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骨子里，有著根深蒂固的書齋情結。書齋本意是幽靜雅趣所在，而書生本色則貴有書卷氣，精神世界極豐富，即便帝王貴胄亦是如此。所以陋室也好，華屋也罷，首在講究，以物言志。格調不乏，自然“信是閑中好，相忘古話長”。一角一隅，無拘內外，一器一物，慰己心腸。

古人對書齋陳設論述亦諸多，如文震亨《長物志》、李漁《閑情偶寄》、高濂《遵生八箋》、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陳繼儒《小窗幽記》等，當中明窗幾凈，朝夕清風，清供珍玩，愈古彌珍，確實令人神馳，出世與入世，皆仿佛間。李商隱詩云“故山歸夢喜，先入讀書堂”，也可管中窺豹。

此外，書齋是最見主人心性的。俗雅之別，一目了然。周作人就曾說過“自己的書齋不可給人家看見，因為這是危險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所以，清雅之人“談笑有鴻儒，往來不白丁”，其書齋所藏，自更應別具手眼，此既可明心見性，亦不落俗套。

書齋陳設之物，囊括古琴、銅爐、印章、明清家具、地毯、折扇、賞石、筆筒、瓷器、書畫、古籍碑帖等，門類繁多，俱清雅怡情之物。倘若器具有式，位置有定，則客至共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琴音繞耳。或真有不讓袁枚“小倉山房”、張大千“大風堂”、王冕“梅花屋”等名齋之自得。

【文房四寶】

筆墨紙硯，銘心之品

文房四寶，即筆墨紙硯，所謂“名硯清水，古墨新發，慣用之筆，陳舊之紙”，此四種功能各具的“清供”共同構成了文人筆耕丹青的必要條件，亦成為書齋中不可或缺的陳設雅玩。又古語有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而其性能佳善者，如“湖筆、徽墨、宣紙、端硯”最為文士所鐘。

其中，“湖筆”譽為“筆中之冠”，產于浙江湖州，其行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著。元代書壇領袖楊維楨曾作《畫沙錐贈陸穎貴筆師序》，言及“吳興陸生某有才學而隱于筆工。……而制之精者標其號曰‘畫沙錐’。尖圓遒勁健，可與古韋昶爭絕。余用筆喜勁，故多用之。稱吾心手，吾書亦因之而進。”即是贊譽“湖筆”之中的名品“畫沙錐”為古法制筆，對其書甚有助益。

“徽墨”因落紙如漆，色澤黑潤，萬載存真，可謂倍受青睞。如宋時張遇以制“供御墨”聞名于世，“墨仙”潘谷所制“松丸”“狻猊”，其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則有“墨中神品”美名。蘇軾亦曾詩云“一如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懷思潘谷。

而以“宣紙”題詩作畫，墨韻清晰，骨氣兼蓄，亦得神采飛揚。古人曾贊其質“輕似蟬翼白如雪，抖似細綢不聞聲”。宣紙最早著錄于唐代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中，而故宮博物院藏《游春圖》和《五牛圖》，其托紙亦是宣紙。另有“宣紙”中的名品“薛濤箋”，歌詠不絕，惜今人已難得見其真容。當然，諸如“左伯紙”“謝公箋”“澄心堂紙”等，文人亦是遍處搜訪，期有所得。北宋蔡襄即曾有《澄心堂紙帖》委托他人代為制作或搜訪“澄心堂紙”，可見講究。

《文房四譜》中“以硯為首”，知其之厚重。硯傳千載，古往今來好硯者不乏，如歐陽修、紀昀、蘇軾、沈石友等，皆一時文豪，撰文著述，輯之成譜者亦多。如宋代如歐陽修之《硯譜》、米芾之《硯史》乃至清代紀曉嵐之《閱微草堂硯譜》、吳蘭修之《端溪硯史》以及沈石友之《沈氏硯林》，均是硯學專述。另有“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為康熙皇帝銘硯的佳句，乾隆皇帝舉一國之力欽命編纂之《西清硯譜》，則堪稱群譜之冠。此皆可見硯臺為“讀書人”幾案不可或缺之物。

【文房器玩】

雅人深致，陶性抒懷

除文房四寶外，如筆洗、墨床、筆架、臂擱、硯屏、筆筒、鎮尺等，這些文房小件，亦是書齋清雅典范。以筆架為例，又稱“筆格”或“筆山”，其之美在于型，也勝于材，尤是奇山型筆架，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水晶山形筆架”置于桌案前，文人哲思之時，即可飽覽嶙峋走勢，通感山川之氣脈。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青玉三鵝筆架”雕琢“三鵝”及谷穗、花枝等，則寓意潔身自好、歲美年豐，亦契合書齋氣質。文人書案上，臂擱亦為常見之物，材質多為竹木、象牙、瓷陶等，其上亦多篆刻文人畫，富有書卷氣。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墨彩竹節式臂擱”，繪竹葉圖，畫旁又題“瑯玕枝半疏”五言詩句，畫筆疏簡，形制逼真，甚有特色。亦或同樣故宮藏“竹雕菊花臂擱”，畫面以菊花為主體，據守半邊，構圖奇峭，又輔以竹葉，亦契合“君子”所求，含義雋永。另有“筆掭”造型多樣，精雅別致，也極盡巧思，彰顯著書齋主人的品位與格調。其余文房小件，同樣都各司其職，既實用又能摩挲賞玩，乃趣味橫生。

