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沙烈士陵園，位于上海浦東新區川沙新鎮華夏東路2575號，原名川沙烈士墓。現安葬著在第一及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為國捐軀和新中國成立后在保衛祖國、抗洪搶險斗爭中不幸殉職的烈士共383名。

火種正在孕育

王鳴岐終于等來了上學堂讀書的日子。那一天，少年身著單薄的衣衫，包袱里裝著簡陋的筆墨和課本，離開了川沙楊園金光村的家，去到了二十公里外的川沙縣兩等小學堂（現觀瀾小學）高級班。他那張已經發出小胡子的四方臉上不可抑制地露出憨厚的笑意。

出生于1897年的王鳴岐已經十五歲，只上了幾年私塾。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王鳴岐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個沒有文化沒有見識的鄉村野小子，他想上學堂，想讀書。

1897年，距清政府垮臺還有15年，這一年，康有為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呼吁改革，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清政府依然不為所動。這一年，處在長江出海口的上海，雖已被西方列強武力開埠50余年，然而黃浦江對岸隸屬于松江府海防同知直轄的川沙撫民廳，受到的影響似乎微弱。這一年，王鳴岐出生，父母為他起名“鳴岐”，許是希望孩子的出生能帶來吉祥。沒有人預料到，這個孩子，未來竟會成為川沙縣第一個革命政權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他并沒有給父母帶來榮華富貴和如意吉祥，未來，父母要承受更多的，是擔心，是恐懼，是日復一日等待孩子安然回家的憂慮。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川沙撫民廳改為川沙縣。次年，王鳴岐終于進了學堂。這個“大齡”少年從不敢懈怠，他成了班里讀書最刻苦那一個。令十五歲少年大開眼界的是，除了課堂與課本，他還能閱讀到大量的書報，他投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兩年后，十七歲少年考入松江中學，卻因家里再也沒有供他讀書的“閑錢”而輟學，只能回到故鄉，在川沙龔路鎮明強小學謀得一份教書職業。又是兩年后，幸得親友資助，王鳴岐考入了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

那一年，王鳴岐已是一名二十歲的青年，他發現了一個更遼闊的世界，也發現了前路的迷茫與混沌。接下去的路，要怎么走？在師范學校的圖書館里，王鳴岐看見《新青年》雜志。他分明感覺到，混沌中，一道隱隱的亮光正吸引著他，他像一支待發的箭，默默蓄勢。

1919年，五四運動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迅速在中國擴展，王鳴岐即將畢業，他準備以全新的面貌進入社會，做一名新世界的教育者。他打算先從自己的名字下手。這兩年，在師范學校學習，王鳴岐每天都能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校訓——弘毅，出自《論語·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王鳴岐還想起了“周武王揮劍出岐山”的豪情壯志，這個胸懷大志的青年，為自己改名“毅”，號“劍山”（又名劍三）。

1921年，已為自己改名為王劍山的王鳴岐完成學業，回到家鄉，成為川沙顧路鎮惠北高等小學的一名教師，并迅速成為川沙教育界的翹楚。不久，川沙師范講習所創立，王劍山任教務主任，自此，講習所成為培養新型進步師資力量的搖籃。

星火正在燎原

1924年11月，梧桐樹葉還未落盡，秋風乍起的一天，川沙師范講習所來了一位年輕人，他身著藍布長衫，高挺的鼻梁上架著一副玳瑁眼鏡，消瘦卻沉靜的臉上帶著一股由內而外的儒雅。他向王劍山自報家門：在下林鈞，你的老同學，幸會！

王劍山想不起來自己有一位叫林鈞的老同學，卻見眼前的青年眉清目秀、風度翩翩，一派學者模樣，不由心生好感。王劍山請這位“老同學”坐下，一壺清茶，兩人交談起來。

時年，林鈞還是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一名學生，卻同時任上海大學附屬平民學校的教務主任。細聊起來，王劍山才知道，林鈞與自己有“三同”，同歲、同鄉、同校。林鈞1897年生人，與王劍山同歲。林鈞是川沙城廂鎮人，王劍山是川沙楊園人，自是同鄉。所謂同校，便是多年前王劍山上的那所川沙縣兩等小學堂，只是，王劍山進校時林鈞已畢業兩年。后來，林鈞考入江蘇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去蘇州上學；兩年后王劍山考入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在無錫念書。同是師范生，亦可稱為“同學”，兩人一次次擦肩錯過，如今卻在川沙師范講習所相遇。

