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需要厘清文學中對自然描寫的歷史邏輯，首要的問題可能就在于作家和批評家必須搞清楚自身所處的歷史現場是什么，以及面對復雜而巨大的人類生存悖論，我們應該站在什么樣的價值立場來書寫自然。

每天清晨，我行走在自己居住的丘陵湖泊地帶，常常順著美國作家梭羅的思路去思考自己對自然的理解，得出的答案和梭羅的理論有所差異。顯然，我們所處的時代和梭羅所處的時代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也就是說，當工業文明剛剛侵襲自然生物形態的時候，但凡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都會以一個反抗者的姿態，以生動的文學筆觸去描寫并謳歌大自然的美麗，去抨擊破壞自然的行為，這是沒有錯的，同時它已經成為自然文學與文學自然書寫的優秀傳統。

然而，當我發現自己每天都走在一個“四疊紀”的自然景物之中時，頓悟出了我們所處的文化語境，已經完全不是前工業文明時代那種簡單的歷史反抗邏輯所能夠解釋的復雜語境了。所謂“四疊紀”，就是“原始自然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四種文明形態并置于一種時空的文化格局。不敢說這種“四疊紀”的文明形態已經覆蓋全球，但相信大多數國家都疊印著廣袤的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

是的，這里有著原始植被的樹林和濕地，彰顯出梭羅所追求的那種自然形態的雜亂之美；這里有著農耕文明的痕跡，菜畦和農田里生長著郁郁蔥蔥的農作物；這里有工業文明遺留下來的舊式廠房，仍然生產著市場需求的工業產品；這里還有無聲無息的后工業文明的操作車間，生產的是電子產品，周遭有著看似美麗的樹木和綠色植被，但電子輻射可能拒絕了飛禽作為“闖入者”的簽證。作為生態保護主義者，我們必須站在以自然為中心的立場，來表達我們的深切關注。

由此，我牽出的話題，其實就是自然描寫的價值觀問題——是用“以自然為中心”還是用“以人類為中心”的理念進行文學創作和批評，這是一切人文學科學者，包括作家在內，必須思考的哲學命題，這也是當今人類生存悖論的焦點問題，當然也就成為作家描寫自然時不可回避的核心問題。

三十年前，我明確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對“自然中心主義”提出疑問，認為只有人類才能改變自然和保護自然，世界上一切物種都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人類是有思想的動物。面對后工業文明的漫漶，我在人類面臨的巨大生存悖論面前開始動搖，便寄希望在“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之間建構一種辯證的價值體系。

無疑，當今世界在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狂風暴雨般的滌蕩中，不僅讓原始的自然生態文明遭受到了嚴重的摧毀，而且連延綿幾千年的傳統農業文明形態也遭到了破壞。但是，人類文明的進程又不得不付出這種血的代價，這就是歷史的邏輯。當然，這并不是簡單用達爾文主義就可以解釋的世界難題，目前的問題是人類如何把這種破壞降到最低值，達到人與自然基本和諧共處的狀態。于是，在林林總總的人與自然沖突中，我們的作家作出什么樣的價值判斷，就決定了他的寫作高度、廣度和深度。

為什么人們都十分青睞回歸自然的作家作品呢？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方面，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帶來的巨大生活壓力，讓人成為卓別林“摩登時代”影像中的機器人，人在機械的動態中生存，但他們渴望回到靜態的生存環境中去。原始自然那種靜止的風景便成為人們的精神棲居地，即便是慢節奏的農耕文明生活方式，也比快節奏的工業文明舒適、愜意得多，因為它能夠舒緩人的心境，慢和平靜始終是人類的精神止痛膏；另一方面，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對自然風景和農耕風景的破壞，表現在精神領域，是對傳統審美意識的一次解構，從根本上顛覆了人類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無意識是人類對自然和土地的敬畏與崇拜，已然成為一種共同信仰。于是，對自然深情的眷戀成為后工業文明時代晚宴上的一道審美大餐，也是作家取之不盡的創作富礦。

有許多人把自然書寫與生態文學相提并論。當然，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但是，兩者之間不能畫等號。生態文學是要改變環境，改造自然，而在梭羅那里，卻是要求人“返歸自然”，回到原始的生存方式之中。所以，他做了一個令世界震驚的兩年離群獨居的人文實驗，這才有了瓦爾登湖和湖邊那間小屋的輝煌與燦爛。是的，這是文學描寫的“北極圈”，那種久違了的原始自然風景，觸動了人們在工業文明壓迫下的情感釋放，使他們從中得到了“回歸大自然”的身心愉悅，甚至讓“中國的梭羅”葦岸如醉如癡地放棄了詩歌創作，像梭羅那樣走向大地和原野，踽踽獨行地去思考人生的哲理，“大地上的事情”就是回到一個“有機”的原始自然狀態，就像葦岸自己所說的：“有一天人類將回顧他在大地上生存失敗的開端，他將發現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驅，一個名叫托馬斯·紐科門的英格蘭人，嘗試為這個世界發明第一臺原始蒸汽機。”

