以及子女所擁有和正在行使的，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選擇上面的自由。面前這種局面，母親心中充滿了怒火，而且將這種怒火發泄在兒女的身上，作為丈夫父親卻選擇了隱忍和順從，盡管這種順從中同樣飽含著痛苦，因為他們仿佛從來沒有生活過。女兒們同樣有她們的創傷，比如發生在作為主人公的二女兒身上的分離：告別首先離家出走的姐姐，繼而離開原生家庭和自己的朋友，隨后又因為丈夫的出軌而離婚。同時，與丈夫的分離又與祖國的分離緊密聯系在一起，因為夫婦成為了兩個不同國家的公民，也過著兩種類型不同的生活。作家選擇用意大利語創作，也是因為與母語相比，這種多年習得和熟練使用的外語，可以為她提供一個“盾”，因為在撕開以往的歷史與個人故事的傷疤時，這種外語可以給予她母語所不能給予的距離與力量。

漫長人生道路上的創傷

小說《開放的故事》借助對父親（Alfredo Orecchio，1915-2001）的一生，尤其是其政治方面痛苦轉變的回憶，大量的文學、歷史、時事資料，以及身兼詩人和記者等角色的父親留下的作品，講述了從法西斯黨醞釀和形成開始近一個世紀的意大利歷史眾生相，其中包含著整整一代人受到的教育，戰爭造成的痛苦與撕裂，政治上的選擇與失望，戰后的重建，民主的誕生以及隨后的幻滅。這部小說雖然來自對過去的回憶，但絕不是懷舊。正相反，在這本以作者父親的生平為故事主題的書中，敘述者與主人公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代溝：一個是沉浸在虛擬文化世界中的人物，另一個則生活在當下的非物質和數字世界。過去總是在現在留下痕跡，但對過去沒有遺憾，也沒有傷感，而是充滿了認知上的理性與清醒，是一個關于通往真理的艱苦旅程的故事。

與此相比，另一部同樣有600多頁的，如河流般緩慢流淌的小說《情愛之路》，則單純從個人情感的角度出發，構建了地理（羅馬）、精神和情感三個層面的疊加，同時加入了對于古希臘神話和哲學的引用。女主人公試圖通過與形形色色的情人的交往，填補父親去世后留下的“空洞”。她就像女版的唐璜，在對愛的饑渴驅使下，無情地從一個愛人轉移到另一個愛人，希望填補情感上的空虛。小說中收集了女主人公各個年齡和社會背景的戀人，準確勾勒出他們的習慣、職業和心理特征。這些男人大多以自我為中心、自戀而又愚蠢：迂腐而無能的醫生，摳門的建筑師，渴望伴侶能夠像粉絲一樣奉承自己的哲學家兼作家等等。這些愛情關系有時在開始階段非常強烈，但在性格、方式和與異性不可調和的情況下很快就會擱淺，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女主人公與這個世界的無法融合。

當代小說所呈現的生活中，充斥著大量細碎、空虛和懨懨的情緒，但好像并不存在真正的失敗與絕望。相比前代的小說，取材于當代生活的敘事文學作品，往往缺乏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以及在那種背景之下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然而，對于失敗的痛感是因人而異的，即使是生活在當今世界的人，也會因為個人經歷和選擇，以及社會形勢的壓迫與擠壓，感受到真正的挫敗甚至是絕望。生活更像一條靜靜流淌的河流，在平靜以及瑣碎的生活下面，往往隱藏著各種內心的掙扎。斯特雷加獎的入圍小說，正是描述了我們當代人的這種有時隱秘、細碎，但非常真切的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