乾隆皇帝雖龍御天下，稱“十全老人”，然仍以讀書人自居，其更曾親自參與部分文房樣式的設計。乾隆元年《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里即有載“御筆畫得水盛、鎮紙、筆山、墨床紙樣，奉旨：照樣做合牌樣呈覽,準時俱做掐絲琺瑯……”此外，內廷還發樣交由地方造辦處制作，如“文竹盤二件，內盛文竹筆筒、墨床、鎮紙、水盛、硯盒隨綠石硯……交江寧織造寅著照樣成作，文竹筆山二件，又筆山發往杭州，交寅保照樣配做筆山二件，其盤內糊雪花錦墊。”由此可見，但凡雅人深致者，以文房器玩相伴，可陶性，可舒懷。

事實上，世代詩禮簪纓門第，即是尋常生活物件，亦極為講究，更況乎書齋“言志之物”。蓋因其審美旨趣與精神潔癖，獨與時俗異也。如曹雪芹《紅樓夢》中，關于器物的描寫，“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龍獻壽’的小茶盤，里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鐘，捧與賈母。”即頗足玩味。

【金石篆刻】

方寸乾坤，銘志寄情

評介文人，多言其“詩書畫印”俱通，其中印章雖是文房小樣，卻是小器大雅，方寸之內見乾坤，尤是邊款、印文等，可銘志，可寄情。如《歷代印學論文選》中，趙之謙“鉅鹿魏氏”邊款中，即有言：“古印有筆尤有墨，今人但有刀與石。此意非我無人傳，此理舍君誰可言。”賦之篆刻“以刀作筆”及“筆墨意趣”獨到見解。林則徐自用印“歷官十三省統兵四十萬侯官林則徐少穆書畫印”窺一生經歷，“道義光明，秉彝之性。常念在茲，所志堅定”則一表心志。而弘一法師曾刻有一方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師”，此則可窺其書風曾受碑學熏陶。故而，文人總樂以“篆刻”為逸事，或表心跡，或闡觀點，或自我勉勵等，金石嗜好也蔚然成風久矣。

另有明人沈野，其《印談》載：“不著聲色，寂然淵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禪理者也；形若飛動，色若照耀，忽龍忽蛇，望之可掬，即之無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嘗之無味，至味出焉，聽之無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詩者也。”其所述亦是“古印有詩，且有禪理，第心獨知之，口不能言。”此說當不啻“畫中有詩”之論。

【書齋賞石】

足不出戶，坐看山水

書齋中的“清供”，賞石自是不可或缺，如吳文仲《十面靈璧圖》卷首明代文人邢侗、黃汝亨題寫的“巖壑奇姿”及“五岳片云”所言，即可作賞石文化的最佳注腳。

其或如高聳峭障，或似陡懸墜石，或呈伏地獨石，可謂形態各異，得自然萬千造化。將之配上座架，置于案頭，其所化跡的“自然世界”，遂成為文人所求而不得的“桃花源”“小洞天”。此間足不出戶，坐看山水的“冥思禪想”與“釋儒道”所推崇的“天人合一”，亦甚是契合，故素為文人所珍，偶有所得，也喜不自勝。《太湖石記》曾載：“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覶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其義也是文人以賞石為“精神天地”的投影。

古往今來，文人與賞石，逸事亦不乏。如陶淵明有“醉石”，石上坳痕，稱“陶公枕痕”；蘇軾有“雪浪石”，名其室曰“雪浪齋云”；米元章有“研山”，制《研山銘》流傳于今；米萬鐘有“非非石”，而后《十面靈璧》謂之藝林奇觀……此皆以賞石所蘊“凜凜瘦骨，潺潺蒼根”，自勉也。