多少年來，梭羅的描寫打動了世界上無數的讀者，我們在感性世界的層面折服于這樣的自然抒寫：“我們常常忘掉，太陽照在我們耕作過的田地和照在草原與森林上一樣，是不分軒輊的。它們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線，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圖畫中的一部分。在它看來，大地都給耕作得像花園一樣。”作為一個梭羅的忠實讀者，我總是像英國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欣賞風景畫杰作那樣，仔細地品味梭羅對自然的描寫，當然也包含著對農耕文明的禮贊。

這里需要注釋一下的是，作為一個從事鄉土文學研究超過50年的學人，我發現了一個可能不易覺察的問題：對于反抗工業文明的侵襲，梭羅和葦岸站在同一價值起跑線上，以至于讓許許多多作家都在跟跑。

然而，在理性層面可以說，每一個生存在這個星球上的人，誰也無法拒絕現代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幸福，當我看到一個自然探險家來到非洲腹地中那個從不與外界接觸的原始部落里，將打火機遞到原始人手里的那一刻，一個鉆木取火的時代即將結束，這不僅讓原始人感到興奮，我也在亢奮中找到了一個新的答案：我們不能一邊享受著現代物質文明給予的恩惠，一邊又忽視它的歷史進步。如果像美國作家霍桑說的那樣，梭羅“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謀生之道，趨向于在文明人中過一種不為生計做任何有規則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時空永遠凝聚定格在原始的自然生存狀態，抑或農耕文明那種繁重而恬靜、貧窮而枯燥的生存狀態，我想，這些經歷過現代文明給予豐富物質與精神饋贈的人，誰能舍棄他所處的人文環境，而走向原始的自然美景呢？大量的農村人口遷徙就足以說明一切。

梭羅說：“文明居住的這個充滿著新奇的世界與其說是與人便利，不如說是令人嘆絕，它的動人之處遠多于實用之處；人們應當欣賞它，贊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原始文明能夠給人帶來便利嗎？盡管梭羅可以用農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去解決生計問題，但是他不能再用刀耕火種的生活方式生存，他還是要借助現代文明的手段來維持部分農耕收獲，許多生活用品還是要去鎮上購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無法回到原始自然，就像原始部落里的人群，只要見到現代文明的光，就不會放棄通往幸福之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只能通過文學作品的想象“返歸自然”，亦如弗洛伊德的“白日夢”之說，以此滿足人性的需求，這也是哲學家和科學家所不能企及的。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說：“我在我內心發現，我有一種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說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還有一種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生生活的本領。”正是他工作過的莊園主人和精神導師愛默生把他送進了對原始自然環境的追求之中，從此，瓦爾登湖就成為一種自然和精神的象征。愛默生在1862年5月9日寫就的《梭羅小傳》中說：“梭羅先生以全部的熱愛將他的天賦獻給了故鄉的田野、山脈和河流，他讓所有識字的美國人和海外的人了解它們，對它們感興趣。”是的，兩個世紀過去了，當一次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而來，人們都會想起這個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

但是，我們能否用梭羅的行為去反抗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帶來的人類生存的悖論呢？

顯然，原始自然的美麗風景線逐漸消逝，給人類帶來的心靈創痛是無法彌補的。同樣，農耕文明的風景線——麥浪滾滾和金黃的稻菽千重浪，以及那漫山遍野的紅高粱，已經成為人類難以抹去的歷史集體記憶，它早已通過文學描寫的傳導，植入了民族的靈魂。對鄉土文學中的風景記憶，成為各國作家，尤其是中國作家的集體無意識。而這樣的風景越是稀缺，就越會引起作家的眷戀，這種眷戀成為作家對“第二自然”的一種膜拜。這種現象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國度尤甚，乃至于我們的文學創作久久沉湎于固化了的審美鄉土語境不能自拔，不能走出傳統美學的泥淖。

然而，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譴責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在追名逐利、唯利是圖趨勢下對大自然的摧毀時，不能也無法讓現代文明的科技腳步停下來，關鍵問題就是如何在營造兩者和諧共處的文化氛圍中建構一個更加合理的體系。所以，作家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文化悖論給文學創作的價值理念帶來的眩惑，以及它們背后的一些深層理念產生出的新觀念認知。當然，作家有自己的藝術風格選擇，但新的認知是必需的。

反轉鏡頭，當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認知“人類中心主義”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許多人走入了人與自然的認知盲區，這就是“人定勝天”的理念讓我們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與恐懼之心，尤其是現代文明的傲慢，讓人類文明偏航，以為智能機器可以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包括對自然的征服，這同樣是一種無知。

我們是誰？我們走向哪里？這是作家書寫自然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作者：丁帆，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