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翻譯工作講求“信、達、雅”，那么楊憲益的人生也可以用“信、達、雅”來形容，信是對祖國的信仰，達是對生活的達觀，雅則是對翻譯工作精益求精的追求。從《紅樓夢》、《離騷》、《儒林外史》、《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到魯迅、巴金、沈從文……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傾畢生之力，將中國文化經典譯成英語，推廣到國外，學界贊其“翻譯了整個中國”。

畫家、作家趙蘅在《我的舅舅楊憲益》中，用日記、追記、現場速記圖及圖配文的形式記錄了舅舅楊憲益最后十年，包括其與夫人戴乃迭的相濡以沫、與子女的溝通相處、讀書、翻譯、寫作、會友人、抗癌、治療、與家人的團聚以及直面死亡等。

信與情

楊憲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少時便好讀書，天資聰穎，十幾歲時能用五言古體翻譯雪萊的《致云雀》。19歲赴英國，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后考入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研習古典文學。讀書時，他用英國18世紀英雄偶句體翻譯了屈原的《離騷》，令英國人都拍案叫絕，譯作至今仍能在歐洲各大學圖書館書架上尋見。

他的才華令人贊嘆，更令人贊嘆的是他的愛國情懷，雖在外求學，但他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出國讀書，就是為了回國更好地工作”，這種信念，從未改變。1937年，抗戰消息傳到英國，楊憲益滿腔熱血發起集會、組織募捐；1940年，他學士畢業，拒絕了哈佛大學的邀請，更不關心日本的工作機會，排除各種困難，帶著妻子毅然回國。

楊憲益的妻子戴乃迭1919年出生于北京的英國傳教士家庭，七歲時隨家人返回英國，在教會中學接受教育。因幼年時受到中國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她鐘情于中國文化研究。戴乃迭與楊憲益相識于牛津大學，彼時，楊憲益是牛津為數不多的亞裔學生，戴乃迭則是牛津大學首位中文學士，兩人彼此愛慕，相互欣賞，排除萬難，結為伉儷。當楊憲益決定返回中國時，戴乃迭堅定跟隨，日后遇到各種困難，兩人都相互支撐。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與信念，那便是依靠翻譯，為瑰麗的中華文明拓寬一條“走出去”之路。

達與善

楊憲益翻譯成就高，為人則達觀善良。趙蘅在《我的舅舅楊憲益》中，將舅舅的樂觀與幽默展現得生動而形象。她說“舅舅是世界上活得最輕松的人”，這種輕松，并非是生活順利，而是心態的達觀。

年輕時，剛回國的他和妻子因戰亂而到處奔波，生活困難，《資治通鑒》翻譯手稿還不幸丟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夫妻一度蒙冤入獄，無罪釋放后不久，長子因精神失常在英國自盡。盡管如此，楊憲益在回憶時卻講得風輕云淡，只是對妻子感到抱歉。他總說：我希望中國好，今天看到中國的發展，還是感到滿意的。他的妻子也總說，我從未后悔回到中國。

妻子過世后，楊憲益不再進行大量的翻譯，他的最后十年，是在病痛與平靜中度過的。他不時與親友小聚，閑聊國事家事，興起便賦詩一首，偶爾也感嘆越來越多的好友離去。他對生死看得淡，一次提及身后事，有人建議他將自己的大腦獻給科研機構研究，看看這么成就滿滿的大腦構造是不是有什么獨特之處，他卻說，沖進馬桶就好了，而同為翻譯家的妹妹楊苡（楊苡是趙蘅的母親）打趣道：“那不是會堵了嗎？”類似的家常對話，在《我的舅舅楊憲益》中屢屢可見，文化人聊起天來，總是幽默中帶著內涵。

雅與專

如果說翻譯是楊憲益的畢生事業，這份事業離不開妻子戴乃迭。大部分的翻譯時間里，楊憲益直接口譯，戴乃迭飛快打字，兩人共同潤色和校對，雙劍合璧，經典就這樣不斷涌現。兩人的翻譯范圍覆蓋先秦古文、敦煌變文、唐詩宋詞、清代小說、近現代小說及各種雜文等，從《詩經》《楚辭》《史記》《資治通鑒》，到《紅樓夢》《儒林外史》，到《阿Q正傳》《白毛女》……他們讓世界感受著中華文化的魅力。

提及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楊憲益說是戴乃迭的先逝，“本來我們說好白頭到老一塊死，結果她先死了”，愛情最完美的樣子，大概便是尋著共同的理想一生攜手，彼此顧念，不離不棄，至死相戀。楊憲益對藝術有極雅極高的追求，擇一事，終一生，他對感情又有極專極深的投入，愛一人，至死休。

妻子過世十年后，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逝世。他的人生經歷，刻著時代的烙印，他的人生經驗，又在時代中留下印記，因此記錄楊憲益的故事，“是一份搶救文化的工作”。由是，外甥女趙蘅便承擔了這份使命。錄音、速寫、撰文……趙蘅以多種方式記錄著舅舅的生活細節，而《我的舅舅楊憲益》是趙蘅書寫楊憲益最后十年的“起居注”。“起居注”本是古代記錄帝王的言行錄，妹妹楊苡在提起楊憲益時玩笑道：他是家中長子，小時候算得上是家中的“小皇帝”。因而說這本書是楊憲益的“起居注”也不失一種幽默的說法。書中開篇沒有人物關系的介紹，書寫方式平實，娓娓道來，就像面前坐著一位長者，面帶微笑地回憶著自己家里的故事，時而是有趣的家常瑣事，時而又夾雜著人生感悟，每一處的情緒都極為細膩，沒有距離感。

趙蘅自己是作家，也是畫家，書中有不少繪畫作品穿插在日記中，裸脊裝幀，就像是在讀著一本形象化的日記。

如今的我們，能有幸讀到諸多的外國文學作品，能讓世界聽見中國聲音，離不開如楊憲益一樣生活在苦難年代，依舊對文學的堅守、對責任使命堅守的文人、愛國者。“他曾發出過震撼世界的聲音，直到他已說不出話來，還在盡力以笑容來答謝探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