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0月3日，路易·阿拉貢在巴黎出生。當時父親路易·安德里厄年近57歲，已有妻室，而母親瑪格麗特·圖卡方才24歲。安德里厄曾任巴黎警察局長、法國駐西班牙大使，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為了避免丑聞，母親謊稱是阿拉貢的“姐姐”，外婆謊稱是其“養母”，年幼的阿拉貢被告知自己的親生父母已經不在人世。童年宛若一個謎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拉貢即將走上前線的時候，才得知真相。當時自稱是其“姐姐”的親生母親陪他前往巴黎東站，由于擔心此去一別可能就是生死相隔，才全盤托出阿拉貢的真實出身。

由此帶來的創傷與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深深影響著阿拉貢，母親變成了一個難以啟齒的代名詞，他在詩歌《詞語》中寫道：“這個沉重的秘密重重地壓在我們之間”“我們把它當作一種恥辱”“稱呼你為我的姐姐讓我無能為力，如果我假裝這樣做也只是為了你”“我的出生本就是個錯誤”等等。至于“阿拉貢”這個姓氏，不難看出，它并不屬于父母雙方任何一個家族。關于其由來，一說是他的父親當過法國駐西班牙大使，為了紀念在西班牙的這段經歷，故選擇了阿拉貢這個名字；二說是父親擔任巴黎警察局長期間，其手下有位警察分局局長名叫阿拉貢。更何況，阿拉貢和安德里厄都是以字母“A”開頭，父親似乎也希望能夠和兒子建立起一點微妙且不易察覺的聯系。正如皮埃爾·戴在傳記《阿拉貢傳》里所寫的那樣：“（阿拉貢）這個名字包含了某種密碼，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破譯。”

從小，路易·阿拉貢生活在一個母系家庭：自稱“養母”的外婆和她的3個女兒圍繞在阿拉貢周圍。除此之外，僅有一名男性，阿拉貢的舅舅埃德蒙·圖卡斯，他是小型文學報刊《現代新報》的創始人與管理者，經常出沒于法國文學圈，也非常熱衷現代藝術。阿拉貢在青少年時期就對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舅舅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16年起，阿拉貢入學學醫，期間他結識了安德烈·布勒東，二人因對馬拉美、蘭波、阿波利奈爾等詩人的共同熱愛越走越近。1917年，阿拉貢被征召入伍，次年春天，他以輔助醫生的身份被派往戰爭前線。1919年復員后，阿拉貢一邊繼續醫學研究，一邊進行文學創作。同年3月，他與布勒東、蘇波一起創辦了《文學》雜志，次年阿拉貢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歡樂之火》，由此開始了他的超現實主義寫作時期。

今天我們提起阿拉貢，首當其沖會想到他的共產黨員身份。除了擔任相關政治職務外，他還為《人道報》《今晚》等報刊撰文，并出版了小說《巴塞爾的鐘聲》（1934）、《美麗街區》（1936）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阿拉貢再度應征入伍。在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時期，阿拉貢轉入地下，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秘密出版詩集，比如《斷腸集》（1941）、《艾爾莎的眼睛》（1942）、《格雷萬蠟像館》（1943）和《法蘭西晨號》（1945）等。

阿拉貢的作品風格多樣、各不相同。他創作了一系列愛國主義詩歌，在德占期間號召法蘭西人民奮起反抗；他寫過歷史小說《圣周風雨錄》（1958），再現了法國歷史上“百日政變”時期以拿破侖和路易十八為代表的兩大政治勢力的較量和逃亡陣線上的林林總總，氣勢恢弘又細致入微；他先后創作了6卷長篇小說《共產黨人》（1949-1951，1966-1967重寫），歌頌了共產黨人的英勇斗爭，描繪了當時法國社會政治現狀，成為戰后法國文壇享有盛譽的現實主義巨著；他在《奧利安雷》（1944）中講述了經典的愛情故事，在《巴黎鄉巴佬》（1926）中呈現了獨特的“拼貼美學”。除此之外，阿拉貢還擔任編輯，1953年至1972年間，他負責管理報刊《法蘭西文學》，在上世紀60年代前后，該報刊對法國文學和藝術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詩人、編輯、散文家、小說家、評論家、歷史學家、論戰者、反叛者、革命者……多重身份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一個立體的阿拉貢形象。

