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中華書局出版了學者周志文的新著《陽明學十講》。作者秉持“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的態度，通過對陽明學之前儒學歷史的溯源、陽明學出現的背景分析、陽明人生與學術的精到論述、王門后學的發展以及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使讀者能夠在平易而有力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王陽明“不世出之天姿”，“冠絕當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業與文章。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其中《“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一節發布，以饗讀者。

《陽明學十講》，周志文 著，中華書局2022年7月出版

陽明在第二年也就是正德三年（1508）戊辰才到貴州龍場，時年三十七歲，在此地待了整整兩年，一直到三十九歲才離開。這次被貶謫是陽明一生的轉捩點。中國歷史上不少名人，在經過人生變難之后，生命境界大開，終于成就極大事業。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正可證明此事。陽明居夷處困，到處行動不便，反而將平日的寵辱忘懷，身邊一無交往酬酢的對象，枯寂的生活更觸發了他頗為頻繁的內心活動，這種轉變，使得他在思想上的進程大步超前。《年譜》中記錄了這段經歷：

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郁，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

這段記錄極為重要。陽明學的主旨在“良知”。要知道所謂“良知”是每個人都有的，即上文所說的“吾性自足”，但有些人迫于習染，把良知弄得混雜了，或把原本有的良知弄丟了，以致良知不再，所以就得“致良知”了。所謂“致良知”，是指把良知重新找回，而良知在心，自不能從外緣知識中尋找，當然也不能從書本中找，書中的是聞見知識，與良知無關，良知得從個人的身體力行中去發現，這就是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的來由。這個見解，是陽明在居夷處困時發現的。這段經歷，對陽明而言十分重要。這一年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也是他有著最大的發現的年份。

陽明在貴州前后待了三年，正德五年（1510），害他的宦官劉瑾因謀反涉罪而被凌遲處死，陽明的罪也就被平反赦免了，隨即被任命為江西廬陵縣知縣。廬陵是北宋名臣與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的出生地。陽明三月到廬陵，但沒做滿一年，十二月就又調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后又調任北京吏部，此后在各部調來調去，都不是很重要的職位。但在此期間陽明的聲名鵲起，前來跟隨的學生日漸增多。他因遭貶謫龍場曾于正德二年時短暫回鄉，就有學生向他求學。他早期的學生徐愛（字曰仁，號橫山，1488—1518，也是陽明的妹婿），就是此年稱弟子的，之后，追隨者漸多。在貴州時，也有當地學子加入。陽明此后日常主要的工作，其實是放在與學生的相處上面的。

當時他提出的良知哲學，很契合人心，很多人認為能救當時學術之弊，所以追隨的學生更多了。正德八年（1513）十月，他又赴滁州，督導馬政，做了一名管官馬的地方事務性官員。滁州在安徽的長江沿岸，離南京很近，這地方也與歐陽修有關，他曾被貶謫滁州，以詩酒自放，筑有“醉翁亭”于此。第二年四月，陽明又被調升為南京鴻臚寺卿，官職比以前高了，但仍是個閑差。他很高興，因為沒太多的事可做，便成天與學生故舊聚在一起，得以彼此問難切磋。他的良知之學，也因不斷鍛煉修正而變得比以前更成熟。正德九年五月，陽明從滁州趕赴南京就任新職的時候，突然覺得往年自己本想“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但又可能形成一個“空虛”之病，而且覺得自己的良知學與佛、道二氏之學也有些分不清楚之處，故立志要厘清。他說，居夷三年，再加上這幾年的思考、沉淀，“始見圣學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

陽明的良知學，在不斷沉思、反省與自尋出路的努力中，也進入一個新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