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計高中時入選作文選的作文和大學時的習作，我發表的第一篇稿子，應該是帕斯捷爾納克《人與事》一書的書評，于2005年登在《新京報》上，只有六百多字，編輯老師是蕭三郎。迄今為止，我出版了八本書，包括三本小說，兩本散文隨筆，兩本社科，一本古籍整理。在很長的時間里，我的寫作一直毫無頭緒，都市、歷史、詩詞、戲曲、電影、民俗、兩性文化之類都寫過，狹義上有些不能稱之為文學。

直至2016年，我在《青年文學》編輯張菁老師的指導下，發表了中篇小說《女司機》，算是找到了一點路線，并按這個系列寫下去。在此之前是我漫長的“亂寫階段”，有些寫作者沒有這個階段，一上手就很快，但我很珍視那個亂寫的年紀。就在亂寫中，我開始寫女性。

一

寫女性，是因為我是祖母和母親帶大的。

我的祖母于民國二年（1913年），生于北京鼓樓煙袋斜街后的大石碑胡同，是最為樸實的北京老太太。她說著一口20世紀30年代的北京話，為家庭操勞了一生，最終不治于食道癌。若說人世間有什么最無私的愛，那肯定是我這位駝背、戴假牙、且不大認識字的左撇子奶奶，她的一切勞作，從做針線活兒、生火、做飯到用筷子皆用左手，父母和我都用右手，這使我小時候看起來很新奇。1952年，社會開始掃盲，40歲的奶奶也去街道上掃盲班了，可沒多久就回家了。她要操持繁重的家務，更始終無法決定，寫字是該用左手還是右手。

而我的母親在我4歲時就病了，41歲就辦了病退，一直是養病的狀態。她身體尚好時會帶我，身體不好也就管不了了。奶奶、母親去世后，只剩下我一個人在胡同里四處瘋跑。我可能是最后一代在胡同的爛泥里滾大的孩子，現在的孩子們衣著整潔，很少在胡同里野跑、玩沙子、滿地打滾兒了。

家里沒有教過我識字和算數，所有的知識和文化都來自學校和社會，可家為我呈現了一個生活場景。這個場景猶如一潭游泳池的死水。那種游泳池很小，非正規，不會及時換水，更多是用廢棄的消防池改造的，怎么游就看你了。

我最先接觸的女性，是祖輩、父輩的女性，各種各樣的街坊鄰居，七大姑八大姨，舅姥姥姨姥姥，她們有著太多的苦樂悲歡，有著和現在人不一樣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且大多在命運的驅馳下顛簸一生，所以我寫了《女司機》《積極分子》《紡織廠的女兒》等，分別寫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女司機、街道女積極分子、紡織廠的女工，并正在寫女知青。她們都有現實意義。

對女性問題的深挖，我從歷史、社科上找源泉，也發表一些古代女性的風俗、歷史、文化等的隨筆。北京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歷代著作中廣有描述。明代史玄著《舊京遺事》云：“京都婦人不治女紅巾饋，家家御夫嚴整。夫出，婦人坐火炕上煤爐邊，弓足盤盤，便可竟日。爐邊置牛肉饃饃等諸食饌，助以果物，依食下餮，與闌稍弄脂粉針線，或料理行躔，以此成俗。兵民之家，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清代《燕京雜記》亦云：“京中婦人不知織纴，日事調脂里足，多買肉面生果等物，隨意饕餮，家徒四壁，一出門珠翠滿頭，時裝衣服長短合宜，居然大家風范。”《駱駝祥子》里的虎妞，《四世同堂》里冠曉荷的大太太大赤包、二太太尤桐芳，小順兒媽韻梅（祁瑞宣的妻子），《正紅旗下》的姑奶奶，以及老舍散文里《我的母親》中的母親，還有葉廣芩筆下《瘦盡燈花又一宵》里的舅太太、舅姨太太，《雨也瀟瀟》里的二格格，并上溯到《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中的女性形象，都曾經真實地生活在四九城中，至今從北京女性的身上，還能找到她們的影子。