作為一名異常多產的作家，路易·阿拉貢為法國文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深深影響了其他文學人士。1982年12月24日，阿拉貢去世，在其葬禮上，法國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讓·端木松發表致辭，而后以《一位詩人的墳墓》為題發表在《費加羅報》，他這樣寫道：“詩歌正處在一個猶疑的時代，傳統即將枯竭而先鋒派尚在尋找自我，阿拉貢毫無疑問是法國詩人中的第一人。最耀眼。最受歡迎。最嫻熟。最令人悲痛。”從致辭標題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端木松眼中，阿拉貢首當其沖是一位詩人。阿拉貢一生創作了大量詩歌，其中很多被喬治·巴桑、讓·費拉、萊奧·費雷等人改編成歌曲傳唱至今，比如《世間沒有幸福的愛情》《沒有你我將如何》，此舉讓法國詩歌變得更加普及，更易被大眾接受。阿拉貢也被法國報界稱作“二十世紀的雨果”。

端木松多次表達自己對阿拉貢的崇拜與敬仰。在《另一種法國文學史》的序言里，端木松寫道：“紀德、普魯斯特、克勞岱爾、瓦萊里、佩斯、阿拉貢等人，他們開辟了新的視角，為法語語言的榮光做出了比任何人都多的貢獻。”在與莫尼克·杜邦-薩戈蘭合著的《阿拉貢在我們之中》里，端木松預言：“如果讓我打賭，我會打賭說阿拉貢在一百年后，也許在五百年后，仍然會被那些對共產主義或超現實主義一無所知或幾乎一無所知的年輕人閱讀。他與龍沙、波德萊爾、圣西門、司湯達、夏多布里昂、蘭波一起，在法國作家的長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曾力推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進入法蘭西學院的端木松一直遺憾于沒有同樣促成路易·阿拉貢的入選。當然，端木松深知，阿拉貢為法國文壇留下的成就遠不需要這個頭銜來加持。在《另一種法國文學史》的《阿拉貢（1897-1982），世紀的鏡子》一章里，端木松寫道：“他讓我知道文學勝過一切。像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一樣，我對他的詩句爛熟于心。”端木松還曾在訪談中表示，只要一想到阿拉貢的詩歌，淚水就浸滿了眼眶。同樣著作等身的端木松發表過《世界末日的怪事》《有一天我將只字不提地離開》和《我要說人生很美》，這三個標題系三句詩句，均取自阿拉貢發表于1954年的詩集《眼睛與記憶》。

1928年11月6日，阿拉貢與后來的妻子艾爾莎在巴黎蒙帕納斯街區的圓頂咖啡館相遇。正如阿拉貢在阿涅斯·瓦爾達為他們拍攝的紀錄片《玫瑰艾爾莎》（1966）中所言：“往后余生，我們從未分離。”在阿拉貢的作品中，艾爾莎的身影無處不在。他先后出版過詩集《艾爾莎的眼睛》（1942）、《艾爾莎》（1959）、《艾爾莎的熱戀人》（1963）、《我在巴黎只有艾爾莎》（1964）。

1886年艾爾莎·特里奧萊出生于莫斯科，24歲來到法國，多年遠離故土，家鄉在其心中一直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當她第一眼看到維勒納夫磨坊的時候就愛上了這里，1951年，阿拉貢把它作為“法國的一隅之地”獻給“連根拔起的”艾爾莎。這是他們擁有的第一棟房產，遠離巴黎的喧囂，宛若一個世外桃源，讓夫婦二人得以偏安一隅，安享靜謐的生活。今天，在阿拉貢故居客廳的圓洞形窗戶后面，依然可以看見流淌的潺潺河水。客廳入口處放置著一臺無線收音機，旁邊是阿拉貢詩歌改編的歌曲唱片，置身其中，耳畔仿佛傳來了悠揚動聽的旋律……