從此，林鈞成了川沙師范講習所的常客，這位剛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個月的年輕的大學生黨員，迅速投入了故鄉的革命事業。他時常給王劍山帶來最新的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王劍山又一次看見了他在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圖書館里曾經看過的那本雜志——《新青年》，還有，他從未讀過的《向導》雜志。林鈞還常常帶來最新的革命形勢，以及王劍山聽說過、卻未曾透徹理解的一個名詞——共產主義。同為教務主任，兩位年輕的教育者常常促膝而談，談論中國革命的道路，談論教育者的責任，談論舊世界的讀書人兩耳不聞的“窗外事”，談論一群為真理而付出青春與前程的人，他們的名字叫——共產黨。

192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知了在樹梢頭嘶聲鳴叫了一整天，烈日將盡，地面還持續蒸騰著潮濕的悶熱。林鈞來了，依舊夏布長衫，依舊戴著玳瑁眼鏡，依舊一臉沉靜儒雅，他朝王劍山走來，面露疲憊之色，鏡片后的目光卻炯亮。

五卅慘案已發生兩個月，作為工商學聯合會的主要領導，林鈞緊接著參與組織發動了全上海罷工、罷市、罷課斗爭，還在南市公共體育場組織召開了一場10萬人的反帝集會，林鈞被推舉為與政府交涉代表之一。

林鈞忙于革命斗爭，卻從來沒有忘記駐守在故鄉川沙的王劍山。

斜陽透過樹蔭照在王劍山身上，他向著林鈞走去，他看見斑駁的樹影落在林鈞瘦削的臉上，看見他在微笑，微笑著走到自己面前，而后，伸出了他汗濕的雙手：王劍山同志，我以介紹人的名義，同時代表黨組織，歡迎你加入中國共產黨！

王劍山感覺到了掌心里的熱度，以及潮暖的濕度，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出汗了，還是林鈞的手汗染濕了他的手。兩個握住彼此雙手的年輕人，從此在“同歲”、“同鄉”、“同學”的“三同”之后，又多了一個稱呼——同志。

海嘯，由千萬朵浪花聚集

楊培生去啟昌機器廠做學徒的那一年，已經23歲，他在川沙小營房的老家已有妻小，但這份學徒工的營生，是他在紗廠工作的姐夫托人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無論如何不能放棄。楊培生努力，心靈手巧，很快，學徒工成長為熟練的鉗工師傅。因為啟昌機器廠發生火災，工人被裁員，1914年底，楊培生去了英國和記洋行所設的祥生船廠下的浦東祥生鐵廠工作。技術精湛，老成持重，還是個熱心腸，工友們喜歡與他聊家事，談國事，很快，他成了工人中那個最有威信的鉗工領班。

上海從19世紀40年代開埠，隨著產業工人越來越多，工人們的反抗精神也漸漸覺醒，為了抗議工作條件惡化和工資不足，他們與資本家斗爭，同時，他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情也在不斷迸發。

當王鳴岐滿懷豪情改名為“王劍山”，從師范學校回到故鄉川沙時，當林鈞在川沙一邊做小學教員，一邊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辦起進步刊物時，36歲的楊培生已經是一個有資歷、有技術、有覺悟的工人師傅。1919年6月6日，為支持北京學生發起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上海的6萬工人舉行了罷工。楊培生出現在祥生鐵廠400名參加同盟罷工的工人中，他們要求鐵廠的大班發電報給當局，釋放被押學生，懲辦賣國賊，罷工從6日持續至9日。

一個月后，楊培生響應孫中山先生發展實業的號召，發起并參加“鋼鐵機器業工會”，一種工人領袖的氣質已經初具雛形。

1925年6月，五卅慘案剛過去十多天，天氣有些悶熱，黃梅季已到來。楊培生的妻子周筱發正在發愁，家里六個孩子，大的十六歲，小的還抱在手里，全靠楊培生在鐵廠工作的一份薪水，以及大兒子在英美煙廠當童工賺點錢貼補家用。因為罷工，那幾個月，楊培生失去了收入，幸而周筱發與孩子們住在川沙小營房，鄉下人家，還有幾分薄田，勉強糊口。明天就是端午節了，別人家已經在準備包粽子的蘆葉和糯米，自己卻一籌莫展。蘆葉倒是好辦，川沙農村，家門外總有幾處環繞的水塘河道，水邊沼澤里長著茂密的蘆葦，往年端午節，周筱發都會去采來，包幾個草頭干餡兒的粽子，給孩子們打打牙祭。可是今年，家里的米缸已見底，楊培生好多日子沒有回家了，她有些擔心，楊培生已經在她面前提及多次，罷工還要繼續，工友們沒有收入維持生活，家里的田，有可能賣掉部分……周筱發知道丈夫在外面鬧革命，可是鬧革命不是為了活得更好嗎？為什么自己的生活，變得愈發捉襟見肘？