【太古遺音】

清弦玉振，仙籟清流

古人言“琴棋書畫”，以琴為首，蓋因其清、和、淡、雅，寓之風凌傲骨，琴德最優，故有“士無故不撤琴瑟”和“左琴右書”之說。古琴弦外之音，從其別稱也可見其韻致。如以“鶴軫”代琴，或冠之“玉徽”美名，另有“桐君”“清英”“綠綺”“落霞”“虞弦”“七絲”“珠柱”等，累有二十余種，皆蘊有清弦玉振之味，作古琴雅稱。究其雅稱緣由，亦是詩情畫意，如宋陳師道《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中，詩云：“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而桐為斫琴佳材，故擬稱為“桐君”。又唐王勃《與員四等宴序》，文曰：“古今惜芳辰者，停鶴軫于風衢。懷幽契者，佇鸞觴于月徑。”則是相傳師曠鼓琴，玄鶴來舞的典故，此后亦以“鶴軫”代琴。另有《梁書文學傳.庾肩吾》，載：“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即琴徽每以玉制，乃得“玉徽”美名。

文人與琴，逸事亦不乏。如阮籍“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而嵇康彈琴，一曲廣陵散，成千古之絕唱。此皆魏晉風度。及至兩宋，朱伯原作《琴史》六卷，言琴“可包天地萬物之聲，可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興，眾樂之統也。”一時間，洛陽紙貴。而不同時期，朝堂諸名士，如范仲淹、蘇軾、歐陽修等亦俱為深諳樂律之琴家，琴風之盛，可知也。其中，范仲淹終日琴劍傍身，即是嚼薺菜也得琴音。如其《薺賦》中有言“陶家翁內，腌成碧綠青黃，措入口中，嚼生宮商角徴。”蘇軾喜琴，因家藏多張“雷琴”，又撰《家藏雷琴》“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為好”。亦寫《琴銘》，為琴曲填詞，作琴歌《醉翁吟》等，知其“玉指冰弦，未動宮商意已傳，歸去無眠，一夜余音在耳邊。”而歐陽修作《三琴記》，蓋因其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二傳為樓則琴，另則傳為雷氏琴，皆聲清暢遠。其《歐陽修集》中，更有言“吾嘗有幽憂之疾，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于孫友道滋，受宮音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體也。”可知琴音之“去物欲，簡塵事”，平心養疾也。

由此可見，文人書齋中，三兩老友，琴音神會，曲境心造，杯酒同歌，自可蘊藉“臥游之心”，返其天真，亦當足可慰人心腸，數聲清煩襟也。

【古籍碑拓】

惟有讀書，不負春光

文人好古，讀先賢書。無論津沽梁啟超之“飲冰室”、吳門文徵明之“停云館”，亦或京師紀昀之“閱微草堂”、江寧袁枚之“小倉山房”等，既出鴻儒碩士，自是書香滿齋室。又雪夜閉門，躲進小樓成一統。讀圣賢之言，閱名流著述，發思古之幽情，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冥然兀坐，萬籟有聲也。文人藏書亦蔚為壯觀，舊有藏書樓，如歸安陸氏“皕宋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寧波范氏“天一閣”以及湖州劉氏“嘉業堂”等，皆藏書萬卷，宋、元兩代精槧不乏。近則有黃侃，人謂之“書淫”，其不以為諷，詩云“十載僅收三萬卷，何年方免借書癡”。梁實秋亦有書癖，某年其因忘曬書，大飽蟲魚，為之扼腕痛惜，篆印“飽蟲樓”以自警。另有魯迅、郁達夫等，也得藏書之趣，更未嘗一日輟書。

古籍分版本，初刻、后刻、翻刻等，而碑拓亦為其中一大門類，其俗謂“黑老虎”，其色多為黑白，亦有朱白，所呈現之鮮明色彩對比，若自然之陰陽、虛實、開合，奧妙無窮盡。舊時文人足跡遍殆荒山古野，每得一碑，親為拭洗，椎拓精致，亦或諸館肆中，博求遠購，但有善本，必傾所有，收入篋中。如《王右軍辭世帖舊拓》唐宋官帖均未見，是必單行私家秘本，楷法精嚴，剛勁鐵骨，自是難得珍本。亦或者宋拓定武蘭亭，捶刻精工，又傳為歐陽詢摹勒，宋代時期即以“定武本”自雄，文人亦以題跋“定武本”相夸。故書齋中，架上古籍碑拓，展讀之，則是神交古人，紙墨相發之“精神世界”，其思古之深情，一發而不可止也。

古人講究，書齋“清供”，必是長物。而長物者，如明人宋詡于《宋氏家規部》中所言，為“凡天地間奇物隨時地所產，神秀所鐘，或古有而今無，或今有而古無，不能盡知見之也”，其富有精巧雅趣，或大或小，或巧或拙。文人所嗜好者，蓋因對于玩物過程的“優雅與閑適”，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因而，書齋文化，看似追逐舊文人的余影，然往往意味著高級審美，有著“吟風弄月”的精到、爛漫之處。“文房清供”流傳至今，今人得之，或承其法，溯其源，融其樂，可漸趨其志。人能好古，愈久彌珍，而古物也盡其所用，玩物尚志，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