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路遙一樣，加繆從小也“生活在赤裸裸的匱乏中”，卻貢獻了藝術的優美。他們一致的地方是，當步入成人世界時，他們“不想耍滑鉆營”，而是以“野性而熱切的才智”，去探索“生活中一切美好而神秘的東西”。

加繆出生在阿爾及爾海邊的一個法國移民家庭，父親早亡，母親懦弱，一家寄居在同樣貧窮而脾氣暴躁的外祖母家。那里，“一個三十歲的工人就已打完他所有的牌，等待死亡”。

加繆之所以能夠跨越貧窮與愚昧的鴻溝，受惠于一座感人的橋梁——教育和老師。老師的愛是世間最無私的愛，它代表上蒼的慧眼，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發現早慧的孩子，都會降下甘霖的。小學老師路易·熱爾曼堅定地改變了加繆的命運，說服家人要他升入中學而非當學徒。中學老師熱·格勒尼埃更是以地中海文化的陽光氣質開啟了加繆的心靈：“我們應當有這樣一位老師，他出生在他鄉，卻也深受著陽光和身體的光澤，他用無法模仿的語言對我們說這些景象是美的，但是它們即將消逝，因此我們要更加熱愛它們。”

教育對學生的真正影響應該是持續、開放和幸福的，加繆亦受惠其中：“我從不曾忘記那本美妙的書，這是第一本同我談起我所熟悉的事情的書：一位母親，貧窮，美麗的天空。像往常那樣，我通宵讀完了它。天亮時，我產生了一種嶄新的奇特的自由感，在陌生的土地上，我邁開猶豫的腳步。我剛懂得書本不僅是讓人忘卻和消遣的。”

當加繆二戰前夕回到法國本土，成為新的文化領軍人物，他帶來了地中海的文化精神，而與生俱來的困苦經歷，也賦予他不同的視角，其本質就是對照：“在那里，我們看著黑夜降臨。當夜幕逐漸籠罩群山，這片土地上的壯麗景色能使世上最冷酷無情的人動容。而我知道對于山谷那邊以粗麥餅為生活中心的人們，日子并不安寧。我還清楚在如此令人驚嘆的偉大夜晚，我們本該沉溺于甜蜜的溫和中，但我們所面對的被火光映紅了的苦難生活已剝奪了我們欣賞這美麗世界的權利。”

這種觀照滲透在加繆的思考中，也成為他與薩特等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產生矛盾和齟齬的重要原因：“今天想以無產階級的名義說話的法國作家幾乎都出生在富裕或富有的家庭。這并不是什么缺點，也許是一種巧合。我覺得，這也無所謂好壞。我只是想向社會學家指出一種異常現象，并提出一個研究課題。過分貧窮會使人的記憶衰退，而且減弱對友誼和愛情的沖動。靠著每月在作坊打工糊口謀生的話，特里斯坦對伊瑟就沒有那么多情話可說。”

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加繆與薩特歸于存在主義作家，其實，加繆最獨特的地方在于：他既指出陰影，更相信陽光，荒誕的概念總是與正午的思想交織在一起的：“我置身于苦難與陽光之間。苦難阻止我把陽光下和歷史中的一切都想象為美好的，而陽光使我懂得歷史并非一切。改變生活，是的，但并不改變我視為神明的世界。”這樣的信念貫穿在《反與正》《局外人》《西西弗神話》《鼠疫》《反抗者》等重要作品中，奠定了加繆的文學個性。

加繆曾寫下他最心愛的字眼：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這些看似矛盾的字眼，與其說適于構成小說的語境，不如說更像是詩的意象。的確，生活中的加繆更像是一位詩人。友人曾見過他半夜兩點鐘坐在路邊雪堆上苦苦思索什么是愛情，多么偶然而美麗的瞬間！ 加繆作品的真誠之處，就在于他能夠直面苦難，更在于他對待生活的詩意態度。

只有這樣的作家才是永恒的。甚至與加繆決裂的薩特，在加繆47歲因車禍去世后也感嘆：“我和他，我們鬧翻了；鬧翻，這沒什么……在這個我們生存的狹小世界上并不會失去蹤跡。我仍然會想著他，感到他的目光注視著他閱讀的書頁、報刊，我不禁自己對自己說：‘他對此會有何想法？ 他此刻會說什么？’”

詩人就是能夠守住自己詩意靈魂的人。美國作家福克納對此早有洞察，他認為：加繆是一位純粹的作家，他一生向心靈求索，而薩特則不。這是他們之間的根本區別。