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前，劉子超過著令幾乎所有當代小資青年艷羨的生活。1984年生于北京的他是一名旅行作家。2015年出版了第一本游記《午夜降臨前抵達》后，他去牛津游學一年，回國后正式決定辭去工作，全職從事全球旅行寫作。

與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旅游攻略不同，劉子超所到之處大多是少有旅行者問津的地方，他所寫下的也盡是鮮為人知的故事。2019年，劉子超出版《沿著季風的方向——從印度到東南亞的旅程》。2020年，他的最新游記《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的旅程》成為當年最火的暢銷書，也讓“旅行文學”這個沉寂多年的門類在國內“高調出圈”。

旅行文學在西方源遠流長。從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貴族子弟就以在歐洲大陸各國的壯游（Grand Tour）作為自己的成人儀式。在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的游學歷程中，這些青年的見識素養、語言能力和文藝修養都會得到大大提高。而在蒸汽動力交通普及以后，越來越多的富裕資產階級旅行者也加入到壯游的隊伍中來，而旅行文學也自然蔚然成風。從1719年笛福發表《魯濱遜漂流記》，到拜倫的《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再到20世紀的毛姆、保羅·索魯、簡·莫里斯，奈保爾……每個時代的西方旅行作家不但為他們的同代人提供了大量異域奇譚，也為后來人留下了他們看待異國的目光。而旅行文學更是長久以來西方最受歡迎的文學門類之一。

相較而言，旅行文學的傳統在當代中國則斷斷續續。擁有全民知名度的除了上世紀70年代寫作、此后在華人世界經久不衰的三毛，就是上世紀90年代風靡一時的余秋雨《文化苦旅》等一系列游記散文。此后便少有現象級旅行文學出現，直到劉子超憑借他的中亞游記登上暢銷書榜單。在他的書里，沒有三毛式的熾烈情感，也沒有余秋雨式的悲天憫人，有的是一種敏感、精致、冷靜而輕盈的態度，一種追求個體自由的，屬于80后、90后一代的精神共鳴。在他的游記里，有當地的歷史文化，風物特產，與此地相關的典故與文藝作品……但最不可替代的是他與當地人的相遇與交往。不管來到多么陌生的文化環境當中，劉子超總是通過借宿、社交軟件等手段想方設法地介入當地人的生活，并在他們身上發現親切有趣的生活細節。他寫過獨自居住的羅馬尼亞女子，學中文的塔吉克斯坦男孩，見多識廣的吉爾吉斯餐館老板娘……為了在平淡生活中尋找冒險，即使被騙也在所不惜。因此，閱讀他的寫作不是聽取說教，反思歷史的“苦旅”，而更像是通過一個老朋友的視角身臨其境。

閱讀劉子超對當地人精準而傳神的描述，我們明顯能感到旅行的他與寫作的他是兩個不同的人。正如他所說的，旅行者的身份讓他既“置身其中，又超然世外”。例如，在伊塞克湖遇到的兩個比基尼女郎面前，他只是個內向憨厚的中國人，不妨將他“宰上一刀”。而在事后的復盤書寫中，劉子超卻不乏腹黑地講了故事的后續——他把兩個喝醉的女子親手送上了一輛“宰客”黑車。一次不甚愉快的遭遇，就這樣在他筆下獲得了豐富的層次感。

類似的故事在劉子超的游記中隨處可見。無論是遭遇車禍，還是財物被竊，都能為他的寫作添上精彩的一筆。在他尋找目的地的時候，就做好了經歷這些“意外”的準備。那些充滿沖突和危險的地方，正是他寫作的最好布景。這些普通度假旅行者即使能夠到達，也不愿擁有的異域歷險，正是劉子超出發的原因。為了寫出獨一無二的故事，他需要把自己交付給未知的世界。而他自己那些小小的狡黠與“脫軌行為”，也只有在離開熟悉的空間時才能激發出來。在寫作中，當他貌似不動聲色地介紹匈牙利貴腐葡萄酒，同時也給讀者留下了關于他是否酒駕的猜想。劉子超說，“在旅行中，沒有人知道我是誰，而我可以成為任何人。這種自由自在的感覺，若有若無的歸屬，大概正是如今快節奏生活中最稀缺的東西吧。”

不得不說，劉子超之所以能吸引眾多讀者，和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息息相關。在今天的中國城市中，像他一樣的青年越來越多。他們出生于大城市，成長順利，接受過良好的人文教育，或多或少有著一些海外經歷，也不受家庭和生活負擔的牽絆。當現實生活不再對他們構成壓力，尋找人生意義和精神歸宿就成了生活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劉子超也曾面對同樣的迷惘困境。在《午夜降臨前抵達》的后記中，他寫道，“我快要28歲了，既沒有女朋友，也沒有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寫什么”。

幸運的是，劉子超在寫作中找到了自信和意義。而這樣的寫作和生活方式，對大多數當代中國青年來說仍然是一個雖心向往之，卻難以抵達的夢想。最大的障礙并不是經濟，而是這種漂泊而孤獨的長期狀態，本身就令大多數人難以承受。因此，劉子超就成了一個難能可貴的媒介，能讓我們通過他的臨場去體驗自己無法體驗的世界。特別是在疫情來臨，旅游成為奢望的今天，閱讀旅行文學更是將“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合為一體，成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消遣。

在這重意義上，劉子超旅行文學的珍貴之處并不在于他精準的文筆，信手拈來的典故，和時常自然流露的精英感，而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視角。他的寫作不但為讀者敞開了世界各地那些被西方主流話語所遮蔽和遺忘的角落，也記錄了這個時代的中國青年看待世界的方法。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