如果有機會前去參觀故居，會發現房間內隨處可見的藍色色調，這是艾爾莎最喜歡的顏色，比如廚房里使用的彩陶方磚和畫家莫奈的吉維尼故居的廚房一模一樣。夫婦二人和畢加索等藝術家交往甚密，據說畢加索每次前來做客的時候，總會帶上一幅自己的作品。廚房餐桌上有兩個畢加索做的盤墊，阿拉貢書房的墻壁上有一幅名為《狂歡節：國王》的石版畫，細細觀賞能從中看出一只和平鴿的輪廓。在廚房，還可以看見費爾南·萊熱送給艾爾莎的紅棕馬陶器，呼應了艾爾莎發表于1953年的小說《紅棕馬或人類的愿望》，在阿拉貢的書房還陳列著萊熱以保羅·艾呂雅的詩歌《自由》（1942）為靈感創作的插圖。

艾爾莎·特里奧萊絕非僅僅是阿拉貢的妻子這樣一個簡單的身份標簽。首先她也是一位優秀的作家，作品《第一個窟窿價值200法郎》獲得了1944年度龔古爾文學獎，她也是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作家。這部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短篇小說集，標題取自普羅旺斯登陸前夜倫敦電臺發布的12條密碼信息之一。故事形式宛若一幅“拼貼畫”，像極了她在上世紀30年代為巴黎的一些高定作坊制作的珠寶首飾。今天在這對夫婦的臥室里，依然可以看見擺在桌子上的原材料。這段獨特的珠寶制作經歷在《玫瑰艾爾莎》中也有所呈現。不僅如此，艾爾莎還從事翻譯，一方面她將契訶夫、馬雅可夫斯基等俄國作家的作品翻譯成法語，另一方面她將阿拉貢、塞利納等法國作家的作品譯介至俄國。阿拉貢和艾爾莎藏書豐富，多達3萬余本。除此之外，在故居二樓走廊上還藏著一個隱秘的壁櫥，那里存著放著艾爾莎熱衷的睡前讀物——將近300本偵探小說。

1970年6月16日，艾爾莎因心臟病逝世。此后，故居二層的日歷永遠定格在了這一頁，仿佛暗示著自從艾爾莎離開人世以后，阿拉貢的世界也就此停止轉動。根據艾爾莎生前的愿望，她被葬在花園的兩棵山毛櫸樹下。幾個月后，俄羅斯大提琴演奏家羅斯特羅波維奇專程前來為艾爾莎演奏巴赫第五號無伴奏大提琴組曲。12年后，1982年12月24日，阿拉貢逝世，二人合葬于樹下，相擁而眠。今天，站在二人的墓碑前，依然能聽見四周傳來的悠揚琴聲，這是故居專門安裝的現代藝術裝置。

阿拉貢和艾爾莎曾經共同生活過的房子如今變成了一座博物館，全稱是艾爾莎·特里奧萊和阿拉貢故居，坐落于伊夫林省圣阿爾努昂伊夫林市，距離巴黎約1小時車程。今年是路易·阿拉貢逝世40周年，故居全年設計了一系列活動以茲紀念。如果沒有時間前往這里，在巴黎市中心，靠近圣路易島，有一座以路易·阿拉貢命名的廣場，路牌上刻著四行阿拉貢的詩句。

最后，聽一聽阿拉貢寫給艾爾莎的情詩。在紀錄片《玫瑰艾爾莎》中，米歇爾·皮科利深情地念誦著阿拉貢的詩句：“我沉浸在震耳欲聾的沉默的愛情中”“我被流星的火焰擊中，仿佛一個在八月死于海上的水手……我啊我看到海面上忽然熠亮，艾爾莎的眼睛，艾爾莎的眼睛，艾爾莎的眼睛”“我真正的生命開始于，與你相遇的那天……我出生在你的唇邊，我的生命由你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