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孟武（1929-不詳），江蘇蘇州人。曾長期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編輯。

近日，筆者因偶然的機緣獲睹五封程應镠先生致顧孟武先生親筆信札，皆虞云國教授《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簡稱“《事輯》”）所未及者。程先生是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創始人，筆者對先生為人為學，素所欽慕，對這五封信札略作疏證、予以刊布，以饗同好。

程應镠先生

程先生是文史大家，一生歷經坎坷，只留下了《南北朝史話》《范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三部史學專著。其中1986年10月出版的《范仲淹新傳》、1991年8月出版的《司馬光新傳》二書責任編輯皆為顧孟武先生。這批信札主要涉及《范仲淹新傳》寫作，對另外二書也有涉及，并及個人交誼。

1982年4月，程先生因鼻咽癌住院，當年11月才結束養病、恢復工作。（《事輯》第433、446頁）9月23日，先生在致顧信中寫道：

孟武同志，手書奉悉。宋史研究會已定下月廿一日至廿六日在鄭州舉行年會，通知不久即可發出。我因每天須服藥十次以上（煎藥，楓斗，西洋參），不能去了。大作極好。《赤壁之戰辨》我沒有看過，從你的文章所敘引看來，真是有點荒唐的。專頌

編安

程應镠 九.廿三

1982年10月在鄭州舉行的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二屆年會，先生因病未能參加。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報·史學》刊載了尹韻公《赤壁之戰辨》一文，引起了一些商榷，顧孟武先生也寫了一篇質疑文章，這就是后來發表在《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九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的《赤壁小戰說質疑》。當時顧先生應是將論稿給程先生看過，所以程先生在病中有此回信。

1983年3月8日，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同志：

去北京開了五天會，第六天發個寒熱，耳朵就聾了。提前于四日飛返上海，五日去醫院，說是中耳炎（急性），打了三天青霉素。今天復診，還是要打針。昨天你來時，我正在睡，未得一晤，至悵悵也。病中屢承存問，亦所心感。《范傳》擬先作平生事跡著作編年，已作到慶歷四年，還差八年未作，過兩天將繼續作下去。估計七月可動手寫傳，國慶前可寫完。做編年的工作量較大，七九年開始，時斷時續。這回集中工作了五個月，后三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都在六小時以上。算來大約也有三年了。

給伯涵同志一箋，請轉交。

耑頌編安。

弟程應镠 三.八

信末提及的“伯涵同志”應是指當時亦任職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劉伯涵先生。是年2月24日，程先生赴京參加由教育部召開的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規劃會議，“兼為即將成立的古籍研究所爭取設置古典文獻專業而多方努力”。會議期間，因洗澡受涼，突發寒熱，遂于3月4日乘飛機匆匆返滬。（《事輯》，第454、455頁）但先生的努力并沒有白費，當年，上海師范學院（上海師范大學前身）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并開始招收古典文獻學專業本科生。

先生此次患急性中耳炎，致使聽力受損，身體受到影響，但此時仍掛心于《范仲淹新傳》的寫作。先生作此傳，是從摘抄資料、纂輯傳記長編開始的，在長編的基礎上再正式寫作傳記并編纂事跡著作編年，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范仲淹新傳》正文及附錄《范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先生搜集有關資料始于何時？此信言1979年，而《范仲淹新傳·自序》（以下簡稱“《自序》”）中言1980年，未知孰是？《事輯》據《自序》所言系于1980年。大約1982年10月，先生在樓鑰《范文正公年譜》的基礎上開始纂輯傳記長編，至此信寫作時，已完成絕大部分，只剩最后八年。先生在信中表示“過兩天將繼續作下去。估計七月可動手寫傳，國慶前可寫完”，可能身體實在支撐不住了，所以在27日給友人王勉的信中說到：“這使我了解，為什么醫生要我休息一年！這些日子什么也不作，完全休息。”（《事輯》，第455頁）但身體稍一好轉，他又開始繼續工作了，4月12日在給王名衡的信中，他表示：“近準備寫范仲淹傳，已作生平事跡著作編年長編，本月內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動筆寫。”（《事輯》，第459頁）實際上，正式動筆已是當年秋天。到了“寒假多暇，上午沒有人來，往往能成二三千字。”（《自序》，第1頁）

不過，從容的日子總是不多的，寫作時斷時續。1984年3月22日，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同志：

兩信都收到。掛號件迄未來，這里管郵件的同志又不在家，日內當可收到。當遵囑為檢核。

福建人民出版社已來過信，表示愿意出版《宋代思想史資料匯編》，第一輯希望我們國慶前交稿。此書分量很大，第一輯收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朝須兩輯，愈后愈多。初輯進度遠遠超過我的估計，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我目前正審閱《歷史詞典》中魏晉南北朝及宋遼夏金條目釋文。一月后又要看《大詞典·宋史卷》的清樣，朱瑞熙、王曾瑜都要來。《范傳》還是去年暑中寫了五萬多字，秋后即為所中及過去承擔下來的工作所擾。續寫恐須待夏秋了。十分抱歉！