周筱發不知道的是，鬧革命，是要拋頭顱灑熱血的。周筱發更不知道，就在這個六月，端午時節，她的丈夫，42歲的楊培生，成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大海正在沉默中蓄積一場海嘯，楊培生、林鈞、王劍山們奔走街頭，他們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浪花，隨時撲向浪尖的最高處。為著當家做主，為著國家興亡，為著一場轟鳴的海嘯，他們正共同發出竭盡全力的呼喊。

在前線戰場，在后方城市

川沙城廂鎮人林鈞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的那一年，距離城廂鎮僅有五公里之遙的川沙王港鄉暮二村顧家宅里，顧燕出生了。取名“燕”，許是女孩出生的時候，家里的屋檐下正有燕子筑巢安居，也或者，父母希望女兒像燕子一樣，帶來春天的暖意和花開的氣息。誰也不會想到，未來的小燕子，會成為一名新四軍戰士，被戰友們稱作“戰地春燕”。

1932年1月28日，深夜，凜冽的寒風在窗外呼嘯，10歲的顧燕被飛機的轟鳴聲和炸彈的爆炸聲驚醒。是夜，駐滬日軍突然向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發動一二八事變。顧燕躲在被窩里不敢動彈，她想不明白，為什么有人要在自己的家門口犯下如此殘酷的暴行，為什么中國的土地要被別人踐踏？

因為父親去世，幾年前，顧燕隨改嫁的母親離開川沙王港，到上海市區討生活。平時，母親與繼父外出攬零活養活兄妹六人，顧燕是家中長女，她從小就學會了做家務，照顧弟弟妹妹。可她最喜歡做的事，還是上學堂讀書，她活潑伶俐，聰明好學，圓臉上的大眼睛里總是忽閃著好奇的光芒。小學畢業，她考入上海女子中學，卻因家中生活艱難，只念到初二，便離開了她最愛的學堂。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日本侵略軍向閘北、虹口、楊樹浦大舉進犯，江浙一帶大量難民為逃避日軍轟炸，源源不斷地涌進上海。15歲少女顧燕和同學自告奮勇，報名參加上海地下黨領導的難民救濟所的工作。上海市民轟轟烈烈地開展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難民收容救濟所成為黨的重要陣地，也是地下黨培養和輸送人才去抗日前線的重要基地。

在難民救濟所里，顧燕結識了一群同樣年輕的“前輩”。她被“前輩”們強烈的愛國之心深深地感染。什么樣的事業才是偉大的事業？顧燕不禁遐想。

1938年1月，寒意料峭，還有半個月就是春節，顧燕悄悄地出發了。這個十六歲的少女已經做好了準備，她要去做那件偉大的事業。那個吸引著她背井離鄉毅然前往的地方，叫皖南，那個閃閃發光的偉大的名字，叫“新四軍”。

顧燕和同學一起，離開了淪陷的上海，一路輾轉，途經溫州、金華、蘭溪等地，到達皖南新四軍總部，已是春節過后的2月。那一天，她成了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八隊的一名戰士，領到了一套軍裝、一副綁腿、一條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槍、幾發子彈，還有一條米袋子以及一雙草鞋。從此，16歲女孩開始了她的戎馬生涯。

那一年，身為華華中學校長、上海大學同學會總干事的川沙同鄉林鈞，經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同意，在浦東組建邊區民眾抗日自衛總團（簡稱“邊抗四大”），同年冬天，“邊抗四大”在川沙朱家店伏擊日偽軍，首戰告捷。

那一年，新四軍戰士顧燕結束了為期八個月的教導總隊女生八隊的學習生活，在“畢業上前線”的歌聲中，奔赴她的第一個工作崗位——新四軍軍部戰地服務團。

1939年5月，林鈞組建的“邊抗四大”和另一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保衛四中”共同發起潘家泓戰斗，圍擊下鄉掃蕩的日寇，擊斃鬼子數人，俘虜2人。10月，“邊抗四大”在寶山縣小川沙襲擊日軍海軍陸戰隊40多人，激戰三小時，全殲日軍，繳獲一批汽車和武器彈藥。

這一年冬天，遠在皖南的顧燕奉命隨陳毅去往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顧燕能歌善舞，她在指揮部服務團里擔任編導，負責文藝演出、民運和戰地勤務工作，“戰地春燕”的名字，就在這里被叫響。

1940年春天，身在上海的林鈞按照新四軍駐滬辦事處的指示，肩負起了更危險更艱巨的對敵策反工作。林鈞經常穿行于浦西與浦東之間，有時候，他是一個頭戴禮帽、身穿西裝的上海商人，有時候，他又化身長衫馬褂、手提皮箱的鄉下紳士。在浦西，他的身影遍布有軌電車、浦江輪渡，在浦東，他的足跡踏遍星夜阡陌、田埂河道，面對敵人的盤問，總是沉著淡定。豐富的斗爭閱歷，使他在復雜艱險的統戰工作中，游刃有余。

