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大專畢業后，我在老家的圖書公司當教輔書的編校。幾年后，又在一所美容整形醫院當文案。這是我至今所有的工作經歷，不足半年。不論是出于對文學的熱愛，還是把它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自由寫作者的日子持續了十余年，早已經模糊了邊界。文學和寫作成為我的日常生活。中間，我有幾次想放棄寫作，不論是寫得不夠好，還是缺乏外界的認可。機緣巧合，2010年小說獲獎，之后簽訂了第一本書的出版合同。2016年，山東省淄博市簽約作家制度，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這些，都讓我在心生放棄之際又堅持了下來。幾年間，我陸續出版了八本小說，既有學徒期間的青春寫作，也有《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噓，聽你說》《兄弟，我們就要發財了》的青年焦慮寫作。加上這幾年完成的鄉村三部曲，過去十余年，自認經歷了這三個寫作階段。

起初促使我寫作的，并不僅是對文學的熱愛，熱愛者太多，而能堅持下來的主因，是寫作讓我的人生有了一種寄托，讓我避免走入歧途，同時抵御世俗的擠壓。有一年，我參加區縣的一個活動，中途和一個老哥出來聊天。他50歲左右的年紀，在化工廠上班，家里也有地，閑時會寫點小文章，所謂弘揚真善美。我說，文學不只是這樣的。他說，但我相信這些。看到他辛勞的面容，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苦難和磨礪是不少的，于是我沒再多說些什么，只要相信，就選擇去寫吧。此后，這么多年，我總是經常想起他。顯然，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種可能。若是我不讀書，高中畢業后，會像同齡人那樣進工廠。或是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心儀的工作，最后也只能去附近的工廠上班，閑時寫作。即便是前些年，當我生活拮據難耐時，進工廠也是我唯一的出路。業余寫作，養家糊口，我不能說自己真能堅持寫下去。

十余年，寫作成為記錄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對生活的感悟融入到小說中——

2012年春天，結束了在美容整形醫院兩個月的工作時，我已經有半年沒有寫作。辭職后的第一天，我用半天寫完短篇小說《沒有換氣扇的房間》。這一年我大致寫了三四十個短篇。嘗試寫作四五年后，第一次感覺打開了自己，不說才思泉涌，至少有止不住去表達的欲望。夏天，我在村里老宅的臥室，坐在馬扎上，對著電腦，到凌晨三點多，寫完《和它的美國親戚一樣》。半夜，村里有狗在叫。我躺在床上興奮難耐，不停幻想，在村邊的儲油罐爆炸，瞬間死去，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2014年，女兒出生，我們住在村里，這一年，我寫了十來個短篇。八月份，我在成都，聽張羞說起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回來后據此寫了短篇《信任》，講述“我”去車里拿尿不濕，被一個人劫持，充當司機，去為他妹妹報仇。這年，妻子懷孕期間一直擔憂胎兒是否健康，這種長達幾個月的擔憂情緒，在女兒健康出生后，呈現在《有李燕的家屬嗎》里。

2015年，我總是騎著電動車去鎮上的郵局，問有沒有稿費單。有的時候不多，總是說沒有。灰頭土臉回去，一路上，都覺得自己這樣子不是個辦法。找份工作還是繼續寫作，這個選擇又擺在面前。冬天，我寫了短篇《時運不濟》。其中有一個場景，晚上我在銀行門口，看到一個身影，視線不好，背影很像死去的父親。

2017年，過了30歲，幾乎一整年，我都在焦慮未來要寫什么，想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過去關注的“青年焦慮”這些東西，顯然進入了一個死胡同。我對未來的寫作充滿了擔憂。據此寫了短篇《衛華邦》，結尾寫道：“這天晚上，遵照這幾年來的生活作息，衛華邦準時在凌晨三點醒來，他躺在床上進行了以上的思考，做出了一個決定，天亮之后要清洗掉作家這個身份。這個決定，讓他欣喜不已。如果你們對衛華邦的未來感到好奇，在這里我可以透露一點。后來，他再也沒有失眠過，盡管一直保持著閱讀的習慣，卻再也不會下手寫點什么。衛華邦走出家門，干過許多營生，多是你走在街上能遇到的，比如交通協管員、停車場收費員等，他變得樂于和人溝通，整個人也開朗了起來。”

2018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送女兒去學舞蹈。回到車里，我拿出手機，在記事本上，寫完《余事勿取》中“衛學金”這一章的結尾，“衛學金終于意識到，他的一生就是逐漸被拋棄的過程，中間他曾想過跟緊這個時代，就像他最身強力壯的年齡是個騾夫一樣，不遠處車流不息的公路上已經沒有了他的位置”。寫完后，我下車抽煙。以父親為原型的“衛學金”在小說中的死亡，讓我七年后終于可以坦然面對父親的死亡。

2019年，8月，我在東營的郊區參加活動，當時我正在寫鄉村人物系列的《劉亦農》，我請假留在房間里，外面是已經爛尾的鄉村小別墅，雜草叢生。“劉亦農夫婦都已經七十多歲，經年累月的農活，讓他們弓腰駝背，皮膚黝黑，裸露在外的肌膚隨處可見逐漸加深的皺紋以及不斷冒出來的老年斑。一些常見的慢性病正在侵蝕著他們的身體，床頭柜上擺滿著各式大小的藥瓶，降壓、止疼、化瘀。布洛芬是他們每天必吃的。入秋后，劉亦農會陷入長達半年的咳嗽，夜晚的喘息聲讓老伴和他分屋睡。朱如珍身上的幾處關節長了骨刺，疼痛讓她總是心情不佳。”這一段話，前后琢磨了很久。寫作讓我感覺越來越困難。

2020年，春節后，我在村里，夜里躺在床上，蓋著棉被，電腦放在腿上，開始寫《王能好》。疫情發生，被隔離在村里，白天和發小打牌，去村邊的鐵路上散步。有天晚上，猶如神助，一口氣寫了兩千多字，雖然在第二稿時大失所望，但那種多年沒有的感覺，又回來了。

2021年，春天，在魯迅文學院學習，住在616房間。三個月里，寫《沈穎與陳子凱》。作為一次新的嘗試，進展困難，每天幾百字。寫完一天的定量，去同學的房間喝茶談天，有時也念一下自己在寫的東西。這樣的集體生活對于我這種散漫的人來說，十多年沒有體會了。

2020年完成《王能好》后，我寫完兩個小長篇。《沈穎與陳子凱》立足于女性的感情生活。《土廣寸木》偏非虛構，以一年12個月為記，通過一對母子的視角，描繪一座村莊的日常生活。在這兩本小集的間隙，我又寫了十余個短篇小說，重回到“我”，描繪過往生活中那些友人的身影。這種筆耕不輟的創作其實包含著風險，一來，我的確正處在35歲左右的所謂盛年，同時也不能忽略其為生計考量下不斷去寫的因素。很多時候，這樣的寫作不夠嚴謹，缺乏停頓，盡管每一篇小說都試圖寫好，但從產出上，寫作也容易步入窠臼。可以預見，這會是此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在寫作上的一種形態和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