《論叢》我只有發表過我的舊作關于《尉繚子》的那一本。刊載大作的，希望能一讀。

《宋史研究通訊》印好了快十天，忘了叫辦事的同志寄給你，已囑今后都寄送。匆匆問好。

弟程應镠

三月二十二日

早在1980年，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就確定了以整理宋代史籍為中心，以宋代思想史為研究重點的發展方向。（《事輯》，第539頁）1983年2月18日，《文匯報》刊載了一則消息，題為《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采取五項措施廣招賢才加快古籍整理進度》，介紹了上海師院古籍整理研究室所承擔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古籍的整理工作及其進度，并提出了“招聘待業人員”等五條措施吸收社會人員，加快古籍整理工作的步伐。當時已聘請了二十三位專業人才，消息還提到“他們還擬聘請幾十位社會上專業人才，著重進行唐詩、宋詞和唐宋思想文化史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1983年9月上旬，在古籍所成立大會上，程先生發表講話，又著重提到了宋代思想史資料的輯錄匯編工作。后來因經費原因，資料集未能正式出版。（《事輯》，第462頁、474頁）從此信可看出，當時已做了大量工作且進度很快。程先生所言“十之九利用所外力量”亦是實情。此外，程先生當時還承擔著《中國歷史大辭典》部分條目釋文和清樣的審讀工作，據王曾瑜先生回憶，程先生對《宋史卷》的每條釋文都進行了仔細審讀。（《事輯》，第428頁）這些工作無疑耗費了他巨大精力，對《范仲淹新傳》遲遲不能交稿也只能表示“十分抱歉”了。

這年夏天，他又開始斷斷續續地寫。直到1985年7月20日才全部寫完，又花了10天時間做《范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當時已是7月末，先生想起了1938年的那一天，他從南昌動身奔赴昆明西南聯大。（《自序》，第2頁）四十七年彈指一揮間，看盡人世變幻、歷經坎坷的先生，此時心中大概有無限蒼涼之感吧。

信尾提到《論叢》和《宋史研究通訊》，從此亦可窺程、顧二先生之間不只是作者與編輯的合作關系，他們還有著個人的學術交誼。《論叢》指的是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籍論叢》，上面刊載了程先生《關于尉繚和〈尉繚子〉》一文。而先生向顧先生索閱的應該同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史論叢》，在該刊1983年出版的第七輯上刊載有顧先生《〈后出師表〉一誤辨證》一文。

1985年12月，程先生赴京參加燕京大學同學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的聚會，16日乘飛機返滬。19日致信顧先生云：

孟武同志：

十六日返滬，即忙于上課。昨日奉手書，知《范傳》已發稿，很高興，希望明年能和讀者見面。北圖宋本《范集》，亦已讬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圖聯系，估計必可速為攝寄也。北京故舊議論和我們差不多。謀及子孫，決不能繼續下去的。月歷極精美，感謝感謝。專覆，敬頌

冬祺。

弟 流金 十九日

年會中心為有關王安石的問題，地點在撫州。我的論文為《〈明妃曲〉書后》。

得知《范仲淹新傳》發稿，先生很高興，第二年10月，《新傳》正式出版。信末提及的年會似為1986年在江西撫州舉行的“紀念王安石逝世900周年學術討論會”，先生提及的論文《〈明妃曲〉書后》即后來發表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的《書王荊公〈明妃曲〉后》，在論文末尾先生自記道：“一九八五年十月初稿，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改成。”

1986年10月《范仲淹新傳》出版，受到各方好評。1987年5月10日（據信封郵戳5月12日推定），程先生致顧信云：

孟武兄，手書奉悉，在繁重工作中還能作學術研究，至可喜也。《司馬光傳》已寫了十一余萬字，因臨時要作王國維論史學的論文，擱置已兩周，可能要到下月才能續寫。《范傳》評介文學，這里《學報》有一篇，質量頗高。《通訊》也有一篇，是北京近代史所沈自敏寫的，今日已寄還給他，請他改一些連我也不認得的草字。日本有一篇，下月可刊出。有個學生（程兆奇）也寫了一篇在港報發表。書出后，周一良、鄧廣民（按：“民”應為“銘”）都有信來，頗為贊賞，以為材料確實，不獨文筆見長也。《史話》出版后，《人民》《光明》的評論都是北京出版社組織的，這回，卻十之九是我的學生。

耑復，順頌，編好。

流金 十日

《范仲淹新傳》出版后，1986年11月，先生即開始了《司馬光新傳》的寫作。此書的寫作推進很快，作信時已寫了十一萬多字，至當年9月7日正文即撰寫完畢，開始撰寫《司馬光事跡著作編年簡錄》。（《事輯》，第549、572頁）

信中提及的“《范傳》評介文學”，“《學報》有一篇”指的是后來發表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的朱圃《〈范仲淹新傳〉：歷史人物研究的佳作》一文。《通訊》上沈自敏的文章是指后來發表在《宋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3期上署名林寧的《“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范仲淹新傳〉讀后》一文，是年10月29日沈自敏在致先生信中曾提及此文：“日前鄧恭三先生的博士生包偉民君來訪，并帶來了那篇《芳草無情》，說：‘這才知道林寧是你’。”（《事輯》，第574頁）實際上朱、沈這兩篇文章當時都還未正式發表出來。發表在日本以及程兆奇發表在香港的文章，筆者暫未能查考到。先生提及周一良、鄧廣銘對《范仲淹新傳》的贊賞，周一良的評論今日尚可見，抄錄如下：

尊著深入淺出，無一事無依據，而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尤其穿插大量詩句，而敘友朋關系，烘托傳主，更覺形象豐滿。書中論到縣專人選及辦學等條，今日讀之，也大有現實意義。（《事輯》，第560頁）

先生的《南北朝史話》出版后，《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曾組織了一些評論文章。而此次《范仲淹新傳》的評介者，朱圃、程兆奇等大都是先生的學生。信中提及的關于王國維論史學的論文，未見發表，其詳情不得而知。

這批書信的寫作時間，貫穿了程先生在學術舞臺上最燦爛的歲月，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時光。在這批書信中最后一封寫完沒過多久，程先生即因“文革”舊傷纏綿病榻，直至去世。他用自己的筆將范仲淹、司馬光的人格精神留在了天壤之間，他自己也將永遠閃耀在學術星空之中。

附記：這批信札為廣州青年信札愛好者何效飛珍藏，蒙何先生慨允刊布，在此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