這一年3月，“戰地春燕”顧燕站在鐮刀斧頭的紅旗下，舉起右手，握拳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

兩年后，顧燕調任蘇中軍區司令員粟裕的機要秘書。

這就是顧燕所能理解的最偉大的事業，她正朝著理想的大路奔跑。而這一份事業，在前線的戰場上，在后方的城市里，在一處處隱秘的角落，生根，發芽。

迎接解放，哪怕奉獻生命

1949年，黎明即將到來。4月，解放軍兵臨長江北岸，準備渡江南下。大勢已去的國民黨正準備后路，計劃將儲存在上海的黃金等財物搶運臺灣。4月20日，解放軍渡過長江，迫近上海。

暮春，上海街頭，黃競武照例一身西服，提著公文包去上班。他下車，抬手，輕輕梳理了一下本就整齊的頭發，壓了壓心頭暗涌的激動，沉住氣息，向著他中央銀行內的404辦公室走去。這幾天，解放軍開始在他的家鄉川沙、高橋等外圍打響了“上海戰役”，黃競武與所有上海人一樣，早已按捺不住，他們在等待，槍炮聲已近在咫尺，上海快要解放了。黃競武是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的次子，這一年，他46歲，任中央銀行稽核專員。這位畢業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碩士，正為上海的解放馬不停蹄地奔走。身為上海民建的常務干事，他利用工作之便，根據地下黨組織的指示，收集“四行兩局”的金融情報，為我黨接管上海做準備。“戰上海”的日子快要來臨了，黃競武不斷向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同仁們傳遞著消息：“我們要保存國家財產，不讓國民黨轉移。”“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養活600萬人口”……

4月24日夜，黃炎培先生在北平通過新華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呼吁：配合人民解放軍，迎接解放。黃炎培的廣播談話，隨著電波傳遍了上海。那幾日，黃競武發現身后總有鬼鬼祟祟的身影跟隨，他知道，自己被特務監視了，處境危險。親友和同事勸黃競武離開上海，去川沙的老宅避難。彼時，川沙郊外，農家門口的桃樹已花落，油菜籽正孕育飽莢，青麥還未變黃。生活本該如此，黃競武更可以過得舒適安然，然而，20年前，他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又何嘗是為了一份安逸享樂的生活？黃競武拒絕了親友同事的善意安排，危險時刻，亦是緊要關頭，他留在浦西，開始轉移民建的機要資料。5月12日，早上，黃競武照例告別妻子，離家上班。妻子有些擔心，卻也并未多話，只說了一句：路上當心，再會。這一日，黃競武再也沒有回家。

5月17日，南車站路190號，保密局監獄，黃競武與難友們躺在牢房里，連日嚴刑拷打，他身上已是千瘡百孔。深夜，特務開始從牢房里提人，每20分鐘提走一個，黃競武默默地數著：一個、兩個……六個、七個……他聽見了自己的名字：黃競武！第八個，是了。黃競武踉蹌起身，拖著皮開肉綻的身軀，蹣跚走出牢房。他仿佛聽見來自黃浦江吳淞口的槍聲，解放軍正在上海外圍斷敵后路，他的家鄉川沙，已在兩天前解放，攻殲上海市區的戰斗很快就要打響……太陽正在升起，他看見了，他寬闊端正卻血肉模糊的臉上，仿佛綻開一絲笑意。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國民黨守城部隊投降，上海徹底解放。28日清晨，上海市民打開家門，看見滿身蒙塵躺在街邊的解放軍戰士。人們涌上街頭，揮灑熱淚與歡笑，為上海慶祝，為解放慶祝。

被關在提籃橋監獄等地的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相繼獲釋，可是，沒有黃競武的消息。妻子每天都在外面尋找，不祥的預感越來越強烈，那些日子，她只要聽說哪個地方挖出了死人，就要跑去看，她希望那些死人里沒有她的親人，可又希望，他在里面，她能找到他。民建的同仁也在尋找，竭盡全力。終于，在保密局監獄的空地里，烈士的遺骸被發現。十三名志士成排躺在土坑里，五花大綁，頭套藍布，口目洞穿，手足殘斷，指甲俱脫……他，是其中的第八個。1949年6月3日，上海《大公報》發布新聞報道：匪黨殺人慘絕人寰，愛國志士被活埋……

黃競武犧牲后不久，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總理的黃炎培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那是一位父親對兒子說的話：競武！你死了，倘若你預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萬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將先后得到解放，競武！你雖死得慘，也可以安心了。

黃炎培先生的客廳里擺放著一張黃競武的遺像，照片的空白處，是黃炎培的親筆：

我們每一回走過北京天安門，

望見高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想起千千萬萬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生命者中間，

有一個是你。

（作者：薛舒，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上海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