但我不只是從書本中翻資料，更多的是從祖輩、父輩的女性所耳聞目睹，她們有太多的難言之隱，即便她們愿意說，別人也不愿聽。她們更多是男人上下嘴唇之間一碰就形容出來的傻老娘們兒，是一臉陰氣病歪歪的少奶奶，精神上停留在清末的老格格、人人喊打的不結婚的老姑娘、部隊大院里見不著的小姐姐……她們不是現在電視劇里滿屏的精英美女，她們不結婚就會被人人喊打，她們若生活在部隊大院里就見不著。

她們總是被書寫，又總是令人唏噓。

二

我在想，若有女讀者看完《女司機》《積極分子》《紡織廠的女兒》等，會不會說：“作者懂什么女司機、女積極分子、紡織女工？”這也是我一直在用功的地方，那恰恰是一個抹殺性別、缺少女性意識且有欠現代文明的年代。那個環境中的女性是怎樣的，就應該寫她們怎樣。

我們從小成長在一個男性的世界里，這里可以單獨講一個詞：“大男子主義”，這個詞在80年代的北京或北方，又有一層特殊的含義。

“大男子主義”被人們用成了一個明貶暗褒、包羅萬象、專為男性開脫的詞，它意味男性的仗義、挺身而出、男主外女主內，好像有個男的擼胳膊挽袖子露出肌肉，同時把女性推到一邊，也意味著男性是第一性別，意味著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不論什么問題，只要一說大男子主義，似乎都可以被原諒了。因此，這個詞往往出現在男女吵架有人從中說和，男性不敬女性而被人批評，甚至是男廠長、男士兵、男勞模等犯了錯誤而開脫時。例如：“他什么都好，就是有點大男子主義，你就別跟他離婚啦。”我生長在一個“大男子主義”風行的語境中，至今這個詞用得少了，但語境并沒有減退。由此我自己“發明”了一個概念：雄性思維。

雄性思維是以男性為出發點的思維，即萬事萬物是為男性創造的。男生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全社會的教育和觀念打造的，在當代，特別是以男性工人的標準鑄造的。

男性從小受到過一種如此價值觀的教育：男孩子不許哭，不許示弱，不許事多，不許和女生玩。必須能吃能干，必須身高體大，必須學理科，必須比女生功課好，必須上本地的大學，必須進國企或事業單位，必須盡快找本地人結婚，必須盡快生孩子，必須生男孩，必須聽家里——父親或祖父的……這是在原始的、以體力為榮的、社會資源緊缺的評判標準中形成的，它無形中讓女性退場。由此，我的奶奶直至46歲才外出工作，原因是家里那時窮得過不下去了，而她的妯娌之間，但凡能過得下去的，女人都不會外出工作。女性當然有是否做職業太太的選擇，但我主張的是呼吁女性建功立業，實現自我，而不是從小就告訴她，你未來要居家。

再舉一個例子，在《房思琪的奇幻樂園》和作者林奕含的遭遇中，很多男性至今不會想到作者的心路歷程，至今不理解作者為什么自尋短見？因為解決的方法并不難：可以參照“青紅幫”的規矩辦，剁了那禽獸老師的手指頭，或者摘他只眼睛或耳朵，類似這樣的解決方法，就能擺平一切了。正如電影《古惑仔》中陳浩南被陷害侵犯了朋友的女友，按規矩跪在關公面前開香堂便是了。以雄性思維為參照，這類問題的思考方向是：女性受侵犯時如何反抗？如何推廣女子防身術（可以把體育課都改練綜合格斗）？對正當防衛要如何重新界定等。這是從外部解決問題的一種思維方式，但女性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勞動人民的女性意識，往往容易被忽略掉。

由此，我想接續講述她們的故事，去寫被忽略的地方。

三

寫作是源于受刺激。寫作者可能是受盡人間白眼，進而冷眼旁觀的人。寫作不是去推測你筆下的人物會怎樣，更不要對人對事有各種預判，而是需要奉上全部的誠心誠意，認真講好別人或自己的故事，進而探索人的內心世界。人的內心大過整個宇宙，對于現代語境中人心的認知才剛剛開始。

文學最培養人。若不是文學，我可能不去深度思考令人煩惱的事和琢磨不透的人，會早早地躲避苦難并企圖忘掉它。是文學讓我敢于面對那些天命中帶來的傷痛，去正視那些不忍直視的血淚與傷疤。這也許是我10年創作中最大的收獲，也是我熱愛文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