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電子檢索文獻極方便，但我還是喜歡讀書，因原始讀書有閱讀快感，原先記憶中存了的問題，讀書過程中遇到了，發生聯想，再去檢索，然后解決。電子檢索的先決條件是你得先產生觀念或將相關問題濃縮成語詞，但有趣的文史問題，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沒有直接關系，一望而知則無研究必要，如何建立這個關系才見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產生的問題是不是有研究價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為一個智力問題。直接的問題易于使用電子檢索，知識性的問題最適合機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術工作，而原始閱讀仿佛藝術活動。

文史工作還是原始閱讀為上，早年記憶優先，電子檢索靠后，通過機器產生的發現樂趣，對記憶和聯想力的要求相對較低。敦煌卷子發現后，王國維他們因為有早年深厚的知識基礎，一看就能與過去的記憶建立關系，很快就有新的發現。陳寅恪總結王國維治學方法的“二重證據”經驗，就是早年記憶的舊知識和新出史料會面。

近年中國文史研究中，輯佚工作的收獲很多，中國現代文學尤甚，但我們都知道，其中的許多工作是通過機器來的，不是讀書多見識廣的結果。文史研究，畢竟是智力活動，過去文人學者，多有呈才炫博毛病，陳寅恪、錢鍾書也不例外，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這個過程中展現的智力樂趣，文史知識要瞬間聯想和脫口而出才有意思，翻手機最便捷，也能解決問題，但無趣味。

文史工作和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有區別，它一定要有“閑”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過分直接，易索然無味。習見知識，機器時代，實在無必要再說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實，但求“趣”，也是題中應有之意，梁啟超、胡適他們總強調學術研究的趣味，就是這個意思。

網絡時代，機器瞬間能找到的史料，嚴格說就不是史料，是現成知識，現成知識只能是解決新問題的輔助史料，其間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術，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學者的趣味，文史研究應當考據優先，詮釋靠后，考據的生命力長久，詮釋則見仁見智。史料新舊雖是個相對問題，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問題前提下才產生，能開新局面的學者多是直接閱讀文獻，在閱讀過程中遇到了難點，再去尋求機器解決。

人們會有這樣的感覺，有些學者，總能長篇大論，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那些長篇大論和高頭講章，總是要在別人已見史料或者原創結果上的延伸，如果別人不開這條路，他們便不知世上還有這條途徑，他們只會順著講，或反著講，而不能從頭講，不能破題。不能開新領域，自然也就談不到原創力。陳寅恪研究《再生緣》，結論對錯不重要，但他能發現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這就是真正的學術工作，如果沒有他的工作，后來關于陳端生和《再生緣》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會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會有，《柳如是別傳》也是同樣的情況，他愿意把精力放在這方面，這就是遠大的眼光，他是個盲人，還能做這樣的研究，可見早年記憶和聯想力是如何的發達。近年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寶卷研究很熱，但這個工作的第一功要記在鄭振鐸頭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寶卷的復雜性及豐富性，后來的研究，嚴格說都是在他的基礎上才有的?，F在寫本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這是機器時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為凡印本在邏輯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無論是雕版印刷、珂羅版、石印或現代印刷，而寫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況下少量鈔本例外），印本最適合機器時代的檢索，而寫本（正式鈔本或民間鈔本）在未經研究者重視前，不可能使用機器檢索，所以寫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須最早發現原鈔本，進入圖書館和收藏機構的鈔本邏輯上均有記錄，有記錄的東西對機器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則在發現，特別是散落在民間的鈔本，如古代戲曲、古代小說、寶卷、雜字、蒙書、契約及其他民間文書等等，如果研究者能將眼光投向這些未經注意的東西，才會產生知識增量，才是有意義的學術積累。

機器時代，靠檢索輯佚，不能說沒有價值，但它讓傳統文史研究的趣味大為減少，這也是個問題，所以我一向的認識是頂級作家才輯佚，普通作家多數沒有必要專門輯佚，應當取“大年三十逮個兔子”的態度，閱讀過程中遇到了，隨手解決就好，不必專門刻意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